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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翻译- 小刀银行监管在资本和风险间关系上的影响亚历山大坦达摘要：资本监管是决定银行资本和风险水平的外部力量。监管架构的变化会影响银行的决定。从金融危机后审慎监管的辩论开始，本文回顾了资本监管在决定银行资本比率、风险暴露上的经验性贡献以评估银行行为。资本和风险似乎被监管法规有效的影响着，尽管这一结果会因为诸多因素而变化，诸如时间周期、国家和资本分析的类型。关键词：银行监管 资本 巴塞尔 风险 文献综述一、绪论最近一次金融危机已经强调了，银行资本监管对金融系统稳定的重要性。而且，看起来确保银行决定与监管目标相一致似乎是不够的。监管在资本最优化过程中是一种外部力量，因为银行会同时调节将要持有的资本水
2、平和风险资产总额以符合最小资本率。然而，考虑到道德危机和描述银行活动信息的不对称性，银行可能有不正当的激励措施。这种激励措施会诱使他们在要对更严格的资本要求作出回应时提升风险以保持期望的杠杆比率。因此，理解资本和风险决策间的关系就成为银行业的基础，而且应该研究其根本机制以适应监管并纠正任何冒险行为。此外，随着监管的演变，激励措施可能改变，而且银行可能改变他们的决策。因此，理解自从巴塞尔协议框架引入后银行行为的变化是十分重要的。巴塞尔协议框架确定了国际层面资本比率和银行如何应对审慎监管下的变化。本文回顾了关于监管对资本和风险的影响的主要实证性研究。本文还将讨论这些学术研究所提供的最近的证据是如何
3、与文献中所强调的基础理论联系起来的，以解释与监管目标相关的银行激励措施。本文对银行资本讨论的贡献如下：对该主题的最新文献做了一个综述，并提出了一个最新的评估。该评估是关于我们对资本监管对银行行为的影响的知识和理解在过去几十年间是如何随着经济和市场条件变化而演变的。本研究得出的主要结论是监管在资本和风险决策中 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是银行监管的有效性与其他因素有关，例如：经济周期、国家和考虑的资本类型。实证调查所提供的对照证据同样建议在理论和实践上都需要进一步发展。翻译- 小刀文章结构如下：下一节通过调查监管演变的主要贡献和它的影响，讨论监管是如何进入银行资本与风险决策的。接下来一节讨论实证调查得出
4、的资本监管在银行资本和风险决策中的作用的结果。二、巴塞尔监管框架对银行资本的有效性银行行为被不对称信息描述。储户无法监控银行资产的质量。而且对银行偿债能力的疑惑可能导致恐慌和“银行挤兑”(Llewellyn, 1999)。如果这种现象发生，储户将被诱导的去取回存款，这将给那些可能导致中介失败的银行带来流通危机。此外，对一家银行偿债能力的疑惑可能产生对其他银行偿债能力的担忧，这将导致普遍的恐慌。银行挤兑被认为是潜在的高破坏性的极端事件。最近的金融危机解释了这一点。那时银行面临着来自储户和投资者的银行挤兑。事实上 2007-2008 年的经济危机中，银行拆借市场几乎枯竭了。这暗示了银行挤兑可能从零
5、售业转移到了批发市场。为了预防银行挤兑和它们的影响，政府通常创造隐性或明确的保证来保护储户（Allen et al., 2009） 。然而，存款保险方案可能产生不希望的影响并增加道德风险，因为这有可能诱使银行冒更大的风险。审慎的当局强制实施资本监管以限制银行涉及系统稳定性的风险，确保银行在正常时期和混乱时期的健康性，同时降低银行违约的可能性。监管进入银行资本最优化问题，设定银行必须保证的最低资本水平(Kahane, 1977)。尽管资本监管可能引导银行按照当局所希望的那样运转，但是双方的目标可能不会完全一致(Estrella, 2004)，因此资本监管在银行的执行中可能产生一定偏差(Kim a
6、nd Santomero, 1988; Blum, 1999; Calem and Rob, 1999)。如果银行有期望的杠杆率水平，它们将相应的调整资本和风险。当资本需求增加时，银行也可能有动机来增加风险，以遵守新的监管规则，同时保持他们最优杠杆率(Kohen and Santomero, 1980)。 如果监管者强加措施以限制银行风险并增强监管力度，这种行为可以被纠正(Kahane, 1977; Kohen and Santomero, 1980; Gennotte and Pyle, 1991)。自从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BCBS）1988 年发布了巴塞尔协议（巴塞尔1） ，最小监管资本
7、被公式化表示为资本比率，它的计算方法是监管资本比风险加权资产（RWA） 。第一个协议只明确考虑了信用风险，随后经过修订，它又包括了市场风险。巴塞尔协议第一次提出了国际层面的资本监管同质化框架。翻译- 小刀这也是对不断增长的资本全球化和不同程度的国际银行资本化的反应（Dewatripont and Tirole，1994&Rochet ，2010） 。经验证据表明协议发布后风险加权资本率出现上升(Wall and Peterson, 1996)，尽管还不清楚银行是否通过增加资本（层 1 和层 2）和/或减少风险，而且因此减少它们的资产 (Jackson, 1999)来应对新的资本监管。巴塞尔协议
8、实施后暴露了一些明显的不足。例如，监管框架让银行可以在选择持有资产种类时实现监管套利。事实上风险权重是由证券借贷者或发行者的类型决定的（政府、公司等）而且并不反映对应事物的实际风险和市场上投资者使用的风险风险度量。风险权重的静态方法，引导银行将业务由私人借贷转移到政府借贷，因为监管者把它归类为风险较低的业务，因此他需要的监管资本总量也较低。根据 Haubrich and Wachtel (1993)的文章，巴塞尔协议中基于风险的资本监管是造成这种转移的主要因素，特别是对若资本化的小银行来说。这些小银行没有多少提升资本总量的机会，因此只能通过改变证券投资组成来降低风险。Diamond and R
9、ajan (2000)阐述了了巴塞尔资本比率大概是怎样促成信贷危机在贷款需求已经由于经济周期而减少的时期在美国发生的。考虑到巴塞尔 1 设计的资本监管方案的局限和不足，同时随着金融系统的演变和银行行为复杂度的增加，经过长期的咨询磋商，2004 年发布了巴塞尔协议的第二个版本。巴塞尔 2 没有改变前一版本协议提出的资本的定义，并且没有增加最小资本率（仍然是 8%，如表 1 所示） 。然而，它确实提出了一个更加复杂的结构。翻译- 小刀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行业对 巴塞尔 1 的批评导致的。在新框架的设计过程中，监管者允许了银行在巴塞尔 2 设计过程中的过度参与。这毫无争议的导致监管者被银行系统“ 俘
10、虏了”(Rochet, 2010)。另一个问题与该规则在不同国家的实现有关。正如 Barth 等人（2008）强调的，协议的履行不是同质的，这限制了巴塞尔 2 的有效性。巴塞尔 2 的重要创新在于风险加权资产的计算。新的算法中包括了信用、市场和经营风险。巴塞尔 2 还允许银行选择估计其风险暴露的方法：标准方法其中所有参数都由官方设置，内部评级方法（IRB）其中用来计算风险暴露的参数由银行自己开发，开发部分参数的称为 IRB 基础型，开发全部参数的称为 IRB 高级型。相比于采用标准方法的银行，那些采用 IRB 方法的银行所必须保持的资金总数普遍下降了(Tarullo, 2008)。这反映了采用
11、 IRB 方法的巨大动机，尤其是对那些大银行来说(Hakenes and Schnabel, 2011)。然而小银行更愿意采用标准方法，因为开发内部模型需要巨大的开销。同时，这种根本方法（处于危险中的价值）受到批评，因为在建模和风险评估中用到了强假设。Kretzschmar (2010)指出，用来整合风险的方法表现出了一些不足，而且模型不能将不同类型风险的全体风险暴露在一次测量中有效的整合到一起。这使得银行持有的资金水平不足以保证它们的健康运行。资本要求的顺周期性，表现出巴塞尔协议的又一个不足。如果用来计算资本需求的模型变得更加风险敏感，随着经济周期的恶化满足这些要求的资本需求水平就要增长(B
12、ongaerts and Charlier, 2009; Jokipii and Milne,2008)。因此，那些因为投资证券组合风险增加而面对资本要求增长的银行，可能决定减少他们的风险暴露而不是增加它们的资金基础。因为后者可能更难实现。在不稳定条件下提升新的资本可能挑战金融市场，因为这可能增加不确定性，并紧接着带来再次资本化的高成本。要降低风险暴露的需求可能导致实体部门的信用危机。同时，消费者和公司将在贷款上面临更多困难。为了保证资本率而采用的周期性资本要求和贷款减少，在银行采用内部方法时可以更加严重(Behn et al., 2013)。为了补偿资本比率的周期性，并缓和经济条件对银行行为
13、的影响，西班牙在2000 年引进了一种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在 2005 和 2008 年又进行了改进） ，该机制成功减小了经济繁荣和衰退对资本率和借贷决策的影响(Jimnez et al., 2013)。翻译- 小刀最近的金融危机促使了对资本监管框架的进一步修订，同时促使人们重新思考尽管部门采取的监管行为。经过一番咨询磋商，巴塞尔委员会在 2011 年发布了巴塞尔 3(BCBS, 2011)。该协议的目标是增强银行和金融部门，并解决巴塞尔 2 的存在的问题。它引进了一种更严格的资本定义和一种计算资本率的修订方案。此外，这个新的监管协议引进了一些列方法来解决流通风险，控制银行增长，对系统重要性金
14、融机构强制实行更加严格的要求，并强制建立缓冲资金以应对经济压力时期。关于审慎资本监管，新版本的协议不仅强调资本数量的重要性，还强调资本质量的重要性。巴塞尔委员会自己也承认，资本的定义并不协调，而且透明度也十分有限。提升资本基数的质量，一致性和透明度是巴塞尔委员会改良监管框架的明确目标。通过只承认在核心层 1 的最高质量的手段，修改层 1 和层2 的组成并在十年内从监管资本中消除层 3。如表 1 所示，资本率已不仅仅是应持有的百分比，组成总资本率的组分还需要达到某一标准。到 2019 年最高质量的资本组分至少要占 RWA 的 6%，其中至少 RWA 的 4.5%应该作为普通股持有。尽管最小资本占
15、有率保持在 8%，2.5%的资本保护缓冲已经被引进，以鼓励银行在正常时期建立资本缓冲。没有建立完整缓冲资金的银行将在红利分配和经理人薪酬上受到限制。同时还增加了一个杠杆率，其目的是限制银行银行风险增长和暴露。同时RWA 的顺周期性已经通过一个具体的资本缓冲解决（0%到 2,5%） 。尽管这个修改完善很重要，正如 Behn et al. (2013)强调那样，但是这个方案的有效性依赖于监管机构正确预测经济条件和评估未来经济衰退可能性的能力。人们期待巴塞尔协议 3 的实行能给银行系统带来利好，例如：银行违约率的减少，管理层更好地决策过程和绩效的提升。Berger and Bouwman (2013
16、)发现较高水平的事先资本可能会提升金融危机期间中规模和大规模银行的存活率。这样的小银行在正常时期也有较低的违约率。Cohen and Scatigna (2014)认为那些开始向新的资本率调整的银行并没有追求大量减少借贷，而是通过留存收益，以及在较小的程度上向风险较低的资产转移来增强资本基数。翻译- 小刀然而，巴塞尔协议 3 的主要不足在于，风险加权方法本质上并没有变化，而且银行仍然可能采用不同方法来计算资本率(Vallascas and Hagendorff, 2013)。新的监管框架也开始考虑有助于实现更加稳定更加安全的金融系统的其他方面的银行行为。其中，流通性受到了极大重视，因为它是描述银行行为的关键风险，而且是危机期间一个重要问题。流通覆盖率（LCR）和净稳定资金比率（NSFR ）已经被引入，而且分别将在 2015 和 2018 年开始实施(BCBS, 2013)。LCR 衡量一家银行在 30 天的周期内，通过持有高质量流通资产的股票面对流通压力的能力。而 NSFR 旨在在一个更长的时间维度上确保银行有可持续的成熟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