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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学术通讯 2009 年第 2 期 1中日社会学学术研讨会 摆脱东方主义与中国社会全球化与东亚社会的新构想中村则弘全球化社会进展中,我们对中国社会的研究已经到了转折点。因此要求我们重新创建一个对中国研究的分析框架、研究办法。因为，到现在研究中国社会的多数学者是依据民族国家的框架把中国社会当做分析客体的，但是超越不同国家的社会群体之间的关联越来越紧密，因此我们要研究它的互相关联。这是我们所要研究的主要课题。因此我们要把中国的社会现象作为我们共同问题意识上的研究对象。这意味我们对中国的研究产生了新办法，并且创造一个新框架，同时，对现今世界学术界提出了一个新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至今，
2、包括对中国社会的研究在内，大多数的社会科学的研究是把西方现代化模式作为自己发展的研究目标，并且连研究方法、研究价值，都是把西方理念、西方思想作为研究的前提和根据的。曾经有人讽刺日本的社会科学方法，认为那是“进口社会科学”或“翻译社会科学”。西方现代理念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在西方理念中，存在着不少内容是“为了西方，对西方揭发东方的奥秘”，“为了统治，重新构成威压东方的西方方式”，所谓“东方主义”的诸多理论。并且这些观点在相当程度上，主张历史性的合理性，突出的例子是以西方个人主义为基础的一些理论和概念，比如市场、民主、市民、民族等。在另一方面，把“顾客至上主义”、“亲朋照顾主义”等概念用于对
3、中国社会的分析。不言而喻，这些概念包含着贬义。反过来，我们感觉到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在相当程度上，忽视了对西方历史和现实中存在的重要事情的研究。比方说，漂泊者的存在、统治阶级的非合理性、历史上东方对西方的影响有多大等问题的研究。这些内容对现代化社会的建设是非常重要的。严格的讲，东方和西方概念的本身是欧洲“制造”出来的，本来我们东方没有这样的概念。中国社会过速地经济发展，其中也给中国社会发展带来很多社会问题。如若追求解决这些问题而实现可持续发展，以西方理念为基础的“进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是有很大局限性的。换言之，西方所表现出来的现代化目标的普遍性本身是有限的。我们应该找出以当地文化为基础的研究方法
4、。在此，我们要留意一个方法是，应该采取以批评的视角审视当地文化，对西方文化批评地学习的态度。不然会产出返回“东方主义”的“西方主义”的研究轨道上。另外，要说以当地文化为研究的基础研究，其最关键是了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学术通讯 2009 年第 2 期 2解、研究民众生活中的多样性和复合性。这些内容关系到外国学者研究对中国社会研究的意义。为了寻求东亚社会发展新构想,其中包括中国社会,我们着眼于以下的三点来进行检讨:(1)“混沌”与内在性发展的涵义；(2)地域文化与差异性的重要；(3)重新组成城市农村新的“二元论”的必要。（作者简介：中村则弘，日中社会学会会长、爱媛大学教授）“民族发展与民族关系问题”
5、实证研究高级讲习班开讲4 月 11 日，由中央民族大学“985 工程”中国当代民族问题战略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民族发展与民族关系问题研究中心主办的“民族发展与民族关系问题”实证研究高级讲习班在中慧楼第一会议室开讲。第一讲由台湾政治大学民族学系张中复教授讲授，主题为“民族学人类学学位论文写作的实证迷思”。民族发展与民族关系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丁宏教授主持了讲习班开讲仪式。本期讲习班报名博士研究生 52 名。张中复教授的讲授围绕“民族学、人类学学位论文写作的实证迷思，当代中国少数民族田野实证研究经验谈以西北回族社群为例和当代田野实证研究的反思，如何面对历史情境及其论述”等三个议题。同时，他与讲习
6、班成员交流了自己在西北回族社区的田野经验和体悟。张教授反复强调，研究生准备论文时问题意识的重要性，论文写作中的学术规范和实地调查中的田野伦理。实证研究高级讲习班的举办是民族发展与民族关系问题研究中心创新人才培养机制的一项重要举措。中心先后邀请海峡两岸 9 名知名的民族学/ 人类学专家担任讲习班学术指导，为我校博士研究生讲授民族学等学科最前沿学术成果和田野经验；参加讲习班研究生结合学术指导专家的研究方向和个人研究专长，以民族学应用研究为目标，申报选题。每位专家遴选 1-2 名研究生进行指导。入选研究生根据各自的选题进行至少 3 个月的田野调查，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一篇不少于 8 万字的调研报告，以此
7、提升研究生独立科研能力，推出一批创新性科研成果。（龚方 唐卫青）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学术通讯 2009 年第 2 期 3中国的跨国移民研究朴光星一、引言中国社会研究中有一个在推动社会发展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却得不到主流学界广为关注的领域，那就是跨国移民研究。据国务院侨办办公室发布的数据资料显示，改革开放后中国利用外商投资中的 60%以上来自华人华侨，其投资总额达 3300 亿美元( 黄乐枕等,2006)。中国是世界上侨汇收入最多的国家之一，据世界银行 2008 年 3 月发表的2008 移民和汇款概况，2007 年中国的侨汇收入达 257 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位。中国又是经济开放度非常高的
8、国家，据国家统计局 2008 年 10 月 27 日公布的报告显示，2007 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 66.8%（刘铮，周英峰， 2008）。中国在对外交流中取得的上述成就与本文要探讨的中国的跨国移民有密切的关联。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国际人口迁移现象愈益普遍，跨国移民成为一种“全球现象”。全球化时代的跨国移民与以前的国际移民不同，如果说国际移民具有“落地归根”的迁移属性的话，跨国移民则利用全球化时代的高度流动性和便于联系性，建构着跨越国界的社会网络和生活世界，跨国流动性和联系能力成为主要特征。因此，在对外交流中所起的作用远远超过传统的国际移民
9、。移民活动方式的变化带来了研究范式的转化，“跨国主义理论”（transnational theory）取代“地域主义范式”成为国际移民研究的主要视角。“跨国主义”是指“当代移民跨越地理、文化、政治边界建立的，维系与联结原籍地与定居地之间的多重社会关系和互动模式” （See Linda G. Basch, Nina Glick Schillier and Christina Blanc-Szanton,1999： 217-237）。因此，以“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为视角的移民研究不像“地域主义”(Regionalism)为视角的研究，“地域主义”侧重于关注移民在移居地的生
10、活、适应与发展变化，而“跨国主义”更多地关注移民跨地域建立的社会网络与其对移民群体及活动区域的影响。在中国国内，一般把跨国人口流动问题定位于“华侨华人研究”。华侨华人研究因为其政治敏感性，在建国后长期没能受到关注，随着改革开放后中国对外交流的扩大开始受到重视。但大多数研究侧重于历史性研究，而一些有关华人华侨社群研究也没能摆脱“地域主义”研究视角的局限。上世纪 90 年代初，在西方国家移民研究中升温的“跨国主义”视角的移民研究，当时没能广泛地影响中国，进入本世纪以后其研究才开始受到重视，相继出现了一些代表性的研究成果。这与改革开放后包括留学生在内的所谓“新华侨”的急剧增加和他们的跨国活动能力空前
11、增强、以及国外华裔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介绍到中国国内有关。但到目前为止，相关研究在中国社会研究中仍处在边缘的地位，这主要体现在研究人员少和相关研究成果有限两方面，其受重视程度远不及社会实际层面的意义。这与把“跨国主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学术通讯 2009 年第 2 期 4义”理解为消解“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力量而产生的忧虑有关 。但笔者认为，虽然“跨国主义”具有对其消解的一面，但同时也具有对其能力增强的一面，即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整合其国内外的资源，不断增强其对外影响和发展能力的有效手段，中国经济起飞过程中华商所起的作用正能证明这一点。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跨国主义”对民族国家发展能力的影响将会
12、越来越大。其根据是，经济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的背景下，融入全球化的能力对每个国家的发展来说至关重要，其中构建跨国人员网络将是最为有效的手段。因此，跨国移民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各国政府和学界的关注。为了推动跨国移民的研究和研究者之间的交流，本文准备对最近几年中国的跨国移民研究做一个大致的梳理，考察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视角、领域和观点，以供与同仁商榷。二、跨国移民研究的主要领域与观点以“跨国主义”为视角的中国的跨国移民研究起始于上世纪 90 年代末，但多数的研究成果出现于最近几年。其主要关注点集中在跨国移民的特点、认同、社会网络及社会资本、侨乡发展、民间外交和对国家发展的影响等几个方面。（一）定义与特
13、点全球化时代随着华人新移民群体的活跃与兴起，已有的“华侨华人”概念很难满足现实的需要，一些学者试图提出新的概念来界定这一变化。有的学者提出“跨国华人”（Transnational Chinese）的新概念，其中海外华人学者刘宏的论述具有代表性。他把“跨国华人”定义为：“那些在跨国活动中，将其移居地与出生地联系起来，并维系起多重关系的移民群体。他们的社会场景是以跨越地理、文化和政治的界限为特征。作为跨国移民，他们讲两种或更多的语言，在两个或更多的国家拥有直系亲属、社会网络和事业，持续的与经常性的跨界交往成为他们谋生的主要手段” （刘宏，2003: 215）。刘宏认为，现在有三类“跨国华人”：一是
14、“再次移民者”，即一批从传统的华人移居地（东南亚）迁至发达国家的早期移民，他们在新旧移居地之间形成跨国网络；二是早期移居海外的华侨华人，因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而与大陆重新建立密切联系；三是改革开放后出国的新移民，与国内有较强的多重联系。他指出，这一群体的跨界活动呈现出三种模式，即“哑铃模式”（在海外和中国国内都有事业）、“风筝模式”（在多个国家发展事业的同时和国内保持联系）、“太空人模式”（在多处的事业之间来回穿梭）。有的学者则提出“华人散居者”（Chinese Diaspora）的概念，吴前进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学者之一。她认为，“跨国民族主义”是全球化时代民族主义的一种跨地域的表现形
15、式，以移民共同体为载体，具有“族群民族主义”（ethnic nationalism）和“公民民族主义”的双重特征。移居世界各地的华人少数族群，基于此解决了居住国的政治认同身份，成为华族（ethnic Chinese）之后，其文化认同亦在冷战后时代开始获得新的生命力，特别是随着华人 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提出了“定居者”和“移民”的区分，批判一些学者对其世界主义和跨国身份的强调，论述了因各移民群体对“多元文化”的保持以及亚国民身份的“多重认同”使“美国国家特性”所受到的种种“挑战”（亨廷顿. 再论文明的冲突J. 新华文摘， 2003）。亨廷顿对跨国移民的看法是像他的“文明冲突论”一样消极的，但也引起广泛的影响。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学术通讯 2009 年第 2 期 5新移民在祖国和居住国之间来回穿梭，建构了全球化时代作为移民散居者的行为、关系和制度特征从而成为“华人散居者”。其内容可以概括为：“居住在母国之外的移民个人和群体，其行为方式日益呈现为价值理念多元包容和情感趋向彼此兼顾。在此过程中，通过在母国和居住国之间的远程互动，移民在跨国网络中实现社会资本收益的最大化”。吴前进指出，当代的华人移民与 1965 年以前的老一辈华人移民不同，所以“华人散居者”的概念不能再囿于旧有的窠臼。这一概念的提升，有助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