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城》与《尘埃落定》之比较

1殊途同归的理想守望——《边城》与《尘埃落定》之比较郭群（漳州师范学院教育科学与技术系，福建漳州 363000）姚新勇（暨南大学文学院，广东广州　510630）郭群（1978 年 9 月） ，女，江西吉安人，研究生 ，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漳州师范学院教育系讲师姚新勇(1957 年)男，文学博士，暨南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及当代文化批评工作。摘要：沈从文和阿来皆为少数族裔作家，尽管他们之间存在着无法跨越的时空距离乃至个性风格的鸿沟，但他们是站在各自的审视立场上，以不同的审美理想和方式来表达着相似的夙愿，即通过文学形式来表达重造国民性的渴望，以及对美好世界的向往。他们的代表作《边城》和《尘埃落定》描写了边缘地域人的生活，所不同的是他们表达了对边缘地域的社会文化、制度、权力及其人性的相异的理解和洞察。关键词：《边城》 《尘埃落定》 社会文化和制度 人性All roads lead to Rome ' ideal watch——on the comparison of Frontier town and the dust has settled Guo Qun1 Yao xin Yong2(1.Zhang zhou Normal University, Zhangzhou 363000； 2.Faculty of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0)Abstract Shen Cong-Wen and Alai are minority writer, although they cannot span between spatio-temporal distance and the personality style of the divide, but they were standing on their own examination of the position, in a different way of aesthetic ideals and to express a similar long-cherished wish, namely through the literary form to express the desire to build national, as well as for a better world. Their "frontier" and "settled" depicts the lives of people in marginal areas, as they expressed on the edge of the region's socio-cultural, institutional, powers and human differences of understanding and insight.Key words Frontier town The dust has settled the social, cultural and institutional nature2沈从文和阿来皆为少数族裔作家，尽管他们之间存在着无法跨越的时空距离乃至个性风格的鸿沟，但他们是站在各自的审视立场上，以不同的审美理想和方式来表达着相似的夙愿，即通过文学形式来表达重造国民性的渴望，以及对美好世界的向往。他们的代表作《边城》和《尘埃落定》描写了边缘地域人的生活，所不同的是他们从不同层面表达了对人性的不同理解和洞察；此外，在社会文化和制度层面， 《边城》表现了边缘地域少数民族文化的纯洁性和权力的缺席，而《尘埃落定》则反映出社会文化和制度的复杂性和权力的普适性。沈从文是边地湘西世界的歌者和叙述者，他身上流淌着苗、汉、土家各族的血液，个体生命的经历以及敏感的少数民族身份，使他具有多彩的幻想和少数族裔在受压抑的历史中所积淀下来的深沉的隐痛。其理想人格中绝少占据中国主流地位的儒家文化的因素，而是蕴含着边地湘西独特的少数民族文化底蕴。 《边城》里所构想的湘西世界是一个独特的存在，相对而言，它是一个权力和利益的真空，是“一座供奉人性的神庙” ，它所代表的是一种未受到现代物质文明和城市文明污染的健康、完善的人性。沈从文正是以这种乡村生命形式的美丽，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以他的民族为代表的边城的生命形式的真善美，来与城市或外在于湘西的世界进行对照，从而在美与丑、善与恶、颂扬与批判的二元对立中，表达着以自然率真、雄强张扬为内容的审美理想，并探求“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 ”藏族作家阿来则以“普遍的眼光”来看待族别和地域文化。他既没有将异域描写成田园牧歌、奇风异俗式的世界，也没有将其定位为与外在世界相对立的一个特异的存在。他力图恢复的是“本族同胞生活中的同样严酷和在严酷中生命力的同样张扬。 ”[1]因此，在阿来笔下，土司世界虽然也像湘西世界一样远离城市和中心，但却无法阻挡现代文明的侵蚀与影响。我们在土司世界里看到的是权力制度的普适性和人性的共通性，即土司的权力构成是人类权力、国家权力的微缩景观，而人之欲、人之恶，以及在欲望与恶支配下的自我毁灭等正表明人性的某种类通性。阿来希望通过对权力泛滥和人性恶的批判，以达到对自由生命和美好人性的颂扬，并渴望重建美好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而言， 《边城》和《尘埃落定》有异曲同工之妙。一 对人性的相异表述 沈从文《边城》里的湘西是一个有着独特的社会文化背景和权力相对缺席的世界。作者将人类社会文化、制度和结构中丑的一面都掩饰起来了，这一方面表现在他对边地少数3民族文化和自然理想化的描绘中，另一方面也隐含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书写中。首先，在《边城》里，沈从文强调的是一种不同于儒家文化的社会文化，以及一种不为外在强大势力所支配的处于自在状态的理想的生存状态。沈从文在小说中不惜笔墨大肆地描绘了边地自然山水，渲染了弥漫着浓郁牧歌情调的自然生活氛围，透露出道家文化的气息。沈从文曾明确地表示过老庄的哲学思想对他的巨大影响， “由皈于自然而返回自然，即是边民宗教信仰的本旨，因此，我这个故事给人的印象，也将不免近于一种风景画的集成。人虽在这个背景中凸出，但终无从与自然分离，有些篇章中，且把人缩小到极不重要的一点上，听其逐渐全部消失于自然中。 ”[2]在茶桐山城里，人们终日与古朴宁静、充满灵性的大自然为伴，拥有原始、野性的生命力。他们是自然之子，率性而为，不受任何礼教陈规的束缚，也不为任何权威所羁绊，生活在那里的人们自足从容。其次，在人际关系和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中表现出权力和利益的相对缺席。作者用了大量的笔墨刻画出了边城人与人之间的友好相处，互相帮助的朴实民风，人与人之间没有对显在的权力和利益的争夺，也没有权力对个体生命的制约与扼杀。人们交往中绝无邪恶，也没有阶级对立和人际冲突；和睦相处、礼尚往来成了人际关系的基本内容，诚挚、和善、自足、重情重义是所有边城人自觉遵守的行为和道德准则。人们不会为了自身的利益和权力而尔虞我诈，更谈不上互相残杀。即使船总顺顺时常用利益关系来权衡人事的得失，但利益原则尚未完全侵蚀其善良纯朴的本性。《边城》描绘了自由的社会关系和自然纯美的生活，肯定了人与人之间平等的权利和互助的行为。沈从文认为生活“若还有美处可言” ，那么这“美处”便是“把生命如何应用到正确的方向上去，不逃避人类一切向上的责任”所以“组织之美，秩序之美，才是人生的美。 ” [3]对于沈从文来说，湘西如同桃花源，是一个被无条件的和谐与平等所包围着的有秩序的空间。正是较为理想的文化和社会制度，以及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等外在环境为理想人格的存在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在沈从文看来，边地人的生命力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得到了健康自然的伸展。《尘埃落定》是一本写民族文化和权力以及在权欲操控下人的命运的书。阿来一直强调写作就是要进入历史，并且以史喻今，因此他力图通过艺术地表现土司的文化和权力制度来揭示其共性和现实意义。小说中的土司领地是一个带有封建制度色彩的世界，它一方面具有藏民族文化中的神秘性，比如宗教，喇嘛们的预言等都具有一种神秘的色彩，但对阿4来来说，藏族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它们都不可避免的受到儒家文化的浸染和影响；另一方面，它又有着惊人的残酷性、野蛮性，透出腐败的气息，而这是正是专横的社会等级制度所必然造就的结果。这一切都不是藏族社会所独有的，它有着一定的普适性。阿来强调：“所有人，不论身处哪种文明，哪个国度，都有爱与恨，都有生和死，都有对金钱、权力的接近与背离。这是具有普遍性的东西，也是不同特质的人类文化可以互相沟通的一个基础。 ” [4]他笔下的土司世界是一个人类权力和国家权力世界的微缩景观，是一个等级森严的权力社会， “土司下面是头人，头人管百姓。然后是家奴。这之外，还有一类地位可以随时变化的人。他们是僧侣，巫师，说唱艺人。 ”[5]在这个社会里，土司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而土司太太，头人乃至傻子都可以操纵着权力的棍棒作威作福、为所欲为。人的地位、尊严、甚至生死命运都在权力牢牢的操控之下。除了写权力的争夺与瓦解，阿来也着重揭示了权力对个体弱小生命的强大制约与束缚。书中象征性地塑造了一个若即若离、若隐若现的书记官翁波意西的形象，他的苦难遭遇在于他是一个没有权力的弱小生命，也在于他有着坚定的与统治者相异的信仰。他想做一个与权力分野的人，一个历史的见证人，他预言：“要不了多久，这片土地就没有土司了……，何况你们自己还往干柴上投了一把火。 ”[6]而这把火是“罂粟” 。正是这种直言不讳的性格触犯了土司的权力，由此遭来权力者的忌恨，并最终无法逃脱被两次割舌的命运，而这一切是如此符合权力的法则。在这样的法则下，土司领地的人渐渐麻木了，他们由于剥夺了言语的权利而逐渐失去了言语的能力，想要说话无法表达，甚至不知道自己要说什么。从翁波意西的命运中，我们看到的是中国知识者、弱势人物悲剧色彩最为浓烈的一面，这样的悲剧在历史上曾一代又一代的重演：汉时的司马迁、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乃至近代“文革”中的知识分子，从他们身上我们都能触摸到翁波意西的影子。 “文革”时期作家张中晓在他的《无梦楼随笔》中写道：“对待异端，宗教裁判所用的方法是消灭它，而现代的方法是证明其系异端；宗教裁判所对待异端教徒的方法是火刑，而现代的方法是使他沉默，或者直到他讲出违反他本心的话。 ”[7]在人类历史上，权力的滥用与淫威似乎是一个亘古不变的现象，而被视为“异端”者终难以逃脱权力的网。翁波意西从呐喊到沉默，以及沉默中的忍辱负重，表现了作者深沉的思索和忧郁。在阿来看来，在权力世界或极权世界里，拥有翁波意西这样的智慧和人格，其结局不是死亡就是沉默，无法逃遁。这就是权力对个体弱小生命的强大制约和肆意扼杀。个体生命不可避免要受到社会文化、制度和权力等的约束，什么样的文化和制度就会塑造什么样的民族性格和个体人格， “个体生活的历史中，首要的就是他对所属的那个社群传5统上手把手传下来的那些模式和准则的适应。落地伊始，社群的习俗便开始塑造他的经验和行为。 ”[8]平等和谐的边城社会给了茶桐人自由呼吸和发展的空间，自然能够造就几近于完美的人格和人性；而已经僵化没落的土司制度和文化则扮演了扼杀健康完整人格的角色。二 对理想的共同守望人性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往往是作家表现的重点，以人为本是许多作家创作的共同价值取向。在《边城》和《尘埃落定》中，沈从文和阿来以对边地人性的不同的理解展示了人性的不同层面，一个重在张扬人性美，构想独特世界里的独异的纯美人性；一个是披露人性丑与恶的一面，以揭示人性的复杂性和类通性。其共同的目的是呼唤美好人性，探求民族品德的重造之路。讴歌健全美好的人性人情是沈从文小说中一以贯之的主题。 《边城》是这一主题的最好表现。沈从文声称，他要在边城里表现“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9] “人性美”已成为这部作品中最有力的支点。在沈从文的笔下,湘西是充满灵气的圣地热土,保有未受现代文明熏染的生命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