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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江浙沪区域发展模式与经济制度变迁 内容提要：本文利用发展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及比较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对长江三角洲区域内江、浙、沪两省一市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经济制度变迁进行了实证分析，力图揭示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模式和制度变迁方式的特点及两者之间的内在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刻画出 21 世纪初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本趋势。1978 年以来，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出所谓一制多式的格局，即在相同的社会基本制度前提下，区域经济的发展形成了多种不同的模式。在长江三角洲地区（泛指江苏南部、浙江东北和东南部、上海市）就出现了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和浦东模式。事实上，这些不同的区
2、域经济发展模式与不同区域的经济体制改革或制度变迁方式是密不可分的。本文的目的旨在研究长江三角洲地区中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与制度变迁方式的特点及两者内在的互动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展望新世纪初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前景。一、 区域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理论概述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是一种互动的关系。制度变迁通过调整制度安排的效率来影响经济增长。恰当的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包括亚当斯密在内的一大批经济学家认为，促进经济增长所必需的主要是正确的制度结构；在这种制度结构的条件下，并不需要过分担心进行努力的愿望、知识积累和资本积累等问题，因为所有这一切都是人的本能反应，当然，上述因素也可能为错误的制度所抑制
3、。因此，在缺乏有效制度的领域或地区，或者长期处在新旧体制转轨时期的地区，制度发挥作用的空间极大，改进制度所带来的效率是最高的。一般说来，制度变迁通过如下机理来影响经济增长：（1）制度变迁改变制度安排的激励机制，改变制度安排的效率，从而影响经济发展的速度与质量；（2）制度变迁改变贸易和专业化的范围，使组织经济活动的途径和方式发生改变，从而影响经济发展的广度和深度；（3）制度变迁扩大了允许人们寻求并抓住经济机会的自由程度，一旦人们抓住经济机会是可能的，经济增长就会发生；如果机会减少了，增长也将开始停滞。另一方面，经济增长又会反过来影响制度安排的效率，进而产生制度变迁的必然性：（1）经济增长产生了新
4、的稀缺性，需要新的制度安排来配置资源，以尽可能消除这种稀缺性所带来的经济和社会损失；（2）经济增长产生了新的技术性机会，需要新的制度安排来使机会最有效地转变为经济效益；（3）经济增长产生了对收入或财富的新的再分配的要求，需要新的制度安排加以调整，等等。简言之，制度安排发挥效率的基础和条件发生了变化，原有的制度安排就会变得不相适宜。为对新的经济社会条件作出反应，社会成员就会尽力修正制度安排（或者是惯例或者是所有权）。而采取什么样的制度变迁模式是由不断变化的制度需求因素和制度供给条件共同决定的。对于同一个制度安排，不同区域初始条件的差异将使得各自区域实施这一制度安排的成本和收益大不一样。一个区域制
5、度变迁的初始条件决定了这个区域制度变迁的启动点和发展方向。同时，初始条件决定了何种力量将成为启动该区域制度变迁的主体。如果某一经济相关主体在当地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特别突出，则该主体必然会是制度变迁的主体，或是制度变迁的混合主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制度变迁的决定因素会随着当地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而变化，一个区域的制度安排也会因此而不断演化。同时，制度变迁的主体也会逐渐转化。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环境的变化，不同的经济相关主体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会随之发生变化，作为一个区域制度变迁的主体的地位与作用也会随着改变。经济发展中的强势力量最终会成为经济制度变迁的主体。区域间制度安排的差异使得一些区域
6、的经济主体在一定阶段获取高额的制度租成为可能。一方面，不同的制度安排并行，使得制度变迁主体可以利用各制度安排的差异获得制度上的相对效率，当某个区域率先实施某项制度安排时，其他区域与其相比时会表现出巨大的制度落差，这种因制度创新带来经济发展的先发优势会给这个区域带来巨大的制度租；另一方面，为追逐同样的制度租，其他区域的制度仿效会使这种制度租逐渐分散，直至为零或直到一项能获得更多制度租的新的制度安排产生。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来看，一个地方的制度变迁方式可以分为需求诱致型和政府强制性。前者是内生的，后者是强制供给的，正如斯韦托扎尔平乔维奇所指出的：总的来说，社会制度的变迁是对内部或外部力量作出的反应。
7、前者改变游戏规则，让个体能够更有效地达成因为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而可能形成的契约性协议。后者是由白马骑士凭空强加于社会的游戏规则的变迁。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不同地方经济发展的初始经济结构差异较大，经济发展相关主体的力量对比也大相径庭，经济发展的制度调整路径也就大不一样。区域制度变迁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轨迹表明，尽管区域制度变迁的初始条件的差异决定了其制度变迁启动与方式的差异，从而影响到区域经济发展的启动与进程，但是，在不同的地区追逐制度租的经济制度变迁过程中，某些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却往往显示出高度融合的趋势。长江三角洲地区历来是中国最为富庶的区域之一，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最为迅速的区域之一。这个地区
8、的经济发展比较充分地体现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三种不同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一方面，江苏、浙江、上海的制度变迁方式和经济发展模式具有各自的特点，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互动的方式亦存在一定的差异；另一方面，两省一市的经济又密不可分，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在整个区域内又表现出一种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特别是 20 世纪 90年代中期以来，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呈现出一种不断加速的趋势。二、江苏的制度变迁方式与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江苏经济发展的精髓充分体现在苏南地区的经济发展上，即著名的苏南模式。改革开放前，苏南地区的地方政府与已有一定发展的社队企业关系密切，于是，乡镇企业便成为了制度变迁的启动点和发展方
9、向。这是因为，乡镇企业的制度安排兼顾了企业与政府的利益（从整体考虑企业与政府这两个主体时为帕累托改进，满足了双方的制度偏好（企业想依赖政府获得制度租，政府则想获得企业一定的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因而可以大大降低制度变迁的实施成本和摩擦成本.此时，乡镇企业和当地政府所组成的利益共同体便构成了一个产权的混合主体，同时也是制度变迁的主体。当经济的自由度和市场的完善程度处于某种中间状态时，集体所有制的产权安排将是最优的，虽然其产权并非十分清晰，但在此制度环境下，与私营企业相比，乡镇企业从事生产、经营的交易费用相对较低。更为重要的是，在经济体制转型的初期，由于地方政府对乡镇企业经营的强有力介入，使得乡镇
10、集体企业所获得的高额的制度租往往可以抵消产权制度低效对其竞争所带来的不利影响，所以，这一时期，乡镇集体经济发展明显快于私营经济和国有经济。随着乡镇企业的兴起，区域性的市场（资金、技术、商品等）已不能满足企业发展壮大的需要，于是，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开始，苏南经济开始走出传统框架，移植了新的制度安排，从而加快了制度变迁的进程，由内源积累和区际贸易为主转向外资利用和国际贸易并举。这一时期，乡镇企业仍是苏南模式的核心，其以集体所有制为主的模糊产权制度并没有得到大的改变，制度变迁的主体仍是乡镇企业和政府所组成的利益共同体。随着国内市场化进程的不断加速，资源配置由以计划配置为主逐渐转变为以市场配
11、置为主，乡镇企业依赖政府所能获得的制度租大大减少，使原先的制度效率逐渐丧失。市场经济要求对乡镇企业实行市场化改革，其关键是对产权制度重新作出安排。此外，在同一时期，以非公有产权为标志的温州模式已经显示出其巨大的制度效率，不同地区的制度竞争也迫使苏南地区必须对原有的制度安排作出变革。1995 年后，苏南的乡镇企业开始了大规模的产权制度改革，力图对乡镇企业的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在企业与政府之间重新作出安排，使之从制度的低效率中解脱出来。同时，苏南继续推进外向型发展战略，不断深化产权嫁接，引进和利用好境外资源以推进区域经济的国际化进程。二、 浙江的制度变迁方式与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浙江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精
12、华充分体现在温台地区的经济发展上，即著名的“温州模式“；。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来看，浙江经济的发展本质上是温州模式的扩散或放大。改革开放前，温台地区的国有工业基础差，农村集体经济力量脆弱，当地政府在地方经济中的直接作用并不突出。同时，在温台地区，农民人均耕地少，仅以农事难以养家糊口，大量农民外出经商务工以谋生路，这使温台地区储存了大量的具有市场经济知识的人力资本。因此，制度变迁的初始条件与实施成本决定了温台地区制度变迁的主体一开始就是家庭工商企业这一微观经济主体。当地政府在权衡自身收益与中央权威、短期政治安全与长期政治绩效后，以默许、合谋甚至保护的态度来与上级政府进行博弈，并充当好温台制度安排及其
13、变迁的解释员.此项非正式制度安排减少了微观经济主体与地方政府之间和微观经济主体与中央政府之间的两类摩擦成本，使对摩擦阻力的承受部分地转移到地方政府，从而以另一种方式间接地推动微观经济主体制度变迁的顺利进行。家庭工商企业产权相对清晰，而良好界定的产权使拥有者能把他的努力结果转让给他的后裔，这强化了家庭作为一个社会的单位，因此具有较大的正的激励效应。而后，家庭工商企业在与政府的博弈过程中形成了大量红帽子企业，披上合法化的外衣以寻求合法化保护，从而降低非法化所带来的交易成本和效率损失。而且，这种微观经济主体与地方政府的合作博弈还化解了缘于中央政府的政治成本，使微观经济主体争取到了改革的进入权，从而能
14、主动地使制度变迁向有利于微观经济主体的方向发展，而不是被动地进行强制性改制。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竞争的日益加剧，原有制度安排的弊端便逐渐显露出来。企业的竞争力低下；与被挂户方出现信用危机，整个地区则出现了普遍的商品信誉危机。政府不得不对红帽子企业的控制权重新作出安排，其制度优势也开始丧失。于是，为改变这种局面，温台地区开始了新一轮的制度变迁股份合作制改造。股份合作制部分替代了资金市场和人力资本市场，使市场交易费用部分地内部化了，还可以从相关政策中获取一定的制度租，也更便于政府的引导、管理和监督。这种制度创新很快就得到了当地政府的鼓励和支持，并很快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主力军。但随着经济的发展
15、，股份合作企业经济责任的无限性和内部产权结构的制度性缺陷制约着企业的进一步发展。随着对公司制企业及非公有制企业产权的法律保护进一步加强，同时，地方性股份合作企业优惠政策逐渐减少，股份合作企业就陆续向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制公司的方向发展了。浙江的经济繁荣主要靠的是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和市场创新。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对外开放和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推动了浙江经济从封闭的自我积累方式向开放型经济转变，产业链开始向省外甚至国外延伸，更多的企业开始参与国际产业的分工和协作，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都得以提升。三、 上海的制度变迁方式与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上海的制度安排具有一种典型的外生型特征。建国后，上海的经济
16、发展体现了一种中央自上而下的政府供给主导型的制度变迁模式。其制度变迁模式充分体现了国家的意志，因而其制度变迁的主体始终是国家。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国家在使用强制力时有很大的规模经济，在制度变迁中可以降低组织成本和实施成本。最能代表上海经济发展模式和制度变迁方式的是浦东模式。改革开放初期，整个国内市场处于卖方市场，早期培育起来的市场优势惯性使得上海的轻工业在卖方市场的条件下缺乏改革的压力和动力。然而，随着卖方市场逐渐转为买方市场，原先的国有企业面对市场经济的到来在竞争中就表现得力不从心了。长期计划体制统治下所产生的制度惯性，使上海的市场化改革较之其他地区具有更大的难度，上海不得不承受路径依赖所带来的阵痛。与此同时，江苏、浙江以及珠江三角洲等地因制度变迁带来经济飞速发展，而上海在全国的经济地位却在不断下降。制度安排的相对低效率使得上海那种无可比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