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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公文格式、规范及常用公文写作的若干问题,安徽大学教授 马仁杰博士,2018/1/3,2,主 要 内 容,一、引子二、秘书和领导相处的原则三、公文格式及规范四、五种常用公文的写作技巧,2018/1/3,3,一、引子,1、秘书一职成“升迁捷径”,如何根治“秘书病”？ 有媒体推出重头述评秘书提拔“路径隐患”，又一次把“秘书现象”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文章从谢亚龙、秦裕、李真等“著名”秘书近年来纷纷落马，条分缕析了秘书升迁捷径的危害。 秘书现象是的特殊风景。领导位高权重，不易见，不易说项，找找领导的“身边人”就成了办事捷径。于是，秘书这个角色的重要性凸显出来，更何况还有大好的升迁前景，自然成了人们的
2、追捧对象。倘若定力不足，秘书易成为高风险行当，升迁捷径易成腐败捷径，甚至是从官场通向法场的“捷径”。,2018/1/3,4,其实，秘书一职本身并没有原罪。 一般而言，能被领导看中并信任，能胜任秘书工作的，自然是政治和业务素质较高，性格沉稳且靠得住、有一定担当的人才。毛泽东就自言他选秘书的重要标准是“有学问”。加上这样的人才在高级领导身边工作，接触的信息量大、层级高、见识广、纪律严、任务重，本来就是对干部极好的锻炼，进步比别的岗位快，也在情理之中。 1993年7月，邓小平在京接受加拿大记者保罗杰克逊采访，说“古往今来，中国有许多人才是秘书出身”，并称：“从秘书中培养党政高级干部，不失为我们拔擢人
3、才的一条捷径”。博闻强记的邓小平还引了不少古今先例：“西汉文学家司马迁曾任中书令，就,2018/1/3,5,是皇帝的秘书；新唐书的作者欧阳修做过翰林学士；三国时文学家祢衡做过江夏太守黄祖的秘书。近代中国第一个政治秘书是孙中山的秘书宋庆龄。我们中共最早的秘书是毛泽东，负责管理文件，1926年改为秘书处编制，他是我的前任。周恩来、任弼时、邓颖超都做过译电员；杨尚昆长期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他自称是中央领导的秘书；陈伯达、胡乔木在延安时当过毛泽东的秘书，邓力群当过刘少奇的秘书，宋平当过周恩来的秘书，姚依林当过陈云秘书，袁木当过纪登奎秘书，雷宇当过任仲夷秘书”,2018/1/3,6,邓小平开具的名单，如
4、果有心接下去，会很长很长。这张关于秘书的“名单”，有堪称领袖级的“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如毛泽东、周恩来、宋庆龄和小平同志本人，也有像陈伯达这样横行一时的政治文棍。因此，秘书一职仿佛要么让人“上天”，要么让人“入地”，这仅仅在于当事人的一念之差吗？ 秘书个人的道德修养与政治素质，与他的人生抉择和命运走向肯定有重要关联。绝大部分由秘书而担负重要领导岗位的，的确是优秀人才。但是分析一下那少数“落马”秘书的犯事根由，也颇能总结出一点规律性的因素。,2018/1/3,7,以陈伯达和李真为例。 作为毛泽东欣赏的“一支笔”，秘书陈伯达无疑是个才子，然而，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后来又进入中央核心领导层
5、，在推动中华民族浩劫“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推波助澜，不但用他的笔阐述并发展了极“左”路线、理论和政策，也直接打压和迫害了不少忠直之士，最终成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之一，成为历史罪人，其罪在政治思想领域。 李真，原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的秘书，倚仗领导赏识，升迁极快，同时伴随的是不择手段的攫取，他担任省国税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后，7年间索取、收受、侵吞他人财物，合计超过千万元。其涉案犯罪数额之巨大，居建国以来河北党政领导干部贪污受贿犯罪数额之冠。李真之罪，在权力寻租的经济领域。,2018/1/3,8,陈伯达与李真，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有罪错秘书集团的代表人物。他们犯罪在不同领域，可以说明秘书阶层在
6、共和国不同历史阶段“落马”的某种共性：当其掌控资源集中于政治思想领域时，政治权力欲的腐蚀力极强；当其掌控资源集中于经济领域时，利益上的巨大诱惑使李真等人彻底失控。 因此，秘书之惑，在于政治资源或经济资源向权力的过度集中。要想根治“秘书病”，在于的不断推进。正如胡锦涛同志指出的，“要继续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完善决策信息和智力支持系统”可以期待的是，有这样的改革前景，“秘书病”或终有一天能治愈。,2018/1/3,9,2、秘书一职成“升迁捷径”引发高层关注,瞭望文章：秘书提拔“路径隐患” 由于提拔路径不规范，使一些缺乏领导能力或带
7、“病”的秘书被提拔重用，这已成为现行组织人事制度的灰色带 自今年9月初被协助调查以来，谢亚龙从“失踪”到被采取强制措施，最终在一个月后的国庆长假期间，央视新闻联播播出了他正式被批捕的消息。 现年55岁的谢亚龙，曾担任过中国田径运动管理中心主任、中国足协副主席、中体产业公司董事长。他主管足球期间，除捞钱外，也使中国足球完成了从盛极到衰极的完败，其创造的诸多“奇迹”中，包括刷新了中国足球在世界杯、奥运会这样的顶级赛事上，战绩最差、最耻辱的新纪录！,2018/1/3,10,而谢亚龙这样一个人，却是从原国家体委主任秘书的职位上，被一路青云地提拔为中国足球“掌门人”，再次验证了多数秘书的“升迁路径”因为
8、是“领导身边人”，占尽左右权力资源，升迁机会也远远多于别人。 “由于秘书与领导具有特殊关系，使得领导在提拔人时，主要考虑的是被提拔者是否信得过。”中央党校政法部黄小勇副教授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认为，“如果从这个标准出发，秘书往往是首要人选。” 在我国很多地方，秘书选用基本由领导个人好恶决定，而当上领导秘书后，再被提拔的概率也极大。由于提拔路径不规范，使一些缺乏领导能力或带“病”的秘书被提拔重用，这已成为现行组织人事制度的灰色带。,2018/1/3,11,秘书一职成“升迁捷径” 何谓秘书？按辞书上解释，主要职责是协助领导人综合情况、调查研究、联系接待、办理文书和交办事项，是领导的助手、参谋
9、和事务处理者，本身并不具有官的权力，从属于领导。 按照中央的严格规定，只有副部长级以上领导干部，才允许配专职秘书。但在我国许多地方，不但市县领导，甚至连乡党委书记、镇长都有事实上的专职秘书。配备专职秘书成为有些人显示领导身份的一种标志。 “我国各地领导选配秘书，缺乏统一的秘书选拔和任用标准，也缺乏民主推荐、民主评议和全面考察等严密程序。”黄小勇说，“不少领导自选秘书不报审批，或是手续办理流于形式，组织人事部门仅仅就履行个手续。”,2018/1/3,12,本刊记者了解到，在领导配备秘书时，用谁不用谁基本是领导个人说了算。比如李真在担任河北省委办公厅秘书时，就是由当时的省委书记程维高亲自“钦点”，
10、等等。 目前有些秘书有被异化的倾向，不但要负责领导日程安排、来客接待、讲稿起草等事务性工作，还兼顾领导或领导家属的生活安排，甚至有些领导收礼和送礼等拿不到桌面上的事情，也交给秘书去办理。 “虽说秘书不任实职，却有着相当的隐性权力。”云南省一位熟悉官场情况的人士告诉本刊记者，“当然，不同级别和部门或地方领导的秘书含金量也不一样。且级别越高、岗位越重要的领导的秘书，升迁机会也越多。”,2018/1/3,13,“当上领导秘书后，最大感受是锻炼机会多，水平提高快。比如跟随领导调研多，对各方面情况比较熟；阅读各类文件多，对上级的精神领会比较透；思考重大问题多，对工作思路的把握比较准，等等。”小张2008
11、年大学毕业进北京某机关做领导秘书，他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信心。 “能被选做领导秘书，本身就是一种能力的体现。如果做得好，加上拥有人脉资源和权力资源，升迁机会也会比其他公务员大得多，这就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小张的这番话，代表相当一部分年轻公务员的想法。 在现实中，被选为领导秘书大都“官升一级”，但均不用经过公开选拔、竞争上岗程序；又不属于“破格提拔”。身为有级别的秘书“外放”时，再“官升一级”的现象比较普遍，且不少属于跨部门或异地任职，同样规避了很多干部选拔任用方面的程序和监督。因此，领导秘书一职被不少人视为“升迁捷径”。,2018/1/3,14,“特殊关系”凸显资源优势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由秘书一
12、职容易得到提拔，除了缘于领导和秘书的特殊关系外，“一把手”权力过大而得不到有效约束也是主因。 “从个人感情来讲，秘书鞍前马后地辛勤伺候领导，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如果有提拔机会，领导自然就想到秘书。”黄小勇认为，“领导把提拔秘书作为其对自己服务的一种奖励，已是一种公开的秘密。” 黄小勇认为，秘书在提拔升迁中的优势，还源于我国干部人事制度的权力安排。“一方面，领导尤其是主要领导在人事上具有重要的提名权和推荐权，甚至拥有不同程度的人事决定权，在提名和推荐环节，秘书就占有优势。另一方面，现有人事制度安排中，对提名权和推荐权的规定不够规范，导致领导提名什么人具有相当的自由度。”,2018/1/3,15,“
13、秘书容易得到提拔，与秘书的岗位特点密切相关。秘书一般属于办公厅或办公室的编制，这个综合办公室本就是行政运转的枢纽机关，是行政信息的聚会点。而秘书服务的对象是领导，在我国权力集中制的背景下，领导往往就是权力中心、决策中心。”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全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副秘书长胡仙芝博士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从行政组织学的角度进行了分析。 胡仙芝进一步分析道，“相比于其他职位的公务员来说，秘书占了地利之便。再加上与领导之间特殊关系构成的人和之利，秘书是一个极容易得到升迁的职位。地利加人和的优势，如果加上天时，秘书升迁并非难事。” “有些领导干部离任前，也想在一些重要部门安下信得过的人，以便自己的权力或影响
14、力得以延续，秘书往往是一个选择。”北京市直属机关一位年轻公务员对本刊记者说，“当然，也有一种情况是秘书了解领导太多底细，有些有猫腻的领导干部，也把提拔秘书作为一种拉拢手段，达到自保的目的。”,2018/1/3,16,“秘书容易得到升迁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一把手权力过大而又得不到有效制约。有些地方名义上虽由组织部门把关定人，其实不过是走过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李成言教授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领导要选用或提拔自己的秘书，组织部门最终还是要看领导脸色具体操办。” “大多数领导在离任之前喜欢提拔秘书。”中央党校教授林喆认为这是我国用人制度上的一种“潜规则”，是最易出问题的环节。同时，提拔秘
15、书不走其将任职单位或部门的选聘程序而“空降”，也是“潜规则”。,2018/1/3,17,秘书边腐边升拷问“起跑线” 在受访专家看来，经过多年培养和锻炼，有些秘书确实具备领导能力，被正常提拔也无可厚非。但由于上述选人用人机制不健全的问题，也使一些缺乏领导素质或带“病”的秘书被提拔重用，造成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 最典型的案例要数“上海第一秘”秦裕。2006年7月6日，秦裕“空降”调任上海市宝山区委副书记，7月13日任宝山区代理区长，7月25日正式就任宝山区区长，8月24日接受审查被免去宝山区长职务，秦裕在区长位子上前后正好一个月，被舆论称为“一个月区长”。 据查，在此前的1998年4月至2006年
16、6月，秦裕在担任上海市委办公厅秘书，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上海市委办公厅副主任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为人谋取利益，索取收受贿赂款物折合人民币680万余元。,2018/1/3,18,秦裕身为市领导秘书，收受贿赂如此之巨，长达十年的时间得不到查处和制止，而且能带“病”一路升迁。这位曾经的“上海第一秘”，其带“病”提拔之路，正是以往秘书提拔路径弊端的缩影。 2005年下半年，中纪委领导曾经找过时任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谈话，指出上海不少干部反映秦裕廉政方面存在问题，要求他选用那些党性强、作风正派的干部当秘书，但陈良宇并不理会。2007年7月26日，中纪委负责人就查处陈良宇严重违纪案件答记者问时表示，陈良宇的主要违纪问题包括“包庇有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身边工作人员”。 另一个典型案例是“河北第一秘”李真。当年提拔李真当省委办公厅副主任时，常委中就不只一人明确表示反对。但时任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还是一意孤行地提拔李真。当中纪委把群众反映李真严重问题的信件转来时，程维高不仅不查，反而非常生气，认为是反映问题的人有意和自己过不去，并两次亲自给中纪委写信，信誓旦旦地担保李真没有任何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