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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相对运动中把握历史 经验型实用史学方法目前史学界从国外引进了一些史学理论，来充实我们的史学宝库。但是，有一些所谓理论，只是一种有条件的研究方法和手段，由于夸张了它的功效，反而得出错误的结论。例如计量史学，当然是一种分析历史的必要手段，可行的量化分析，可以提高历史分析的科学性。但是，计量史学也只是历史分析的一种手段，不能代替历史分析的基本方法，更不能在难以量化的领域勉强进行量化分析，从而导致错误的结论。本文就是针对历史学界的现状，就自己从事历史研究的经验中得出一些简明实用的分析方法，供大家参考。传统史学提倡彰善瘅恶，经世致用，具有强烈的功利性。现代史学也十分强调功过是非，价值取向。由于价值取向
2、的不同，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价值观念出发，对以往的历史进行评估，也是史学界的现实。人类社会总是分化成不同的价值取向的群体，历史学家也就各是其是，各非其非。过去的历史虽然不会再发生变化，但人们的观念却总是在不断的变化之中的，因此，历史学家对历史的评价总是争论不休，永无止境。所谓盖棺定论也者，只是说一个人不会再发生变化，人们可以按照不再变化的事实来下结论了，这并不是说历史学家可以下一个一成不变的结论了。否则，怎么解释对秦始皇的评价至今还有争论呢？所以，人们很强调史学的党派性，史学也就成了一个被历史学家任意打扮的女孩子。由于史学对历史学家的主观认识的强烈依附性，史学的科学性就遭到人们的怀疑。为了史学
3、的科学性，一派历史学家就主张以实证的考据学作为历史学，而排除其中的人文因素，也就是其中的义理观念。但史学如排除了其中的义理性，史学也就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这真是个两难选择。那么，史学能不能超越价值判断，走向纯客观的科学道路？人们对此持怀疑态度。尽管如此，历史学家仍然在进行种种努力来保持史学的客观性，力求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叙述历史。笔者主张在相对运动中把握历史也是这种努力之一。一 历史的比较研究十字座标法近些年来，史学界十分强调比较研究。诚然，进行研究必须比较，为了纠正以往所谓以论带史的偏颇，强调比较研究也是必要的。从理论出发，只能进行逻辑推演，而不能进行新的理论概括。但是，把比较研究上升为一种
4、史学理论，实际上是不确切的。道理很简单，因为没有比较也就没有研究，任何研究都必须从比较做起。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也只有通过比较才能认识起码的事物。例如，甲是张三，乙是李四，人们只有通过比较，才能认识甲是张三，乙是李四。人们往往不容易区别双胞胎的兄弟姐妹，就因为不容易区别他们，而他们仍然是有区别的，人们经过仔细的研究，也就是通过比较，发现了他们之间的差异，就能把他们区别开来。比较是从事研究的起码手段，因此不构成一种特殊的理论和方法。中国有着长期的独尊儒家的历史，儒家学说凝固了人们的思维框架，士大夫的一切学说都是为圣人立言。在这种思想路线之下，人们习惯于偏重演绎法，而不偏重于归纳法，人们在圣人的思维
5、框架之下，去收集资料，罗列事实，得出结论，指导行动，而不求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演绎法和归纳法都是逻辑思维的基本方法。但是，在研究领域，为了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更需要偏重运用归纳法。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两件完全相同的事物，万事万物都有差异。考察事物的异和同，当然必须通过搜集客观事实资料进行比较，通过比较研究，才能发现这种异和同的内在原因，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也就深化了一步，也就有了新的发现，也就能进行新的创造。在历史研究的领域里，研究的基本方法和其他学科是一样的，并无根本的区别。只有通过有条件的比较，才能对历史进行真正的研究。我们过去曾认为，天下乌鸦一般黑，不承认白色乌鸦的存在，这样也就不能深入研究白
6、乌鸦和黑乌鸦的差异，和存在差异的原因，这就阻碍了科学的发展。地主都是坏蛋，就是这种理论的典范。在这种理论指导下，人们只要根据它来进行推理，批判地主，歌颂农民就行了。历史研究也就不需要去研究地主和地主之间的差异，也不需要去研究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差异，以及农民和农民之间的差异，这就使科学的研究不能深入。在实际生活中，比较研究总是存在的，否则，就会连常识都没有了。但是，人们如果不能扩展自己比较研究的范围，那末，研究是不能深入的，人们的认识就不能向更高更科学的方向发展。例如，中国在历史上自诩为天朝上国。因为中国人是在把自己和周边的其他文化进行比较后，才确立这种优越感，而这是有相当事实根据的。在事实上，中
7、国的经济和文化比周边国家繁荣。但是，当中国认识了近代繁荣起来的西方，把中国和西方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以后，这种优越感就不存在了。人们的认识就进了一步。如果我们要研究中国文化有什么特点，就去搜集有关中国文化的资料，但如果仅仅这样做的话，你即使搜集的资料很丰富，你还是不会知道中国文化的特点的。你只有把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进行比较以后，你才会认识中国文化的特点。但这种认识也仍然受到很大的局限，因为，你还没有把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去和人类社会中出现过的和现存的其他文化进行比较，因此还不可能得出更周密的结论。我们不可能孤立地研究一个事物，只有在和其他事物的比较中才能进行研究，而这种比较的范围必须逐步扩大，研究
8、也才能深入。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是相对而存在的，人类社会的历史运动，也同样是如此。我们在历史研究中，无论是研究一个人，还是研究一个事件，或者一场战争，总是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在和其他人和事的比较中来进行研究的。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自觉地把研究引向深入。我们把范围说得小一点，例如我研究年的孙中山，如果我只搜集孙中山个人的传记资料，这样的研究是不可能深入的。于是我必须研究年的中国历史，研究和孙中山有关的人和事。这样做还是有很大的局限性，于是我再扩大我的研究领域，研究孙中山的一生，研究中国的近代和古代，研究洪秀全、研究毛泽东，我还要研究西方同类性质的历史运动和历史人物，通过这样的研究，我对孙中山的认识就会进入一
9、个全新的境界。这种方法我把它称作十字座标法。我们把一个人或一个事件作为一个中心点，以时间为经，以空间为纬，建立一个十字座标，从这个中心点出发，逐步扩展，进行不断深化的研究，也就是在时间上，向这个中心点以前的和以后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进行比较研究，在空间上，由中心点周围的地域向着世界范围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进行比较研究。这里要说明两点：一是可比性问题，这是同类项归并的问题，不在本文讨论之列；二是人的精力的有限性问题，作为单个的历史学者，只能根据自己的才能和精力，建立研究的范围，只能从自己建立的中心点出发进行有限的扩展。但历史的研究是一个互相呼应的事业，比较研究范围的扩大实际上是整个历史学界的事业
10、。例如，我们研究中国近代化的历史，我们就要借助中外历史学界对英、法、美、德、日、俄等国的研究成果。我们通过研究就会发现，英、法、美属于近代化的先进国家，实行自由资本主义政策，而后进的德、日两国，既有吸收先进国家成果的长处，又有受到先进国家制约的短处，在殖民地、国际市场、原料产地的控制上，都不可能达到先进国家的水平和拥有先进国家的优势，因而采取了国家资本主义（即国家社会主义）政策，而更落后的国家，即俄国（被日本超过）和中国，在近代化的过程受阻之后，则通过革命实行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政策。这三种政策，反映了世界史上近代化的三种历史进程。但是，我们的研究如果到此为止，那末，我们的研究还是不完善的。
11、我们还必须研究印度、西亚、非洲、拉丁美洲等国家近代化的历程，然后进行比较，才能得出更周密的结论。而这些成果当然不可能由一位历史学家去完成，而是中外历史学家共同努力，才能有所发现，有所成就。二 把握历史人物认识真理的相对性人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不但在认识物质世界也在认识人类社会。从认识的长河来说，某一时代人们的认识总是相对的，这是我们的一般观念。但在同一时代，人们往往肯定某种观念或某一政治派系，否定某种观念或某一政治派系。诚然，一个腐败的政治集团，完全失去了生命力，即将为社会淘汰，自无真理性可言。但在相当多的情况下，事实往往并非那么简单。人们认识一个时代，认识一个社会，其实有如瞎子摸象，只能认识
12、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的一部分，而很难认识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的全部。当然，在同一个时代，总是有先进和落后的区别，但真理并非简单地掌握在先进的人手里。同样，在同一个时代，总是有胜利者和失败者的区别，但真理也并非简单地掌握在胜利者手里。在同一个时代，互相矛盾着的人群，各自掌握着不同程度的真理，互补组合成对时代的整体认识，但某一个个人，或某一个政派，不可能完成对时代真理的完整认识。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世界上万事万物，有所长必有所短。人们对真理的认识也是如此。真理皆备于我的自大思想是毫无科学根据的。我在考察清末民初历史时，研究了梁启超、孙中山的政治分歧，研究了孙中山、黄兴的政治分歧，也研究了孙中山、梁启超
13、、袁世凯之间的政治分歧。过去，人们一般认为,真理在孙中山手里。近年来，人们开始重视梁启超的观点。至于对袁世凯的评价也不再持绝对否定的态度。由于时代的变迁，人们的视角变化了，对真理的认识也变化了。从事实上说，当时，无论是孙中山还是梁启超都无法集结起有效的力量从事国家的根本改造，而袁世凯在发展国家经济方面却是有实际的贡献的。梁启超认为革命将引起国家的混乱，为事实所证明，梁的一系列主张，诸如经济理论、政治理论也有许多卓见。孙中山提出的大量方案，在事实上是“放大炮”，他的领袖集权的主张，他的遗产国民党，也没有完成国家的改造。但是，孙中山以革命手段改造国家的主张为时代所接受。各种改造方案都掌握着一部分真
14、理，而都不是一部完善的、能够实现国家独立、经济繁荣的方案。各种方案之间进行着较量，适应着时代的需要。而历史对各种方案进行着优选，不断地进行筛选，人们的主观努力、时代的条件、客观的机遇，组合成了胜利者和失败者，今天的胜利，潜伏着明天的失败。没有一个胜利者不是一个新的矛盾的制造者，任何胜利者都会成为社会更新的对立面，历史前进的任务必须让与新的一代去完成。改良和革命，在历史的转折时期，往往是一对孪生的姐妹，改良好还是革命好，成了一个争论不休的论题。然而，改良能不能离开革命而独立存在？革命能不能离开改良而独立存在？其实都是不可能的。我在这里所说的革命是一个狭义的概念，主要是指群众性的政治暴动。因为在某
15、种历史条件下，典型形态的革命不一定能形成，但群众性的暴动却是无法避免的。没有暴力性的对旧制度的破坏，主张改良的派系不可能取得凭借，集结起必要的力量去战胜保守派；而没有改良派的日常工作，革命派也不可能存在革命的基础。新思想的形成，总是在改良的基础上完成的。例如，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大体都是新式教育的学生。改良和革命互相激荡，最终完成社会的改造。历史是互补的。梁启超在民国建立之后，为改良派辩护说：“（前清）忧国之士，对于政界前途发展之方法，分为两派，其一派则希望政治现象日趋腐败，俾君主府民怨而自速灭亡者，即谚所谓苦肉计也。故于其失政，不屑复为救正，惟从事于秘密运动而已。其一派则不忍生
16、民之涂炭，思随事捕救，以立宪一名词，套在满清政府头上，使不得不设种种之法定、民选机关，为民权之武器，得凭借以与一战。此二派所用手段不同，然何尝不相辅相成。”梁的辩护词是有道理的。至于历史的选择是由革命派还是由改良派主导社会的变革方案，固然有各派努力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各种历史条件的客观组合和历史的机遇。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任何人的主观预测都不可能取代历史的客观结局。某种预测的成功，也只是一种或然性而已。在中国历史上，经常有农民起义和镇压农民起义的尖锐斗争。如果说，真理在农民领袖手里，那么，他们为什么最终失败？如果说，反对农民革命的人手里没有真理，那么，他们为什么会胜利？例如，太平天国运动。我们知道，鸦片战争之前，龚自珍、魏源就提出了变法的主张，魏源、林则徐希望“师夷长技以制夷”。但是，鸦片战争结束以后，满清政府依然故我，默守成规，无所变革。凤毛麟角的变革主张，集结不起起码的力量。曾国藩、左宗棠都有强烈的危机感，但毫无办法。太平天国运动的飙起，猛烈地冲击了清王朝的统治，革命所承担的是扫荡的任务。这个任务是统治集团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