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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新的交叉研究范式：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陈娟继推出以文献的翔实与精审为特色的成功范例中国文学编年史之后，陈文新教授领衔主撰的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 （上、中、下三册，以下简称编年 ）已由武汉大学出版社于 2009 年 9 月出版。 编年是该社隆重推出的大型文化遗产出版工程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 （以下简称丛刊 ）第一辑（共 17 种）的主打力作，参考文献达 1600 余种，篇幅达 400 余万字，是迄今为止我国第一部科举文学编年。一据总主编陈文新教授丛刊总序介绍， 丛刊整理和研究重点对象一是“反映科举制度沿革、影响及历代登科情形的文献” ，此次出版的相关成果有历代制举史料汇编 、七史选举志校注
2、 、 翰林掌故五种 、 贡举志五种 、 明代状元史料汇编 、 钦定学政全书校注和清实录科举史料汇编七种；二是“与历代考试文体相关的教材、试卷、程文及论着” ，此次出版的相关成果有历代律赋校注 、 唐代试律试策校注 、 八股文总论八种 、 游戏八股文集成 、 四书大全校注 、 钦定四书文校注 、 游艺塾文规正续编 、 梁章鉅科举文献二种校注八种。 丛刊第一辑中还有两种综合性的成果：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和二十世纪科举研究论文选编 ，与后者相比，前者文献性尤为显着。以科举与文学的交叉研究为宗旨的综合性和以文学为本位的文献性是编年的追求品格。编年首先是一部编年形式的明代科举史。与郭培贵教授明清科举史事编
3、年考证只列出直接的科举史实（包括文、武举） ，对其它政治、文化史实一概从略，突显其纯粹的科举史研究性质相比， 编年收录内容要宽广得多，包括：“1、重要科举法规（包括文科举、武科举及荐举） ；2、对科举有显着影响的奏疏、会议、人物言论等；3、科举人物；4、科举教育；5、科场事件；6、科场文风及相关文体；7、科举风俗及相关创作；8、科举文献；9、科举时代的文化生活；10、其它。 ”编年重点突出、明晰呈现的科举史实主要有明代科举考试制度的初拟和完善情况、每会试之年的进士登科情况。如洪武元年下令设文武科取士，洪武三年始举行乡试并连举三年，此后则是三年一举，也是洪武三年朝廷详订了乡试会试文字程序、名额、
4、出身、开试日期、应试资格等制度，洪武四年始举行会试。洪武六年起，罢停科举十一年，洪武十七年再颁科举成式 ，本年举行乡试，洪武十八年举行会试，此后科举考试基本走上正轨。不过编年宗旨是“以编年形式展现明代科举与文学的发展历程” ， （凡例 ）撰者突破了纯粹史学的视角，将科举史与文学史结合搜集史料，采取了将科举与文学进行综合研究的学术路数。学人通过对嘉靖十六年和嘉靖十七年两年的史实收录情况作抽样分析，发现编年比较注重收录科举人物的仕履和与科举、文学相关的重要事件。明代的翰詹馆阁等清要文职部门和科道台垣等监察部门，既是进士（尤其是翰林院庶吉士）供职的主要单位，也是对科举考试、教育和文化有重要影响和直接
5、作用的部门， 编年较洋细地收录了这些机构的人事变动情况，以此说明文学发展的政治文化、科举文化背景，试图为明代文学研究开辟更为宽广的文化视野，这又与纯粹而直接的文学史实不一样。 （周勇在还原中建构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抽样分析 ）这种以编年的方式排比交叉研究的史实，既是研究范式的一种创新，也是学术研究的巨大贡献。郭培贵先生谈到明清科举研究的不足时说：“在不少似乎已有深入、充分研究的领域，也存在着基本史实不明甚至讹误流传的情况。不少研究者对明代科举基本史料的掌握，追求的往往只是数量的增加，而在精度上略显不足。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大致就是钱茂伟所指出的：具体问题的解决，不可能引起更多的共鸣。只有视野、方
6、法的讨论，才能引起更多人的关注。 （国家、科举与社会第 6 页）于是，人们为了追求更多的共鸣、关注和反响，往往忽略或不屑于做具体问题的考证与研究，甚至视这种工作为登不了大雅之堂的低层次劳动。其结果必然导致仅仅立足于宏大理论创新的研究缺乏足够精确史实的支持，甚至因史实讹误而导致其结论的错误。 ”（二十世纪以来明代科举研究述评 ， 中国文化研究2007 年秋） 编年对史料的搜罗整理，必然引导学界对明代科举与文学的了解和研究向“精度”推进。二与陈长文先生明代科举文献研究的论着形式和叶楚炎明代科举与明中期至清初通俗小说研究的专题研究不同， 编年对明代科举与文学的研究以历史文献的方式出之，是科举文献学的
7、一大硕果。陈长文在明代科举文献研究一书序言中正式提出“科举文献学”一说。 “科举文献学的内涵是指研究科举文献的产生、发展、整理和利用的专门之学。它是科举学与文献学的交叉学科，也是科举学最基础的分支学科。 科举文献学的研究对象，就是科举时代所遗留下来的各类科举文献，即关于科举制度、科举活动及科举人物等各种方式流传下来的文献记载。根据其自身特点，科举文献又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原始科举文献，即核心科举文献。是对科举考试制度、过程、内容、结果及相关人物、事件的原始记录第二：专题科举文献，除原始文献以外的其它科举专门文献第三：相关科举文献，即非独立存在的有关科举制度、科举活动及科举人物等记载的文献。
8、”（陈长文简论“科举文献学”之研究 ， 光明日报2009 年 10 月 12 日编年几乎搜罗了明代全部的核心科举文献和科举名录专题科举文献，同时参阅了大量相关科举文献，而使用文献的原则是尽量照录原文，尤其是稀见而重要的原始科举文献更是不吝篇幅，全部收录。除了最基本的明实录 、 明鉴纲目 、 国榷 、 明史 、 明通鉴、 大明会典 、方志等史部文献，另外广泛采集中一些专述明代科举的笔记史料，如翰林记 、 南雍志 、 殿阁词林记 、 弇山堂别集 、 制义丛话 、 制义科琐记 、 馆阁漫录 、皇明进士登科考 、 类姓登科考 、 皇明贡举考 、 皇明三元考等，这些私人著述的记载有的记述体制，有的考察科
9、考，往往比史部文献更为详实和具体，具有鲜活的气息。如黄佐翰林记20 卷，共列有 271 目，基本上囊括了翰林院各方面内容，诸如官制因革、机构设置、职官品级、职掌区分、选任途径、考核迁转、晋升降谪、给假起用、俸粮恩赐、经筵讲读、辅导东宫、修史典试、扈从充使、职官题名以及景观雅集等等，均有详尽的阐述，可以清晰地看到翰林院乃这一新的政治机制重要的枢纽和翰林在政治、文化、学术等领域所发挥的作用及所作出的贡献。又如张朝瑞皇明贡举考 ，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八十三称此书“每科载会试考官、试题及所刻程文之目。殿试之榜，首尾全录。会试之榜，则惟录前五人。乡试之榜，则惟录各省第一人。其有名臣硕儒足传于后者，皆附记
10、于制策之末，名姓籍贯异同，亦附注焉。其考据颇为详核” 。这些文献的广泛涉猎无疑使编年对明代科举材料的采集变得丰赡。编年还充分利用和整理了科举文献学已有的成果诸如明代登科录汇编 、 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登科录 、 皇明进士登科考 、 皇明历科状元录 、和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等科举文献。 登科录 、 同年录 、 进士履历便览等这些极具权威性的稀见文献占全书二分之一左右。每科会试录取进士的姓名、籍贯、学术专长、表字、行第、年龄、生辰、三代名讳及官阶、母姓、兄弟名及官阶、妻姓、乡会试名次等信息，还有大部分殿试的御制策问试题和鼎甲三人的对策全文，都以历史的原貌完整呈现。 编年作为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
11、丛刊的重要成果，必当为科举学（它涉及到历史学、教育学、政治学、文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领域）研究提供最基础的史料支持，发挥工具性的作用。三编年明显体现出以文学为本位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大量收录集部文献，二是所设纲目以文学人物为主体。据统计，该书集部文献使用比例在 56左右，大量碑志、行状、序跋等集部文献被征引。史部文献搭起科举史实的框架，集部文献丰富和支撑历史细节，起到部分还原历史原貌和场景的作用，也正是占据半壁江山的集部文献，使该书突破历史研究的单一视角，获得历史与文学综合的品格。如明仁宗洪熙元年四月“俞廷辅言科举之弊，仁宗谕礼部分南北卷取士，南士六分，北士四分”条，以明仁宗实录
12、、万历大明会典两种史部文献为主要依据，征引了孤树裒谈 、 七修类稿 、 日知录 、 采芹录四种集部文献来详细说明。这些集部文献少数有今人整理的单行本，更多的直接采择于文渊阁四库全书、续修四库全书、四库禁毁书丛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这从编年附录的参考文献可以看出。编年纲目非常注重科举人物，尤其是翰林人物（往往也是文学人物）的生卒与升迁授除情况。有学人以嘉靖十六年和嘉靖十七年为例，分析统计得出“与科举相关的人物仕宦功名 23 条，占 32.8，科举士人生卒 13 条，占 18.6， ”二者加起来有一半之强。征引频率颇高的史部文献国朝献征录 、 殿阁词林记 、 玉堂丛语等多为传记类著作，记载翰林人物
13、的言行事迹。如玉堂丛语 “仿世说之体，采摭明初以来翰林诸臣遗言往行，分条胪载，凡五十有四类，而终于仇隙。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 殿阁词林记以“学”为体例，分殿学、阁学、馆学、宫学、坊学、馆学、雍学、卿学、赠学、艺学、院学，每“学”又以人物编次，大体仿列传之例，记载传主之官阶恩遇及生平事迹。还值得一提的是， 编年不仅有搜罗整理之功，亦不乏考订辨证之力。文献内容与历史事实不吻合者，后面俱有撰者考语予以说明。如明太祖洪武三年五月“初设科取士。以八月乡试，二月会试”条，列举文献明太祖实录 、 弇山堂别集 、 客座赘语 、 大明会典、 制义丛话 ，引录明太祖初设科举条格诏原文后，有撰者按语“诏中所言
14、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选，非科举者，毋得与官 ，仅为明太祖一时设想，非事实也。明朝选官，除科举外，还有学校、荐举、吏员等途径，而洪武间甚至以荐举为主。又，明确规定举行乡、会试的地点、年份，始于洪武十七年。 ”明太祖洪武六年“设文华堂为储材之地，诏择乡贡举人年少俊异者肄业其中”条，列举文献明太祖实录 、 殿阁词林记 、 制义科琐记后有按语“明太祖擢举人张唯等为编修， 令入禁中文华堂肄业 ，实为永乐二年后在二、三甲进士中考选庶吉士入翰林院之权舆。 ”由于天一阁藏明代会试录和天一阁藏明代乡试录在编年编撰之时并未出版面世，所以没有采录，而是重点整理了已经出版并且最为重要的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登科录 。这并不妨碍编年作为我国第一部科举文学编年的开创地位和作为综合性科举文献的工具作用，读者自当领会。（作者系武汉大学哲学学院 2009 级博士生、黄冈师范学院文学院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