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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称呼的变化中品读小牛人与人之间的称呼极有意味,这意味主要来自于称呼的变化,它可以衡量出人们体现在情感、心态及社会地位上的差异。比方我,先是称小牛为“张老师” ,接着是“张主席” ,后来慢慢演变成现在的“ 师父”。变化在不知不觉中,看似简单,其实隐含着极为细腻的情感因子。 “张老师” 这个称呼有点泛,姓张的太多,被称为张老师的不计其数,有点距离感;“张主席 ”官味太浓,距离感更强; “师父”则不同,既出于敬重又不失亲近。而“师父” 小牛对这一称呼总是裂嘴一笑,很受用的样子。 总结我自己,能从一个业余作者迈入文学的殿堂,小牛确是领路人,他是看着我成长起来的。他带给我的不仅是文学上的滋养,还有人格
2、和文格上的关照,使我始终保持一种沉稳、乐观的心态,面对这个纷繁复杂的世象,即使是再艰难,也要走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 我曾经是一家国营大厂的普通工人。好像是 1994 年的某天吧,车间主任告诉我,地区文联有位姓张的打电话找我,让我抽空去文联一趟。我觉得车间主任的语气和表情都跟往常不太一样,能让我心里莫名地一热,莫非有什么好事?到了文联才知道,找我的人是张小牛老师,他收到我投稿的诗歌,认为不错。要我过去一是谈谈稿子,二是了解我的创作情况。作为一个奋斗几年的业余作者,第一次接触“组织” ,我心里既紧张又兴奋,并对这个身材高大、五官俊朗而又气宇轩昂的张老师,产生一种完全称得上钦敬的感觉。那个时候,张
3、老师留着一抹又浓又密的小胡子,下巴和两腮则刮得干干净净,这也令我偷偷想起鲁迅的形象,还进一步猜测,他的名字与鲁迅名句“俯首甘为孺子牛”是否也有牵连? 不久后,张老师在地区文联刊物重点推出我的一组诗作。而且自此以后,他一直对我关爱有加,经常询问我的创作和生活情况。我所在的工厂很不景气,张老师很想帮助我改变环境。当他得知县级娄底市文化馆需要一个文学专干时,极力向文化馆的领导推荐我。那正是他闹过一次青霉素过敏、又被一辆违章中巴撞过之后不久,身体状况不佳,本地医院发现他白细胞减少而怀疑血液病,建议他去长沙确诊。张老师的妻子急得哭,他却不急着马上走,因为正值向文化馆推荐我的关键时刻。他事后向我解释,即便
4、真是血液病,也不是赶几天就能解决得了的,万一去长沙后回不来了,先完成一桩成人之美的事也算积了德。一连几天,张老师带着我不停地跑文化馆,直到文化馆表态愿意录用,他才放心去长沙检查。虽然因为各种复杂原因使我最终没能进文化馆,但张老师最终被排除血液病,这也让我大松一口气。也许真是张老师要积德获了善果,后来他竟越活越精神,而欲助我改变环境的心愿也不肯搁下,时隔十余年后,他又起劲地向娄底市和娄星区的两级文联推荐我。只是依旧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再次在事情初见眉目时出了变故。但我已经是感动不已了,一个颇有成就的人,对一个非亲非故的后生纯粹出于一种爱才之心而如此尽心尽力,我还是第一次碰到。 除了爱才,张老师
5、还爱管闲事。我们都知道他有过一次管闲事的“尴尬 ”,那是他去新化县办事的中巴上,车在娄底启程前,一位警察将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女孩送上车,叮嘱司机把她送到冷水江市。警察一走,原本坐在张老师身边的一个中年女人立即起身去了后排,与小女孩坐到一起嘀嘀咕咕。然后那女人又带着小女孩要下车,叫司机开门。张老师心生怀疑,立即伸手拦住她们。女人说她是小女孩的熟人,小女孩是出来找一个工作的地方,没找到,而她知道那地方呢。张老师一摆手:警察叮嘱司机了,司机若不照办,小女孩出了事司机就有责任!司机明白张老师这话的意思,将打开的车门又关上。车行路上,张老师问小女孩家里有没有电话,要给她的家人打个电话来车站接。小女孩却说
6、不知道父亲手机号码,一副懵懵懂懂的样子。张老师只好不停地扭过头去,将怀疑的目光射向小女孩身边的中年女人。中年女人在快到冷水江市时到站下车了,下车前还冲他哼了一声,那样子还真有点像是小女孩的熟人受了委屈。车上也有人似笑非笑看着张老师,让张老师也有点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管了闲事。张老师后来还就此事在我们圈内论坛发帖,问大家是不是认为他管闲事了。大家当然都支持他,我尤其支持他在冷水江转车时,叮嘱司机将小女孩送到车站派出所去,这个决策实在英明。还有一次“管闲事 ”发生在火车上。那是张老师从长沙乘火车回娄底,正是春运期间,拥挤的车上有一帮烂仔,到处霸占座位谋利。张老师不动声色地坐在烂仔头的身边,他一身牛仔
7、裤,络腮胡也正好没刮,对方弄不清他是哪条道上的,试探地问他身份。他半闭着眼说,这就没必要知道了吧。对方更忐忑了,赶紧递烟给他,他轻轻一摆手,指着挤在过道里的一位农民模样七十多岁的老人:给他一个座吧。对方立即给老人腾出一个座来。这事后来在圈内传得神乎其事,张老师也因此颇为得意。我问过张老师,万一那烂仔头不买你的面子呢?张老师笑了笑,引用了天下无贼的一句经典台词:“黎叔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尽管我一直近距离地感受着张老师的宽厚、坦诚和真性情,但当他成了市文联副主席和市作协主席之后,我觉得自己也该像许多“体制内” 的人一样,称呼他为 “张主席”了。我也的确看到,张主席在“体制内” 的任何“场面”上
8、,都很守“规矩 ”,从不脱离 “场面”上的角色安排。然而一离开“场面” ,他就原形毕露了。须知圈内朋友也有不少在“体制内” 颇具身份,按体制惯例就连饭局都该讲个级别排座的。但张主席不信这一套,每逢圈内饭局他总是率先打破位置排列,叫大家随意乱坐,他自己经常坐到上菜的位置去,大家也就乐得轻松,跟他嘻嘻哈哈搅成一团。张主席对此有个说法:成天在“体制内” 绷着,回到文学圈里还严守 “规则” ,累不累呀!我仔细想想,张主席的怕累绝无假言,甚至伸延到他的穿着上了,哪怕坐主席台也没见他穿过西装,他一直连领带都不会打呢;随身带的也总是一个可以装资料杂志本子什么的软塌塌的包。有一回我实在忍不住,说他这副行头不像个主席。他马上赞成,说基本等于一个乡政府派下去搞计划生育的。然后就嘿嘿地乐。 如此一来,大家觉得再叫“张主席” 实在别扭了。我率先发起改革,出自心腑地叫他“师父” 。因为我觉得无论做人还是为文,我这位师父都是够格的。没想我的“师父” 称呼竟产生连锁反应,好些朋友也跟着改称他“师父” 了,可见“师父” 这一称呼乃众望之所归。当然也有人将“ 师父”和“牛哥”换着叫的,在随性变换称呼的时候依然透着一种毫无距离的信服和亲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