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对中美对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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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金融危机对中美对抗的影响金融危机对中美对抗的影响（上） 生存（Survival）杂志 2010 年 8/9 月 作者:阿隆弗雷德博格（Aaron L. Friedberg）作者简介：阿隆弗雷德博格（Aaron L. Friedberg），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与国际事务教授。2003 年 6 月至 2005 年 6 月曾担任副总统办公室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和政策策划部主任。研究领域包括国际关系、东亚地区国际安全、外交政策以及防务政策。著作有疲倦的巨人：1895-1905 年不列颠和相对衰落的经验、在城堡国家的阴影之下：美国的反国家主义及其冷战大战略。作者关于中美对抗的最新著作将于 2011 年春由诺

2、顿（W.W. Norton）图书出版公司出版。尽管它们的全部影响尚未完全展露，最近发生的金融危机以及由此造成的全球经济放缓将对美国与中国之间的战略对抗产生重大影响。经济问题很可能成为未来几年内中美关系日渐增多的摩擦和竞争的来源。不过与此同时，危机的后续影响将导致华盛顿更加难以负担与中国之间不断升级的军备竞争。尽管中国目前看上去已经拥有一个相对强大的经济地位，它看似快速的复苏将被证明是短暂的。最后，尽管关于美元将丧失世界货币地位以及美国软实力相对于中国而言正在下降的报道有夸大其辞之嫌，过去两年中的一系列事件将使这两种事态发展变得更有可能成为事实。从 2008 年夏天开始的经济急剧衰退被人们普遍与

3、 20 世纪 30 年代的大萧条相提并论。1当时，股票价格大幅下降，并且伴随着银行业的危机，导致全球经济增长持续放缓，法西斯政权在欧洲和亚洲兴起，并最终导致第二次世界战争的爆发。尽管目前的危机在前几个步骤（市场崩溃、银行倒闭、全球经济放缓）看上去与之类似，但是其全部的经济、政治和战略影响尚未完全显露。2在近期的经济低迷及其延续可能造成的众多潜在后果中，美国和中国的摩擦上升以及它们之间的军事和外交对抗不断升级可能是其中之一。除了改变它们之间的双边交往，全球经济下滑可能还会影响这两个国家进行长期战略竞争的能力，并且改变它们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以及与国际体系其他部分之间的关系。在此，有必要做几点说明。

4、首先，而且最明显的是，从 2008 年开始的经济危机尚未结束。当前的经济衰退的最终持续时间以及深度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确定其战略影响的程度和特征。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经济衰退的时间越持久、形势越严峻，出现重大的、危险的后果的可能性越大。如果要全面论述对美国和中国经济的各种情景的影响，还需要对它们与世界其他地区以及彼此之间的贸易和投资作更加系统的分析，这项任务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本文的范围。其次，而且很快就会变得显而易见的是，此处讨论到的中美关系的三个方面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因此，举例来说，美国和中国的增长轨迹将部分取决于两国关系的状况，并且部分决定它们在国际体系中的未来角色。将问题划分为三

5、个独立的部分有助于在分析上更加容易驾驭，尽管会存在一些过度简化的代价。内部影响概括地说，美国和中国在过去两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的经历大致相似。两国都经历了总需求的急剧下降和增长率的下滑（就美国而言，是由信贷紧缩和消费者支出的下降引发的；就中国而言，是出口大幅下降的结果），而且两国都启动了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方案，以刺激需求和恢复经济增长。从美国的情况看，经济放缓足以让美国经济陷入持久衰退；而从中国的情况看，经济扩张的步伐逐渐放缓，随后又恢复到危机之前的水平。这两个国家的表现存在的差异使得一些观察家认为，中国必定会成为目前这场危机的“赢家”。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最重要的是相对收益而不是绝对收益；不是

6、这两个经济体的增长（或萎缩）速度有多快，而是它们的相对经济增长率的差距有多大。从冷战结束至今，美国经济一直以大约 3%的平均水平增长，而中国的年增长率接近 10%。正是这种持续 7个点的差距让许多经济学家预测，至少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在总产出方面将超过美国。如果两国迅速恢复到各自在危机之前的增长轨迹，预计的交汇日期将不会改变。另一方面，如果一方的复苏比另一方更迅速或者更加彻底，那个时间要么会提前，要么会变得更加遥远。尽管有一些乐观的例外，经济学家的预测正在形成一个共识，即美国不会立即恢复到危机爆发前的表现。在这个十年甚至更长时期，美国的经济增长率并不会达到年均 3-3.5%（更不要说一些人在世纪

7、之交网络泡沫破产之前预计的 4%），而是会维持在 2-2.5%。3至于中国，在 2007 年达到 13%的峰值后，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初期阶段，其年增长率几乎下降了一半（约 7%）。4 得益于中央政府的积极应对，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在 2009 年回升到近 9%。一些估计表明，中国经济增长率至少在未来几年仍将在 9 至 10%徘徊，不过也有更加乐观的估计，至少在短期内是如此。5如果中国的经济增长率能够恢复到接近危机前的两位数的水平，而美国继续维持在低于以往水平的 0.5-1%，那么两国之间的差距拉进的速度显然会比以往更快。中国是否能维持其初步复苏尚待观察。至少在短期内，北京应对危机的手段是加倍下注在一

8、种已接近其效用极限的发展模式。中国政府并没有像外界专家和许多中国官员意识到的那样，将采取积极措施刺激消费支出占 GDP 的比重作为维持长期增长的重要手段，而是选择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注入更多资金，并且对出口行业提供各种直接和间接的支持。6尽管这种方法在防止产出在短期迅速下滑是有效的，但它也有可能造成巨大的产能过剩，助长资产泡沫，让银行承担更多不良贷款，并且导致今后的经济放缓更深和更加难以应对。正如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所指出的那样，北京似乎假设，就像在以往的衰退中一样，外国（特别是美国）的需求将很快复苏，使得出口迅速上升以及经济快速增长的恢复。不过，如果结果并非如此，罗

9、奇认为中国“会面临经济增长明显不足的实际危险”。7 总之，短期的权宜之计可能会加速中国高度依赖投资、以出口为主导的发展战略的终结日期。尽管中国政府最近采取了不少措施鼓励国内需求、对工人加薪、允许人民币升值，但是改变这个日期的可能性很小。8 尽管中国的经济刺激计划的规模庞大，但是不足以阻止失业率达到相当大峰值。中国政府也承认，2000 万以上的农民工在危机的第一年失去了他们的工作，许多返回了自己的家乡，而据报道最近有 700 万大学毕业生需要找工作。9毫不奇怪，艰难时期会出现更多的社会动荡。即使在危机来袭之前，据报道中国所谓的“群体性事件”（比如骚乱或罢工）的数量逐年上升。也许是因为担心急剧的上

10、升趋势会吓跑外国投资者，中国从 2005年开始停止发布全国“群体性事件” 的汇总数据。10不过，有大量零散的证据表明，随着经济放缓，情况变得更加糟糕。以北京为例，减薪、裁员、工厂倒闭和经营业主未能支付工资导致起诉到法院的劳资纠纷数量几乎增加了一倍。11从危机初期开始，中国政府显然已经做好了应对麻烦的准备。因此，在 2009 年初，一篇官方新闻机构的报道坦率地警告中国读者，国家“毫无疑问进入一个群体性事件高发期”。12 在预计社会动荡不断上升的情况下，中国政府第一次召集所有 3080 名县级公安局长到北京集中培训最新的骚乱控制技能策略，并且对超过 200 中级、基层法院院长进行应对社会问题的培训

11、。13至少在目前来看，中国共产党似乎可以安然度过这场风暴。但是，如果未来几年中经济再次出现衰退，或只是未能恢复到以往的速度，中国政府需要应对的困难将会更多。中国政府可能有足够的能力应付比迄今为止所遇到的更多麻烦，但是持续的危机可能最终会对党的领导层的团结带来挑战，并由其影响其对政治权力的控制。中国问题专家裴敏欣指出，中国共产党统治的最大威胁并不是来自下层，而是来自上层。日益上升的社会不满情绪可能让部分精英集团的成员抓住时机，利用民粹主义的诉求削弱自己的对手，并且在这个过程中让看似统一的党内派系公开化，从而为自己谋取政治上的好处。14如果这种情况真的发生，将会导致一系列后果。正因为意识到这种危险

12、，中国政府对如何应对这场危机的任何分歧都十分谨慎。如果有任何重大分歧，它们在 2012 年的领导人换届中将变得明朗。持续的经济危机还可能导致中国政府放弃目前避免与其他国家发生冲突并且耐心积累“综合国力”的谨慎政策。中国领导人可能会挑起与某个外国势力的对抗，以凝聚国内支持和转移民众对日常困扰的关注。中国也可能会选择“军事凯恩斯主义”的政策，进一步加快大规模军事建设的速度，以刺激总需求、恢复疲软的国内经济。15 总之，尽管其最初的表现令人印象深刻，但是中国目前的基础尚不稳固。2008-2009 年的金融危机的影响仍然有可能动摇政权的根基，并可能促使它采取意想不到（也许非常具有进攻性）的做法。 金融

13、危机对美国造成的影响更有可能是持续的削弱，而不是根本的破坏。在 20 世纪 90年代后期出现短暂的财政盈余之后，布什政府时期的减税和增加开支措施导致联邦预算再次回到赤字状态。目前的经济衰退导致税收下降，财政赤字增加，联邦政府遏制金融危机、刺激经济的努力甚至导致了更大的不平衡。在短短一年时间内，赤字规模上升了4 倍，从 4590 亿美元（GDP 的 3.2%）上升到 18.5 万亿美元（GDP 的 13.1%）。16这是有史以来财政赤字增长最迅速的阶段，远远超过以往任何经济衰退时期。17比这种差距拉大的速度更加重要的是其庞大规模：目前的赤字水平超过第二次世界结束以来的任何时候。18为了弥补收入和

14、支出之间的差额，华盛顿不得不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借债，导致的结果是联邦债务占 GDP 的比例已经从 41%猛增至 60%。19目前，低利率水平也有助于降低压缩债务大幅度增加的成本。随着利率从目前的低水平上升，联邦政府向债权人支付的利息也会增加。因此，在未来 10 年中，每年偿还的联邦债务将第一次超过国防开支。20 这一转折具有象征意义；偿还更多的债务并不一定意味着降低国防开支的压力。不过，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情况很可能是这样。利息成本的上升，经济增长的放缓，以及人口老龄化导致养老金计划的膨胀，所有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将使所有形式的“可支配支出”趋于紧缩。21 其中，国防预算是最大的一块，从政治角度看

15、，它可能会成为最脆弱的一块。随着美国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越来越多的人要求将“和平红利”装进口袋，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紧迫的国内需求上。在今后 10 年内，国防部并不会被允许投入更多经费用于与中国长期竞争相关的系统研发上，而是会面临研发和采购经费削减。22 除非应对一些重大事件，美国不仅缺乏与中国展开持久对抗行动所需要的资源，也缺乏这样做的意愿。最近的民意调查显示，认为美国应该“管好自己的事情、让其他人靠自己”的美国人的数量急剧增加。实际上，在 2009 年几乎有一半受访的美国人都同意这一主张，这是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一部分，甚至大于越南战争结束时的民调。这些情绪无疑反映出这个国家在过去 8 年

16、中应付恐怖主义和叛乱的不愉快经历，但显然也是由近期的经济衰退导致的。从金融危机爆发开始，认为美国是头号经济强国的美国人数量已经大幅下降（从 2008 年 2 月的 41%降至 2009 年 11 月的 27%），而认为中国处于这一地位的人数变得更多（从 30%增至 44%）。尽管普通美国民众对中国仍然保持警惕，但他们没有太大的意愿与中国展开势力竞争。与此相反，目前美国人似乎关注自己的问题，而不是在全世界处理麻烦。23中国是否以及如何利用美国人自我反省的时机还有待观察。双边关系从尼克松政府首次接触到天安门“事件” 和冷战结束，美国和中国主要是因为共同反对苏联而团结在一起。相比之下，在过去的 20 多年间，这两个大国主要是因为贸易而团结在一起。日益密切的经贸关系带来的好处至少有助于部分抵消潜在的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因素导致彼此不信任和战略竞争的冲动。可以肯定的是，经济问题有时会成为纷争的源泉。尽管如此，围绕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