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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抗战时期围绕四库全书阁书的文化掠夺战此文系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 2014 年度培育项目“民族国家认同与文化权力之争中日战争期间的四库藏庋与传播研究”成果。 摘要：抗战期间文渊、文津、文溯、文澜阁书皆受到时事影响，本文根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相关资料初步分析了在此期间由于处于战争状态，这些国宝文献所面临的交织着各方势力错综复杂斗争的文化掠夺与反掠夺战争。 关键词：文渊阁；文津阁；文溯阁；文澜阁；第二历史档案馆 一、问题史之回顾 四库全书编成之初，分缮写七部，分藏各地；但由于各种原因，进入二十世纪后，惟余文渊、文津、文澜、文溯四阁，即所谓之“三部半” 四库全书 。日本学者内藤湖南说：“中国书籍对于东洋
2、文物而言，不用说，是其中最大，最重要的部分，而其邦变乱无常，灾厄波及文物如此。其古籍之残缺，往往我邦存而传之。 ”（1901）自 1931 年“九一八事”变起，至 1945 年 8 月日本宣布投降止，日本侵华期间，一方面谋求领土之侵占，财富之掠夺，另一方面还谋求文化典籍尤其是以四库全书为代表之掠夺。敌人直言，对于中国一时一地之破坏，将在极短之时间内得以恢复，而对文化之打击和掠夺，则中国国脉之根本将为之动摇。由是而有我国政商学工农各界一大批忠勇智慧、坚毅勇锐之士对四库全书为代表的各种宝贵文献的拳拳爱护、全力襄助之史诗般之壮举。学者郑振铎说：“民族文献，国家典籍，为子子孙孙元气之所系，为千百世祖先
3、精灵之所寄；若在我辈之时，目睹其沦失，而不为一援手，后人其将如何怨怅乎？” （1940）今天我们来研究这段文献保护及其相关历史，对于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反对霸权主义等依然有着显著而直接的意义。为便于考察，对这一问题之来龙去脉，分 5 个时段进行观察： （一）局部抗战时期（1931-1937） ，代表性论著有清茅古物南迁中四库全书之保存问题 （1933） ，村田治郎热河文津阁小记（1935） ，张?文澜阁本四库全书史稿 （1936） 。杨家骆说：“这十部现只四库全书正本四部尚存人间，其余半数，都牺牲在国际侵略战和内战中。 ”，七阁之中，文渊阁“现在这个建筑仍然存在，至于书则于 1933 年后因预避
4、日本的掠劫，迁往上海，辗转到了重庆附近一个乡村一品场，想不久会迁回北平或迁来南京的。 ”此一时段之阁书庋藏研究，文澜阁多为其抄配史实回忆材料或存书现状研究情况；北方地区的文溯阁、文渊阁等因局部抗战之发生，或谋影印，或已南移，材料证明，此时之北方阁书已成为各方关注的文化焦点。 （二）全面抗战时期（1937-1945） ，有郭伯恭四库全书纂修考 （1937） 、杨家骆四库全书概述 （1937） ，近藤春雄四库全书编纂的动机和目的 （1937） ，布村一男四库全书和俄国（1939） ，市村瓒次郎关于四库全书与文渊阁 （1943） ，福地征太郎四库全书与文澜阁部 （1943） ，祝文白两次查看内运文澜
5、阁四库全书记 （1944）等论著。此时段? 笫橹?研究，由于战火频燃，国土分裂，伪满、汪伪、沦陷区以及大后方的各有关文化团体，单位或学者，都或多或少被裹进这一历史大事件，或力促保护，或加紧研究，或谋求选印，对阁书之命运施加了各种方向不同的影响。郑振铎说：“我辈对于民族文献，古书珍籍，视同性命，万分爱护，凡力之所及，若果有关系重要之典籍图册，决不任其外流” ， “若我辈不极力设法挽救，则江南文化，自我而尽，实对不住国家民族也” ，“将来若研究本国古代文化而须赴外国留学，实我国民族百世难涤之耻也。 ”（1940）此语可谓当时致力保护阁书之国人心态之集中呈现。 （三）抗战结束后至新中国成立前（194
6、6-1949） 。代表性论著有杨家骆四库全书学典 （1946） ，徐伯璞文澜阁四库全书归阁散记 （1946） ，毛春翔文澜阁四库全书战时播迁纪略 （1947） ，洪焕椿杭州文澜阁四库全书之过去与现状 （1948） 。抗战胜利后，文澜阁东归故地，文津、文溯、文渊三阁回归国民政府，国民政府各接收员、学者通过视察、指导等表示对阁书命运之关切；其中，东北地区由于接受日寇就地投降，使得文津、文溯二阁书留在东北；由于国民党政权危机，文渊阁书不得不滞留南京，嗣后不久就移至台湾。 （四）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1950-1978） 。代表性论著有董作宾从共区抢救出来的四库全书 （1953） ，王树楷七阁四库
7、全书之存毁及其行世印本 （1959） ，徐文珊建议政府向日本索回四库全书 （1969） 。由于国民党运文渊阁至台，加剧阁、书分离；而后由于两岸长期敌对关系，对阁书的研究表现出一定的对立与封闭倾向。 （五）新时期迄今（1979-2015） 。代表性论著有蒋复璁四库全书的性质与编纂及影印的经过 （1980） ，高桥克三忆四库全书与恭仁山庄文库 （1980） ，孟国祥调查和追偿日本劫夺我国文物工作述要 （1992） ，陈训慈运书日记 （2013） ，杨斌竺可桢与文澜阁大迁移 （2013） ， 抗战时期浙江省文澜阁四库全书内迁史料（上，下，2015） ，赵晓强，钟海珍贵阳地母洞与 （2015） ；境外
8、主要研究者主要有：Carrington Goodrich，松本刚，吉开将人等。综观此段研究，利用档案、日记、回忆录的倾向日益突出，由于和平与建设成为时代精神，对阁书研究的意识形态对立有弱化倾向；加之相关档案披露日益广泛，挖掘日益深入，对阁书在战时的掠夺与反掠夺斗争的记录与分析较以往各时期更加深刻而全面。 二、围绕四库阁书的各方力量博弈 由于四库阁书在抗日战争时期已仅剩三部半，加之目前国内披露出来的主要是第二历史档案馆、贵州省图书馆的相关业务档案，笔者拟围绕这些资料为中心，并部分结合其他材料，对文溯、文渊、文津、文澜几部阁书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各方博弈力量略作探讨。 （一）围绕文津阁四库全书的各方角
9、力 1909 年 8 月 21 日，清学部奏请“筹建京师图书馆，请赏给热河文津阁四库全书”，获得允准，但始终未曾办理。辛亥革命后，1913 年 6 月北京教育部致函热河都统准备往取四库全书 ；1915年 10 月 7 日，文津阁四库全书最终得以移交京师图书馆；1920年，陈垣先生受教育部委托，对收藏在安定门内方家胡同京师图书馆的文津阁四库全书进行统计；1928 年迁馆址于中南海居仁堂，并将京师图书馆改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 （四）围绕文溯阁四库全书的相关斗争 1925 年，沈阳成立了“文溯阁四库全书保管委员会”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委员会陷于停顿状态，但其秘书处认为四库全书的保护问题
10、“关系綦重，须有负责人员常驻管理，方免发生意外” ，次年，奉天省政府委派“秦化田暂行管理” ，秦化田、关景勋作为文溯阁保管员，开始点查四库全书 。此间，日伪曾动议将四库全书运往日本，后因顾及民众情绪而被搁置。 1935 年日军派人清点文溯阁四库全书后，以文溯阁多年失修及保护阁内藏书为由，在文溯阁前西南处修建了一座样式非古非洋的钢筋水泥结构，并在门窗包以?F 皮的二层楼书库，库内置钢铜制组合书架，1937 年将文溯阁四库全书 、 古今图书集成全部移入新库。1945 年日本投降， 四库全书为苏军接收。抗战结束后，1946 年 4 月，当时的东北教育接收辅导委员会委员金毓黼、周之风等人接收了伪国立奉
11、天图书馆以及文溯阁四库全书 。 根据史料发现，1933 年，即伪满洲国大同二年伪国文教部总长郑孝胥文教部训令第 103 号：“奉天文溯阁所藏四库全书为国家重要典籍，应加意保护，以免疏虞，近因故宫后面仓库失火，与文澜阁近在咫尺，殊堪隐虑，合行令仰该省长妥筹四库全书防火办法，并将办理情形具报。切切，此令！” 国立沈阳博物院筹备委员会工作及复原概况（1947 年 8-10月） ：“自八一五光复后，长春二馆（国立中央博物馆长春分馆，国立中央图书馆长春分馆聂注）迭为苏联军、共产军暴民所劫掠，故藏品悉荡然无存，沈阳馆因中国人员较多，力加保护，损失较小。图书馆因设于旧城内，无军队之占据，且因典守人尽责尚称完
12、整，损失无几。图书馆藏书数目统计表：一、善本书。甲、宋元明善本，1450 册；乙、文溯阁四库全书，36313 册。本馆原藏图书馆皆为汉文图籍，伪满时代，不甚公开文溯阁四库全书抄写校勘，皆极精到，以视江南三阁稍不同。今江南三阁，仅余文渊（当为文澜聂注） ，其巍然现存于华北者，惟此文溯与文津两阁而已。今者文溯阁四库全书，虽几易沧桑，犹完整无阙，不特为本会之厚幸，亦东北之鲁殿灵光也。 ” 在金毓黼主管四库全书相关事务期间，对文溯阁四库全进行了彻底检查、建新书库等工作，如金氏自称：“于康德二年，请准文教部，批准巨款，重建二层楼房之新书库于院之西南，内部结构皆依照现代之藏书库，门窗悉包铁叶，以期万全，外
13、部则飞阁雕墙，仍仿旧制，已仿旧制，已于四年季夏，将全书移入，意必为关心国宝之士所赞许也。 ” 尽管如此，但伪满洲国是傀儡政权，且是日本侵略中国的产物，因此其文化措施的政治合法性常被人诟病，笔者在民国期刊数据库中发现有人以我们文化上的丧失在敌人手里的四库全书为题报道了文溯阁的相关信息，并配发多幅图片，尽管客观上为读者提供了文溯阁在当时的收藏情况，但是其充满战争年代固有之饱含对立情绪的标题，无不让读者有更大的触动务必要收复失地，务必要收回瑰宝！ 无独有偶，在民国期刊数据库中还发现一篇国民政府最高领导人夫妇于 1946 年底在沈阳视察文溯阁四库全书后的照片（见文末附），这可能是唯一发现的领导人及其夫
14、人同时关注、观览四库全书的照片，弥足珍贵，亦增意义！ 三、抗战期间围绕阁书之文化掠夺给今人之启示 （一）对于文献之保护宜未雨绸缪，确保万无一失 稍有常识者皆应知道文献为文化信息传承之最重要载体，故必须代代相承，方能实现守先待后，不负先贤为万世开太平，为往圣继绝学之良苦用心与远大抱负！四库全书是中国封建时代鼎盛时期，传统文化集大成的国家工程，代表了中华文化海涵负的大国气象，尽管其中不无微瑕，但此书在手，对于国族观念认同，对于民族文化传承，对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体系之打造，功莫大焉！ 但是无论是战时还是和平时期，总有部分人士对于此书之重要性，有相当多人还认识不到位，甚至闹出令人哭笑不得的尴尬，如陈训
15、慈运书日记 （1938 年 2 月 15 日）所记：“据林秘书谈，二月一日（浙江）省府会议议及四库书迁运费事，因适在教部来电主运黔之后，黄主席颇起反感。讨论之初，即述及部电，谓土地人民危险，何靳靳于一书，似可索性不动。 ”按，此时之浙江省主席为黄绍?f，字季宽，广西容县人，与李宗仁、白崇禧同学，桂系三巨头之一，以其一省之最高长官的地位居然不知晓四库全书的重要性，反而对教育部发出“何靳靳于一书”的惊诧之论；其对于保存文化态度之消极， “似可索性不动” ，令人闻之不免哀其不智，怒其不争！ 相较之下，对于故宫文渊阁藏书，虽关山万里，多受曲折，但至少是在主政者关注、推动下及时从战区撤出，未受到炮火侵袭
16、之扰；而对于文溯阁，虽然因其处于日本人控制下，但是事实上主其事者为爱国学者金毓黼，其在职期间积极加以改善收藏条件，为此书避免遭受火灾虫蚀等创造了条件；而文澜阁在贵阳保存期间，教育部以及浙江大学多次下派人员前往视察，并对防潮、防火等提出改进意见，结合当地的地理位置、气候条件以及工作人员的工作起居条件等做了多方面，全方位的建议和布置，而当时的教育部主要负责人陈立夫等也非常重视文澜阁四库全书保管人员提出的增加维护经费、提高待遇等请求并及时解决。 （二）对于文献之使用于保存、开放与开发应结合 中国是文献大国，文献之为用，大矣，多矣！然很多部门守其书，不守其学；爱书之表，不爱书之魂，此种所谓保护，为孤立、消极的保护；未能做到积极，全面的真正的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