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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UNIT6课内阅读参考译文风险与你1 在说不定的某个时候，我们大家都曾充当过疑病症患者的角色，只凭一些轻微的症状便怀疑自己得了某种可怕的病。有的人只要一听说一种新的疾病，就会去检查，看自己是否可能患了这种病。然而，对疾病的恐惧并非我们唯一的恐惧。同样，患病的危险也并非我们唯一会遇上的危险。现代生活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威胁，诸如对我们生命的威胁，对我们平和心境的威胁，对我们家人的威胁，对我们未来的威胁。从而产生了好些问题，我们不得不问自己：我买的食品安全吗?给孩子们的玩具会伤害他们吗?我们家的人是不是不该吃熏肉?我度假时会不会遭抢劫?我们的疑虑就无休止地增加。2 对生活中风险的担忧与疑病症有相似
2、之处；二者的恐惧或忧虑皆起因于信息不全面。但二者之间也存在一个明显的差别。疑病症患者通常可以求助于医生，以便澄清疑虑要么你得了你所怀疑的疾病，要么你没得。但当涉及到其他形式的风险时，事情就要困难得多，因为对许多风险来说，情况并不那么简单。3 风险几乎总是一个可能性的问题而无确定性可言。你也许会问：“我该不该系安全带?”如果你坐的车要与其他车正面相撞，那当然该系安全带。倘若你的车侧面被撞，因安全带装置遭破坏而被困在车里，无法挣脱，那怎么办呢?这是否意味着你该再花些钱在车内安一个保险气袋呢?同样，在正面相撞的情况下，保险气袋完全可以救你一命。但是，万一正当你在高速公路上开车时，保险气袋突然意外充气
3、膨胀，从而导致了本来绝不会发生的事故，那又该如何是好?4 上面说的这一切，只是从另一角度说明我们所做的事没有一件是百分之百安全的。有些风险常常是潜在的重大风险与我们的每个业余爱好、所做的每项工作、所吃的每种食物有关，换句话说，与所进行的任何活动有关。但我们又不能，也不该因危险存在于我们将要做的每件事，而变成战战兢兢的神经症患者。有些活动是比其他活动更危险。关键在于要让自己了解相应的风险，然后相机行事。5 例如，两车相撞时，大车总的说来要比小车安全些。可究竟能安全多少呢?答案是这样：在一起严重的车祸中坐小车丧生的可能性是坐大车的两倍左右。然而，大车通常比小车贵(并且消耗更多的汽油，由此给环境带来
4、了更大的风险!)。那么我们该怎样确定什么时候值得为降低风险增加花费呢?例如，避免风险最保险的做法也许是去买一辆坦克或装甲车，从而把撞车时死亡或受伤的风险降到最小。然而，即便你买得起，这笔额外的费用以及忍受坦克或装甲车所带来的不便是否值得呢?6 在我们尚不知所涉及的风险程度之前，我们还无法回答这些问题。那么，我们该如何去衡量风险程度呢?有些人似乎认为答案只不过是一个简单的数字。例如，我们知道每年大约有 25,000 人死于车祸。相比之下，每年只有大约 300 人死于矿山事故和灾难。这难道就意味着乘坐汽车要比采矿危险得多吗?未必。事实是，在美国每年大约有两亿人经常性地以车代步；而大概只有 70 万
5、人从事采矿作业。我们评估一种风险时，所需要的有关数字是一个比率或分数。该分数的分子告诉我们在某个特定时期由于从事某种特定活动而丧生或受伤的人数；其分母告诉我们在这一时期从事这种活动的总人数。这样，所有的风险程度都是由比率或分数表示，其大小介于 0(无风险)到 1(完全风险)之间。7 通过把所有风险都简化为这种比率或分数，我们便可以开始比较不同种类的风险，如2比较采矿与乘坐汽车。这个比率越大，也就是说它越接近 l，那么有关活动的风险就越大。在刚才讨论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用每一活动中死亡的人数除以参与该活动的总人数，从而找出汽车旅行与采煤的相对安全性。此处，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乘坐汽车旅行的风险是
6、每一万人中大约有一人丧生；而就采矿而言，其危险程度是每一万矿工中大约有四人死亡。所以，尽管在车祸中丧生的人远比采矿要多，其实后者的风险是前者的四倍。这些比率使我们能够对毫不相干的活动或情形的危险性加以比较，即便差别如苹果与橘子那样大也能比较。如果你反对冒险，你就会选择风险比率较小的活动。如果你无所畏惧，那么你往往会对高比率不太在乎，除非它们大得令人难以承受。8 我们一旦明白了风险是永远无法从任何情况中完全去除的，因而就没有绝对安全的事，我们也就会明白问题的关键不是要彻底避免风险，而是要理智地管理风险。风险管理需要两大要素：常识以及与我们可能要承担的风险的性质和程度相关的信息。课外阅读参考译文P
7、ASSAGE1健康威胁l 民意调查一再告诉我们，美国人最为担心的就是他们的健康，其次才是环境问题。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身体健康显然比生病要好。美国人现在对健康如此关注，是有点令人吃惊，因为他们目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健康得多。许多曾令人恐惧的疾病现在或者已经彻底根除，或者已得到控制。尽管艾滋病是个显著的例外，但是现在几乎没有什么新的能置许多人于死地的疾病出现，以取代那些已被根除的疾病。2 然而，健康以及对健康的各种威胁，仍然是人们永久关注的问题。毕竟，如果目前的趋势无法制止的话，我们中将有不止一半(57)的人将死于心脏病或是癌症。3 将威胁健康的危险，特别是致命的危险，进行比较时，有一个主要
8、的问题，就是这些危险的紧迫性有很大差异。例如艾滋病，如果你染上的话，很可能几年后就死亡。然而，由吸烟或辐射诱发的癌症，也许要经过 20 至 30 年的时间其灾难性的后果才会出现。因此，在对健康的各种危险做出选择时，务必要考虑进行冒险与承受其后果之间的时间间隔。4 那些一心要“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人们，往往对潜伏期较长的危害不放在心上。尽管这是一种目光短浅的行为，但不理会滞后期长的危险，重视近期危险还是有道理的。毕竟，如果我们真的面临选择，是去做今天就可能使我们丧命的事，还是去做 20 年后才可能使我们丧命的事，我们往往会两害相比取其轻。5 对待这类问题有种常用的计算方法，就是考虑可能少活的年数(
9、YPLL)。其意思是，对一个 25 岁的人来说，去做一件使自己五年后丧生的事要比做一佴：40 年后丧生的事“代价高昂”得多。二者同样都具有危险因素即最终因从事某事而导致死亡的可能性相同但是，会马上引起伤害的危险，要比一个很长时间不需付出代价的危险要昂贵得多。在第一种情形下，他的正常寿命减少了约 45 年，而在第二种情形下，减少了约 5 年。从这种角度看问题必然会对威胁健康的许多因素进行重新评估。例如，心脏病是夺去美国人性命的头号杀手，远远超过癌症或中风。然而，老年人患心脏病的比例大大超出了年轻人。相比之下，癌症的死亡人数虽然要少于心脏病的死亡人数，但患癌症的人群比较年轻。所以，尽管心脏病死亡率
10、要大，但癌症损失的 YPIfI 要比心脏病多。具体来讲，与心脏病相比，癌症让人大约多损失了 25的 YPLL(如果我们将 YPI_L 定义为 65 岁以前寿命缩短的年头)。6 YPLL 这一概念，尽管人们对它还有争议，却对保健经济学有着重要影响。人们经常争辩说，用于医学研究攻克疾病的资金应该按每种疾病死亡人数的多少来分配。因此，一些3人士抨击将大量资金用于艾滋病研究。他们认为与其他致命的疾病如心脏病和癌症相比，艾滋病得到了不成比例的高额资助。该批评没有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由于艾滋病的主要受害者为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尽管每年只造成 20，000 人死亡该数字本身也不小了但是艾滋病引起的 YPLL
11、要大得多，远比简单的死亡人数更值得我们重视。换句话说，找到治疗艾滋病的方法，将可能增加每位潜在的艾滋病患者 25 至 30 年的寿命。找到治疗心脏病的方法，虽然可能拯救更多人的生命，但对每位受害者来说只能增加平均 5 到 10 年的寿命。7 对一种危险的严重程度的估算会有差异，这要看我们是关注它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还是它所导致的 YPLL 的多少。有些差异很令人吃惊。比如，如果我们只算引起的死亡人数的话，与癌症和心脏病相比，意外死亡就显得无足轻重。然而，一旦我们关注所损失的YPLL，意外事故却赫然位居美国杀手榜的榜首。这些数据显示，我们不仅要探究危险程度的大小，而且要探究危险什么时候要我们付出代价。在其他因素都相等的情况下，危险所导致的损害或死亡来得越快，人们就越应该回避这种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