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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曾国藩的选人育人用人之道,取人为善，与人为善；忧以终身，乐以终身。,-广揽、慎用、勤教、严绳,一、曾国藩的生平简介 曾国藩，（18111872），字伯涵，号涤生，原名子城，派名传豫，出生于湖南省双峰县井字镇荷叶塘的一个豪门地主家庭。 23岁取秀才，入县学；24岁入岳麓书院，中举人；道光十八年（1838），殿试中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中进士留京师后十年七迁，连升十级，37岁任礼部侍郎，官至二品。紧接着创见因母丧返乡，恰逢太平天国巨澜横扫湘湖大地，他因势在家乡拉起了一支特别的民团湘军，历尽艰辛为清王朝平定了天下，被封为一等勇毅侯，成为清代以文人而封武侯的第一人，后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官
2、居一品，死后被谥“文正”。,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是清王朝由乾嘉盛世转而为没落、衰败，内忧外患接踵而来的动荡年代，由于曾国藩等人的力挽狂澜，一度出现“同治中兴”的局面，曾国藩正是这一过渡时期的重心人物，在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产生了令人注目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仅作用于当时，而且一直延至今日。从而使之成为近代中国最显赫和最有争议的历史人物 。 湖南人成为中国的中流砥柱作用的第一人！ 著作曾文正公全集 、曾国藩家书、冰鉴,对曾国藩的评价：毛泽东：“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年青时，曾对曾国藩倾服备至，现藏韶山纪念馆的光绪年间版曾国藩家书中，数卷扉页上都有毛手书的“咏之珍藏”。他曾说：曾国藩建立
3、的功业和文章思想都可以为后世取法。认为曾编纂的经史百家杂钞“孕群籍而抱方有”，是国学的入门书。曾国藩治军最重视精神教育，毛一生很注意这点。曾“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毛建立红军之初便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蒋介石： 多次告诫他的子弟僚属：“应多看曾文正，胡林翼等书版及书礼”，“曾文正家书及书礼.，为任何政治家所必读。”他审订曾胡治兵语录注释时说：“曾氏已足为吾人之师资矣。在黄浦军校，他以曾国藩的爱民歌训导学生。他说我认为曾、左能打败洪、杨是他们的道德学问、精神与信心胜过敌人。”,二、曾国藩的人才观1、人才观：人是决定性因素 制胜之道，在人不在器 曾国藩对人才非常重视，他认为：“成大事者，以多
4、得助手为第一要义”，国家强盛，以多得人才为强盛，如果不得人才，国家就不可能富强，如果不得将才，军队就不可能强大。 邓小平同志说：“现在我们国家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不是四个现代化的路线、方针对不对，而是缺少一大批实现这个路线方针的人才。道理很简单，任何事情都是人干的，没有大批的人才，我们的事业就不能成功。” 唐太宗说：“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 曾国藩把治军、治政、治饷等全部归功于人才。关于治政，他认为“人存而后政举”“将欲维持成法，所须引用正人”；关于治军，他说：“无兵不足深虑，无饷不足痛哭，独举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亟得。”关于给饷，他认为：“广求
5、人才，参错布置，庶期改观。”总之，不管为政，治军，给饷，抵外侮等等，曾国藩都认为人才是最重要。 “今日所当讲求者，惟在用人，人才不乏，欲作用而激扬之，则赖皇上之妙用，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废。,2、才德观 ： 正确评价人才，曾氏主要讲的是才德观，曾国藩在日记中曾写道：“司马光曰：“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余谓德与才，不可偏重，德若水之源，才即其波澜；德若木之根，才即其枝叶。德而无才以辅之，则近于愚人，才而无德以主之，则近于小人。”当才与德不可兼得时，他认为：“与其无德而近于小人，毋宁无才而近于愚人”。 曾国藩认为当才
6、德不能兼得时，宁可取愚者，而不可取小人；关于才，就是一个人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能兼备的人进班子。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真正关系到大局的是这个事，这是眼前的一个问题，并不是已经顺利解决了，希望解决得好”。,3、选才观： 他强调：“衡才不拘一格，论事不求苟细，无因寸木朽而弃连抱，无施数罟以失巨鳞。” 、“凡有一技之长者，断不可轻视。” 、“人才之人礼之，则弃于草野饥寒贱隶之中，有人求之，则足以为国家干城腹心之用。” 曾国藩
7、认为：“求人之道，须如百圭（人名）之治生，如论鹰隼之击物，不得不休”、“山野材智之士，感其诚，虽惑不往见，皆为曾公可与言事。而国藩逢乡里士来谒，辄温语礼下之，有所陈，务毕其说，言可用，则其斟酌施行即不可行，亦不加诘责。有异等者虽卑幼与之抗礼，故人人争磨濯（zhuo），求自效，一时中兴人才，皆出其门”、 “得一而可得其余”。 曾国藩说：“君子有三乐，而宏奖人才，诱人日进为其一乐。” 、“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读书则可变化气质。” 、“诸弟若能有恒，则虽四弟中等之资，亦当有所成就，况六弟九弟上等之资乎” 。 他的谋士郭嵩焘在为他作墓志铭中指出：“曾以美化教育人才为已任。”,4、用人观：操
8、守、学识、才具 曾国藩制定了他的用人标准：操守、学识、才具；曾国藩认为，全才应德才兼备。“德与才不可偏重，譬之于水，德在润下，才即其载物溉田之用；譬之于木，德在曲直，才即其舟楫栋梁之用。德若水之源，才即其波澜；德若木之根，才即其枝叶。”若德才难以兼备，曾国藩更强调“德”，宁用有德无才，而不用有才无德之人。 曾国藩将人才分为两种：一种是属于有官气的人，一种是属于有乡气的人。官气重的人，特点是学样子、讲官话、不实际，是心窍比较重的，而且圆滑取巧，最重要的是官气重的人关键的时候靠不住，不能深刻体会到下情，所有的文件都等着秘书写。作为一个武官，在处理问题上，必须做到口到眼到，尤其要做到身到，但官气重的
9、人，往往不能做到这一点。而乡气重的人也有毛病，顾头不顾尾，喜欢张扬，没有把握的事情就去尝试。,三、曾国藩的用人之道：八字方针： 广揽、慎用、勤教、严绳,广揽 就是广泛访求、网罗人才。曾氏求贤若渴，他提出“凡有一长一技者，断不敢轻视”。每到一地，每与人通信、交谈，都恳求对方推荐人才。他常写人才闻见日记，将所见所闻，分为“闻可”、“闻否”、“见可”三类。他的无慢室日记中，专设“记人”一项，记录了一大批被推荐的人名，并附有自己考察之所得。曾氏提出，“衡才不拘一格”，“求才不遗余力”，反对以出身、资历衡量人。曾氏幕中经人推荐入幕的人甚多，曾氏平时极注意对僚属才能的观察了解，并从中发现了大量人才。(见可
10、、见否,是指亲见其人之后的评判。闻可、闻否,则多记录友朋函牍中对人物的评价。)慎用 就是分辨良莠、知人善任。曾国藩说：“办事不外用人，用人必先知人”，而且收之越广，用之越慎。曾氏用人十分谨慎，恪守“不轻进人”、“不妄亲人”。为此，他高度重视人才的考察，提倡选人“必取遇事体察，身到、心到、手到、口到、眼到者”，观人的方法主要是“以有操守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为主”。对于招揽到的人才，一方面用其所长，尽其所能，另一方面量才录用，使人才大多能各尽其职。正是因为曾氏能“冷眼看英雄”，他的幕府中人才之盛，一时无二。,勤教 就是善于磨砺、促其成才。曾氏认为，人才，特别是经办军国大事的人才都是千磨百砺锤炼出
11、来的。李鸿章是曾氏的得意门生，咸丰十一年，曾氏率湘军攻陷九江，李鸿章从镇江前去投奔曾氏，可曾氏却借口军务繁忙，竟然没有相见，甚至在别人面前对李鸿章出言相讥。其实，曾氏并不是不愿接纳李鸿章，而是看李心地高傲，想挫一挫他的锐气，磨圆他的棱角。这也是曾氏培养学生的一片苦心。此后，曾氏对李鸿章进行了严格打磨。李鸿章曾对人说：“过去，我跟过几位大帅，糊糊涂涂，不得要领；现在跟着曾帅，如同有了指南针。”曾氏的苦心栽培，终于把李鸿章磨砺成了晚清的擎天一柱。严绳 就是严加督责、清慎诚戒。曾氏律己甚严，“自立准绳，自为守之”，对待下属也是严加督责，使下属都能“循循于规矩之中”。他常以恒守“清慎诚戒”四字对幕僚言
12、传身教，要求属下从大处着眼，从小处做起。对属下的管教，能区别不同对象，不同对待，或者以勉励为主，或者多加防范；在方法上则是“扬善于公庭，而规过于私室”，体现出了高超的领导艺术。,四、曾国藩提拔的人员简介：1、政治：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船政、治理台湾）、郭嵩涛(外交、洋务、科技、企业)等；2、洋务：薛福成、冯桂芬、容闳（毕业于耶鲁大学，成为美国大学的第一个中国留学生）等；3、科学：徐寿、华蘅芳、李善兰等；4、军事：罗泽南 、塔齐布 、杨载福、彭玉鳞等；这些英才齐聚幕下，足见曾用人真是有独到之处。,曾国藩为政四十年，幕僚共计四百多人，大部分都被他培养、推荐为朝廷、军队和地方的高级高级干部，左宗
13、棠、李鸿章、彭玉麟等众多名臣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曾国藩的重人、识人、取人、用人已成一体，高度体现出了一代宗师的颖悟与睿智。薛福成将曾氏培养之才分为四类：第一类为“治军事、涉危难，遇事赞画者”；第二类为“邂逅入幕，或骤至大用，或甫入旋出，散之四方者”；第三类为“以宿学客戎幕，从容讽议，往来不常，或招致书局，并不责以公事者”；第四类为“凡刑名、钱谷、盐法、河工及中外通商诸大端或以专家成名，下逮一艺一能，各效所长者”。 曾国藩创建的湘军也有他自己独特的风格，与当时清朝的正规军队迥然不同。 第一个不同，它首先是有精神的团队，这种有精神的团队也被许多国外的学者，或者港台的学者称为中国第一支有主义的军队。曾
14、国藩认为，“打造军队，首在拣选将才，而拣选将才，必求智略深远之人，又须号令严明能耐劳苦，三者兼全，乃为上选。”对于治兵的才能，他认为不外乎“公、明、勤”这三个方面，如果办事不公正，赏罚不明，士兵就不会心悦诚服；如果不勤于职责，军营里的大小事务便会堆积，难以处理。同时，要不怕死，与敌人对阵时，才会身先士卒，士兵才能为你所用。,同时曾国藩认为“治军之道，以能战为第一义”，假如攻城攻了半年，不小心被敌人突围，无法抵御或受了小的挫折，自己的名望就会毁于一旦。 第二重要的是能爱民； 第三重要的是让上下官绅都和睦。最说明“能战”的事件就是1862年的天京之战，当年，曾国藩调动湘、淮军7万余人分兵十路，包围
15、天京。期间，曾国藩实施坚壁清野、挖地道、合围、各个击破等策略，历时一年多，攻克天京，可见其“执行力”非常强。,曾国藩的成功之道关键在于知人善用。其“知人之鉴，为世所宗，而幕府宾僚，尤极一时之盛”。曾国藩能够成就事功，贤才云集是一决定性因素。 他的对手石达开对此深为折服，认为曾国藩“虽不以善战名，而能识拔贤将，规画精严”。 左宗棠自视甚高，以当世诸葛亮自居，自号“老亮”，尤不服气曾国藩，然论及识人用人，亦不得不承认：“知人之明，自愧弗如元辅。”近代学者王运闿在湘军志中这样总结曾国藩的胜败 ：“曾国藩首建义旗，终成大功，未尝自以为知兵，其所自负独在教练。”曾国藩“以惧教士，以慎行军，用将则胜，自将则败；杨岳斌、鲍超以无俱为勇，以戒惧为怯，自将则胜，用将则败。”言虽诙谐，却切中曾国藩成功之要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