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十八大报告看改革创新的必要性》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从十八大报告看改革创新的必要性（5页珍藏版）》请在金锄头文库上搜索。
1、从十八大报告看改革创新的必要性 十八大报告全面总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进行了创造性概括，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新的战略部署，是新世纪新阶段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献。也从中看到，改革创新的历史和现实必要性。 解放思想需要改革创新 自改革开放以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一直是我们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解放思想不仅让我们告别了僵化体制和僵化的观念，而且教会了我们改革开放的思路和加快发展的手段。34 年后的今天，中国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新的起点、新的阶段、新的矛盾、新的任务、新的机遇、新的挑战，对解放思想也提出新的要求。 十八
2、大报告中“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更该把解放思想这一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宝牢牢抓在手中，像报告中提到的那样“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认识真理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 ” 把握时代发展要求，顺应人民共同愿望，不懈探索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解放思想中不断前行。 科学发展、改善民生需要改革创新。 虽然数据枯燥，但数据确实也能说明问题。党的十八大报告，用数据说明我们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越来越重视发展社会事业，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 “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社会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从维护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高度，加快健全基本公共服
3、务体系，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这敦促着我们不断加强教育投入，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统筹城乡社保体系，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改善民生的道路，永无止境。 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必然性党的十一届三中会会以来，中国推行的是一条渐进式改革路线。渐进式改革使中国经济在长达 20 多年的时间里保持了 10%左右的快速增长，中国的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六位，综合国力显著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改善，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奇迹，渐进式改革也因此被经济学家称着“中国模式” 。渐进式改革的基本特点是，在选择改革的突破口时，遵循了从小到大、从易到难、从外到内
4、、从下到上的原则，采取了稳打稳扎、步步推进、由浅入深的改革方略。改革之初，往往是在旧体制中增加新的改革元素，或者在旧体制的边缘建立新体制。中国渐进式改革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从农村到城市、从沿海到内地、从经济到政治的改革过程。就农村改革来说，20 多年前农村改革的重点是联产承包，而现在农村改革的重点是村民民主选举；就经济改革来讲，20 多年前我们推进的是价格双轨制，而今天我们基本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就政治体制改革来看，20 多年前我们强调的是行政统治，而如今推行的是依法治国和民主政治。我们的每一次改革都在社会相对稳定的状态中完成，每一次改革也都不能解释中国的巨大变化，每一次改革都只能
5、是渐进式改革的一个步骤。但是，正是这一次次成功的改革，才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中国奇迹，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模式” 。当我们回头遥望一步步改革足迹时，我们发现中国渐进式改革之路已经走得很远，而且获得巨大成功，改革的方向已经不可逆转，改革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中华民族的改革创新能力大大提高。渐进式改革是中国改革的必由之路，这条道路的选择与中国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文化历史、社会心理等现实情况有着必然的联系。这也是世界所有决策者必须认真研究的重要决策因素。改革开放，使中国的政治家们面临一个相互矛盾的选择：既要稳定又要改革。稳定和改革的共同目标都是为了更快更好的发展。因为改革造成社会动荡或者因为稳定束
6、缚发展进步，都是一种不理想的发展状态。那么，国家是用什么来控制改革步伐，确保相对稳定，促进快速发展的呢？那就是国家控制能力。改革的步法与国家控制能力息息相关，一般来说国家控制能力越强，改革发展的步伐就可能越大。任何统治者主观上都不会选择一条自身没有能力控制的改革之路。国家控制能力主要表现为中央财政控制能力、国家的法制化能力和政治文化整合能力三个方面。中国的国家控制能力还没有达到能够进行激进式改革的程度。从中央财政控制能力看。从 1983 年至 1997 年的 15 年间，中央政府财政收入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从 8.3至 5.7，总体上呈下降趋势，这个数字不仅远远低于新兴工业化国家，而且不如许多低
7、收入国家。1989 年中国中央财政收入比重为 16.7%，而同年法国的财政收入比重为 46.1%，德国为 45.9%，美国为 41.4%，英国为34.6%，澳大利亚为 37.1%。中国政府的财政控制能力尚不及这些发达国家的一半，实际上已成为一个 “财政弱政府” 。在这种财政状态下推进改革，如果太激进，势必失败。当然，从 1995 年以来，中国实行了财政制度的重大改革，实行国税、地税分别征收制度，取消了预算外资金，并计划开征包括奢侈品税、遗产税、房地产税在内的多个税种，国家的财政控制能力有所增强。但中央在实施增强财政控制能力的同时，也考虑到了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注重保护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实际上
8、，既是现在中央的财政控制能力也远不如西方发达国家。财政控制能力的弱小注定了中国只能走渐进式改革的道路。从国家的法制化能力来看。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政治参与和政治动员的基本特征是精神因素在起作用，而忽视了系统的法制建设。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动员改革的主要手段是依靠人们的政治觉悟和行政管理手段。改革开放之后，随着人们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独立人格意识的逐步形成，政治参与热情也显著增强，国家的法律体系也逐渐形成并日趋完善。目前，中国处于从行政主导国家控制到法治主导国家控制的转型时期。总体上，中国的法治控制国家的能力还比较弱。我们还不能说是法治程度很高的国家。而国家控制能力最基本、最关键的衡量标准，恰
9、恰就是法制化能力。在西方发达国家，国家控制的主要手段就法律法规，行政行为都是法律法规的授权行为，这些授权行政行为虽然有自由行政裁量权，但这种自由裁量的权限是十分有限的。而中国虽然我们在依法治国方略的指导下，制定和修订了许多法律、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也基本建立起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要求的法律框架。但是，这个法律框架大多规定的是宏观、抽象的法律行为，而更多的具体行为往往在地方政府的规章制度，或者法院的司法解释，或者具有行政性质的红头文件中，这些游离于法律之外的具体行为，恰恰正是利益相关者十分关注的“实权行为” ，这部分“实权行为”如果不能纳入法律法规的范畴，其行为约束力就会大打折扣，国家就很难通过
10、法律法规增强国家的控制力，也很难通过法律法规调整政府与市民的利益关系，由权力寻租滋生的腐败问题也就难于根除。没有强有力的法律控制能力，中国的改革就只能局限在法律能够控制的范围内进行，中国的渐进式改革也就成为必然的选择。从政治文化的整合能力看。改革开放初期，由于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和相对封闭的文化环境，中国的精神动员能力是十分强大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外来文化对中国本土文化产生了强烈的冲击，特别是西方文化对中国年轻一代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从麦当劳快餐到美国的摇滚音乐，从人权保护到民主政治，西方文化渗透到中国的每个角落，而且一些西方文化已经被人们愉快的接受。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文化冲击，我们仍然
11、继承的是战争年代传承下来的光荣传统，即通过群众运动进行动员。但在体制转型时期，不宜大搞群众运动，因为体制转型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程，对程序化、制度化和科学化的程度要求都很高。 “群众运动”容易破坏程序化、制度化的原则。任何社会的发展都需要有社会的精神支柱，国家通过精神因素对全社会进行广泛的动员。现在中国的精神支柱是什么？西方人有宗教，而我们呢？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灿烂的文化历史，我们当然有自己的精神支柱。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西方文化向我们冲来时，我们只能将它们融入到自己的精神支柱中，而不能让西方文化冲垮我们的精神支柱。世界上从未有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是以否定自己的政治文化传统，来完成现代文化的整合。
12、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已经被冲散，而新的社会共同理想又还没有完全形成，我们的精神支柱似乎模糊了许多，直接后果就是人们社会道德水平的滑坡。本来中国应该成为文化输出的大国，我们有着十分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我们却把老祖宗留下来的辉煌锁在历史的储存柜里，这是十分遗憾的。也就是说，中国的政治文化整合能力还不太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只能选择渐进式改革之路。综上所述，中国走渐进式改革之路是根据方方面面的现实因素所选择的正确道路，从国家控制能力的角度来分析，改革只能在国家能够控制的范围内进行，国家有多大的控制能力就走多大的改革步伐。在改革开放初期，在国家控制能力不太强的情况下，先从最局
13、部、最基层、最容易改的地方寻术突破口，走渐进式改革之路无疑是非常正确的；改革开放过程中，我们把与人民利益关系最直接、矛盾最突出的问题作为深化改革的重点，无凝也是正确的；现在改革进入深水区，改革的方向将逐步涉及政治体制，逐步向追求社会公正、民主参与社会管理等方向进行改革，这是深化改革的必然走向，这一步的完成需要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落实科学发展观努力构建新型的工农城乡关系 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的关系，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发展进程中必须处理好的重大关系。妥善处理工农城乡关系，是统筹城乡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内在要求和重要内容。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做好新时期“三农”工作，必须坚持“工业反哺农业、
14、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积极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努力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打下坚实基础。一、深刻认识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的总体方略和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重大命题。在深入考察工农城乡关系发展史，深刻分析我国基本国情的基础上，党中央作出了“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我们党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工农城乡关系思想的重大发展。它清楚地表明， “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不仅是新时期“三农”工作的根本方针，也是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核心内涵和具体体现。这为我们把握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正确处理
15、工农城乡关系、统筹城乡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对工农关系、城乡关系的调整，主要是在农业养育工业、农村支持城市这一大政策下进行的。这种调整有其历史必然性。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在自力更生的条件下，它对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巩固和建设社会主义事业具有巨大作用，但也在客观上形成了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农业发展明显滞后于工业发展，农村发展明显滞后于城市发展， “三农”问题日益严重。这一问题在西部地区尤为突出。改革开放特别是西部大开发以来，四川省的农业和农村经济实现了较快发展，但从总体上看，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较差、农民收入水平偏低、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城乡差距扩大等矛盾依然突出，农业和农村发展仍
16、处在艰难的爬坡阶段。特别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明显，并呈逐步拉大的趋势。只有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道路，积极调整和妥善处理工农城乡关系，才能改变工农关系失调、城乡发展失衡的现状，才能破解“三农”难题，尽快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发展，我国综合实力大大增强，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新阶段。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不仅十分必要，而且条件基本成熟。我们必须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努力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积极推进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努力形成工业与农业相互促进、城市与农村共同繁荣的新局面。二、切实把握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着力点和突破口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实现工业对农业的反哺、城市对农村的支持，要坚持从实际出发，从最需要办的事情做起，从现在能够办得到的事情做起，着力在“反哺”和“支持”上下功夫，力争在关键领域和紧要环节取得突破性进展，使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过程成为广大农民群众获利益、得实惠的过程。一要加大财政投入，更加直接有力地惠农助农扶农。通过财政税收手段，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是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基本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