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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多布杰手工艺匠人的后代我的父母是祖祖辈辈的手工艺匠人,他们是靠自己的技术和双手劳动过日子。他们也没有太多的理论知识,完全靠言传身教,跟师傅学习,实践提高。我父亲 1933 年出生,属鸡,他 13 岁就开始随在堆白勒空的爷爷学镶工技术。我父亲家里兄弟 5 人,父亲 5 岁时就没有了母亲。此后,父亲随镶工大师傅学习技艺,18 岁时结婚,25 岁时有了我。据我父亲讲,白天主要是支公差,收入有限,但是,晚上回家后点上蜡烛,做各种各样从外面揽下的私活,弥补家庭的收入。 1959 年民主改革和 1962 年中印边境战争时,父亲与许多雪巴一起为解放军运输枪弹。回来后,加入到新成立的雪铁木加工合作社,曾经担任
2、过副社长,1989 年父亲退休。父亲一生做过许多工作,现在能看到和值得骄傲的是,参加过兴建罗布林卡新宫,70 年代末参与维修大昭寺,落实政策以后重建维修甘丹寺、哲蚌寺等。令我难以忘怀的是父亲为色拉寺做了一个银制壶,非常精美,至今仍是色拉寺的宝贝之一,平时很难看到,只有宗教节日时才能看到。日本东京的一个电视台在拍我们雪的情况时,还专门拍了我父亲的技艺,对此无不称道。我是没有能继承父亲的技艺,只好请父亲为我们自己做些茶杯盖之类,留个纪念了。 我是 1957 年出生的,8 岁时,进入雪小学学习,5年后进入拉萨中学,当时没有 6 年级。1970 年 4 月 27 日,我入拉萨中学预备班,学了 4 个月
3、,当年 8 月时,学校放假。当时我的家庭情况很差,一是别人有父母双亲,而我只有父亲一人;二是我们家孩子比别人多。因此,我必须自己发奋努力,当时也没有什么可玩的,也就是在空坝上打打篮球,到学校北面的流沙河或拉萨河去钓鱼,家庭全靠父亲一个人支撑。他总对我说, “你是我们家的希望,你要努力”。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比别的同龄的孩子要早熟。那时,居委会的集体企业是拉萨年轻人非常向往的单位,虽然不需要考试,但是要想进入“酿徕” ,也是不容易的。当时许多家长都对自己的孩子讲, “学门技术,将来好过日子” 。由于得到居委会的照顾,我 13 岁时,进入了父亲管理的雪居委会的集体企业铁木加工合作社。1970 年
4、8月 18 日,我参加了工作,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次转折。我这人挺有运气的,按理说当时我在班上数学学得挺好,这不是我吹牛,我们班有许多同学都知道。我们那时学习的条件很差,又是在“文革 ”期间都在搞“阶级斗争”,老师都找不到,很大程度上靠自己学习,所以特别珍惜老师的教育。现在,那些去内地西藏中学读书的孩子,父母一年要寄多少钱,什么都要管,这怎么行,孩子们是去内地学习,只要吃饱穿暖就可以了,哪能这么娇惯,这对孩子成长没有好处。我当铁匠后,就是用白铁皮制做些东西,刚开始我连铁皮都弯不了,小啊,没力气。按现在说我算是个童工,但是那时没有这个说法。再说,一家人靠我父亲养 4 个孩子,也困难呀。那时候,拉萨市
5、的城市居民,根据每个人的工种有定粮,没工作的也有 26 斤,打铁的人有 40 斤糌粑。 那时,上学放假或工作周末就到“荡坝” 挖草皮,作为家庭生活的燃料之用。我们通常都是一大早去“荡坝” 挖草皮,晚上拉着手推车回来。那时候的孩子虽然穷,可是有责任心。虽然一天的劳动非常辛苦,但总是有乐趣和开心。我和弟弟经常去挖草皮,带点糌粑和茶。挖草皮要花上一整天的时间,好不容易才能塞满四个麻袋,之后就装在用圆钢轮子作的小推车上,连拖带拉地回家。现在这年月谁还用草皮当燃料啊。 我当工人时,工资实行记工分制,第一年我是每天3 分,每 1 分是 0.25 元,每天的工钱是 0.75 元。第二年提高了,我一天是 1
6、元。1976 年,我去内地学习前,也就1.25 元多点,当时工分最高的每天是 2.5 元。当时的工资是按每半年发一次。每次发工资前,需要借点钱买糌粑,发完工资赶紧还钱。所以没有拖欠过什么借款,我们也不欠什么债。 我们生产什么呢?主要是用铁皮制做各种生产、生活用品。例如:铁盆、铁炉、铁壶、烟筒等,另外建筑屋的铁皮顶,拉萨汽车一队的房顶就是我们每天走路往返修的,现在要让人从这到八廓街都不愿走路,还要坐三轮或“打的” 。所以人的一生啊,真是变幻无常。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不放眼世界,学习先进的东西,我们还会停滞落后。所以,改革开放带来的好处,从许许多多的变化中可以亲身体验。 那时雪生产的铁炉都出了名。要
7、想买,还必须提前预定,真是供不应求。雪合作社的老师傅老匠人,技术特别好。话说回来,当时市场也不丰富。 我家成员有 4 个弟妹,我的母亲寿命不是很长,1970 年就去世。当时我 13 岁,我是孩子中的老大,下面还有 3 个弟妹,全靠父亲养育。 1976 年 8 月中旬,居委会选拔我和另一位当时任雪居委会“铁木加工合作社” 的副社长去内地学习技术,机会从天而降,这可把我乐坏了,父亲和弟妹也替我高兴。这是我第一次出西藏。 从柳园上火车奔北京,由于我们人多,一个整车厢,都成了我们的了,火车是硬坐,开始还很兴奋,到了晚上就受不了,大家轮流睡在坐位下。火车上的乘务员大姐特别热情,一路上她都不让别的旅客上我
8、们的车厢,说被西藏人包了。 在北京,与昌都来的学员会聚,人数有 200 人。我们到北京站时是夜里,因为要转车,所以行李都搬下来了,堆在北京站的站台附近,那时唐山和北京刚地震不久,给我们带队的西藏农牧局的人帮我们办票和守行李,我和林芝米林的一个同学一起出了站口,见到外面有一个“日夜饭馆” ,心里大吃一惊,真了不得,北京有白天夜晚都开的饭馆。走到一个饭馆,连说带比划卖了份肉丸吃。回到行李旁,没见同学们,一打听,才知道, “天安门” 就在此不远,大家都去“天安门” 了,我们很可能明天离开北京。我一听,给那个林芝的同学说, “这可不行,到了北京,长城太远,去不了就算了,到了天安门,不照张相寄给家里怎么
9、行?”于是赶紧往天安门奔,我的同伴胆子比我大,我们边打听边朝天安门走去。到了天安门,唔吆吆!天安门这个大啊,走到金水桥边,见到毛主席的画像,我简直不敢相信是真的,看着身边的家伙,好像不认识,做梦吧又不像,我来回走着看,同伴又在说话。晚上回火车站睡觉,白天又到天安门参观,还拍了照片。在北京站吃了顿味美的包子,我们都心满意足。 我们去吉林学习的有 40 人,在黑龙江有两个班,主要学习牧业和制造业,在营口还有一个班学习修理。我们本来应该到营口学习修理,这符合我们急需的专业。1976年 8 月 30 日 10 点钟,我们这一班人到达吉林火车站,一下火车,学校老师来接我们,只听见“同学们” ,我一下没有
10、反应过来。原来以为到内地学习技术,是到工厂学习车床之类的技术,因为,一来当时我们有几个车床,二来居委会领导找我俩谈话时,也说要到内地主要学习车床和电工技术,将来为“铁木加工合作社 ”发展出力。听见叫 “同学们”,没有搞懂,纳闷是怎么回事。 来到吉林省公主岭的吉林省农业机械化学校,学校为我们准备好了晚餐。晚上我和同伴商量讨论。他说, “喂,这样不行,这是一个学校,我们是学技术来的,如果没有学到技术,我们将来怎么向居委会和合作社汇报,也没法工作”。我们决定向学校老师和拉萨居委会汇报情况,询问如何处理。 第二天,我们去食堂吃早饭,一进食堂看见桌子上摆好了食物,饭盆里盛着黄黄的东西,我想学校真好,给我们准备了鸡蛋炒饭,走进一看才知道是玉米粥,平时没有吃过,怎么也咽不下去。那时东北人都吃这个东西呀。当时除我们俩之外,其他同学的粮食关系、户口都迁来了,我们俩是城市居民,什么也没有,手里拿的是居委会和父亲用西藏“当地粮票 ”换的“全国粮票”。后来学校特别照顾我俩,给了 70%的细粮和 30%的粗粮。本地的学生每周只能吃到一次细粮,一般都吃玉米和高粱,高粱比玉米还难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