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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传奉官”与明成化时代方志远(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内容提要：“传奉官” 指由司礼等监太监“ 传奉圣旨”任命的官员，始见于明成化初，泛滥于成化末，延续于弘治、正德间，最多时达四千余人，形成一个庞大的社会阶层，成为明代也是中国古代社会一大奇特现象。本文依次考察了 传奉官现 象的出现及结局、 传奉官的社会身份及地域性职业特征、造成传 奉官现象发生的社会的与个人的因素，以及由此而导致的社会需求和价值观念的变化，认为 ：传奉官现象以不合理乃至荒 诞的方式反映了社会的合理需求、加速了成化时代开始的由讲究节俭到追求奢靡、由政府控制到个性 发展、由 严肃冷酷到自由奔放的明代社会的转型。虽然 传奉官在嘉靖初被
2、废止，但其带来的社会需求和价值观念的变化却不可逆转地被普遍接受。关健词：传奉官 成化时代 明代社会明代前期的“严肃冷酷”和后期的“自由奔放” 1，不仅仅是二十年来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课题，甚至也成了关心中国历史和现实的人们的大众话题。 2但是，这两个时代之间的过渡，却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致使明代史的研究出现了中期断裂。 3明宪宗成化时代是一个几乎被研究者遗忘的时代，但恰恰又是明代历史由严肃冷酷到自由奔放的转型时代。 4本1 傅衣凌教授从中国历史的早熟性论明清时代一文认为：“在万历时代是自由奔放的，有较多的新气息。而到了雍乾两朝则严肃冷酷，闻不到人们的笑声。 ”(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天
3、津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9 页)明前期之严肃冷酷，较之雍乾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2 这些研究具有明显的阶段性。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学术界主要关注的是明前期的“严肃冷酷”，有关研究围绕着明太祖建立极端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制度及“治乱世用重典”的治国理念而展开，大陆学者陈高华、陈梧桐，中国台湾学者黄彰健、杨树藩等人的成果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吴晗自陈，其著朱元璋传的初衷就是揭露其专制的严酷性。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学术界开始将眼光转向晚明，刘志琴、冯天瑜、万明等人的研究成果值得重视。其实，谢国桢先生早年著晚明史籍考已开其端，其高足商传教授近年更多有创见。3 这种研究断裂不仅仅发生在明代，至少
4、也发生在清代。当清史研究者正津津乐道康乾盛世时，近代史研究者却在研究鸦片战争前后清朝的衰败。这其中的关联也只是在近年才有学者进行有价值的研究。4 迄今为止，除拙著成化皇帝大传(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4 年版) 外，还未见到其他关于成化时代的专题论文和著作。丁易先生明代特务政治涉及了这一时代，有学者撰文讨论了成化时汪直与2文所讨论的“传奉官” ，也是一个被研究者所忽视的问题，但恰恰是这样一个问题，却反映出成化时代的价值观念并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明代社会的历史走向。 1一、成化时期的“传奉升授”及其结局明英宗天顺八年(1464)二月十七日，也就是宪宗成化帝即位的第二十六天，司礼监太监牛玉“传奉圣旨”
5、：升工匠姚旺为文思院副使。 2这是明代第一位既不由吏部选任、也不经大臣举荐、更不是皇帝简选，而是通过宦官“传奉圣旨”的方式任命的官员。 3“传奉官”之名即由此而来，这一方式也被称为“传奉升授” ，或简称为“传奉” 、 “传升” 。文思院是工部下属的一个机构，掌管制造金银犀玉诸工艺品、金彩绘素等装饰物，以及皇室舆辇器服等。这里集中了大批来自全国各地技艺高超的匠人，所生产的器物构思精巧、做工精致，但机构品级甚低，大使正九品、副使从九品。由于所授为品秩极低的匠官，而工匠授官在永乐、正统时已有先例 4，所以，尽管姚旺的传升实际上开了“传奉升授”的先河，其本人也成了明代第一位传奉官，但在当时并未引起任何
6、关注。八天之后，再次由宦官“传旨” ，为太医院御医施安、医士黄等十一人升官加俸。 5由于太医院专业性强，历来由医家子弟供职，根据资历和功劳升迁，施安等人都在英宗病重期间出了力，所以虽然一次传升多人，当时也无人在意。但接下来的一次传升开始引起人们的疑惑。成化元年七月，太监傅恭“传奉圣旨” ，升文思院副使李景华、陈敩、任杰三人为中书舍人、御用监书办。姚旺传升的是品官中最低级别的匠官，施安等人则是在本系统内升迁，且只升一至二级。李景华三人则通过传升实西厂问题，并抨击了当时的一些社会弊端，但目的都是为了说明当时的宦官专权问题而不是就这一时代进行讨论。日前蒙何孝荣教授惠赠论明宪宗崇奉藏传佛教(台湾成功大
7、学成大历史学报第 30 号，2006 年 6 月版第 139-177 页) ，于成化时期藏传佛教在北京的史实考证颇详。1 事实上，一些重要的有关明代历史的著作也对成化时期的传奉官给予了一定程度的关注。如孟森明清史讲义(中华书局 1982 年版 )， (美) 牟复礼、(英)崔瑞德主编的剑桥中国明代史(张书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白寿彝为总主编的中国通史第九卷中古时代明时期(上)(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张显清、林金树主编的明代政治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但限于体例和篇幅，未能进行深入讨论，一些史实也存在错误。这些将在后文进行讨论。2 明宪宗实录卷
8、2，天顺八年二月庚子。3 明史宪宗纪一在记载姚旺传升为文思院副使时，并没有提及具体的人名和衙门，而是直指事件的性质：“始以内批授官。 ”虽然定性并不准确，却指出了这一事情的重要影响。4 明太宗实录卷 118，永乐十八年十二月癸亥条载：“论营造北京功，授营缮清吏司郎中蔡信为工部侍郎，营缮所副吴福庆等七员为所正所丞，杨青等六员为所副，以木瓦匠金珩等二十三人为所丞。 ”营缮所也是工部所属机构，所丞为正九品，比文思院副使高一级。又郑晓今言卷 1 之 87记：正统时营建三大殿，授五六名工匠为官。5 明宪宗实录卷 2，天顺八年二月戊申。3现了两个突破。一是由从九品的文思院副使到从七品的中书舍人，一次升了四
9、级。二是文思院副使属“杂职”，为技术匠官，中书舍人是“清要”，为文学侍臣，二者之间不啻天壤。如由吏部铨选，这种事情便难以发生，但经过传奉升授，则“以杂流躐升清华之职” 1。如果事情到此为止，或许人们仍然不会去关心姚旺、施安乃至李景华们的升迁。但事态的发展，令时人瞠目结舌。姚旺之后，成化二年(1466)十月，传升工匠徐瑞为锦衣卫所镇抚、朱贵为营缮所所丞。2从此，文思院、营缮所、锦衣卫成为工匠通过“传奉升授”获取职位的三个主要机构或系统，其中又以文思院为甚。成化六年十月，一次传升御用监工匠杨玘等十六人为文思院副使；八年七月，更一次传升工匠张定住等三十人为文思院副使。 3 工匠的传升成了京师一大奇观
10、。天顺八年十月，传升道录司左正一孙道玉为真人，并给诰命。 4道官的传升由此开始。成化十一年十一月，司礼监太监黄赐“传奉圣旨”，一次升道士胡守信等十五人官，其中既有在道录司任职的道士，也有京师灵济、朝天、延祐等宫观的道士。 5成化十二年十一月，又是太监黄赐“传奉圣旨”：升京师大隆善护国寺番僧班卓儿藏卜为灌顶大国师，大能仁寺番僧结瓦领占为禅师、锁南舍辣为右讲经。 6继工匠之后，番汉僧道官也成了京师奇观。成化二年十月，多年来在内阁及御用等监为书办官的凌敏、汪容等十一人分别传升为尚宝司卿、光禄寺少卿、大理寺评事等官。 7成化八年十二月，命儒士杜昌于内府写书；次年十一月，传升杜昌为鸿胪寺序班。 8传奉升
11、授成了儒士、监生、生员及其他读书人在科举之外的又一入仕途径。成化六年十一月，传升司礼监太监怀恩之侄马瑛为锦衣卫百户。 9这是宦官家人传升之始。成化八年五月，传升武骧卫勇士陈逮等三人为试百户，腾骧、锦衣诸卫千百户武海等八人世袭带俸。 10这是军士、军官传升之始。其后均难以遏止。成化三年七月，传升监察御史章璠为太仆寺少卿。 11这是“科举正途”官员传奉升授1 明宪宗实录卷 20，成化元年七月辛卯。2 明宪宗实录卷 35，成化二年十月丁巳。3 明宪宗实录卷 84，成化六年十月癸酉；卷 106，成化八年七月丙午。4 明宪宗实录卷 12，天顺八年十二月壬辰。5 明宪宗实录卷 147，成化十一年十一月丙午
12、。6 明宪宗实录卷 159，成化十二年十一月癸卯。7 明宪宗实录卷 35，成化二年十月丁巳。8 明宪宗实录卷 122，成化九年十一月庚子。9 明宪宗实录卷 85，成化六年十一月丁丑。10 明宪宗实录卷 104，成化八年五月癸卯。11 明宪宗实录卷 44，成化三年七月丁丑。4的首例。成化二十年十一月，司礼监太监怀恩“传奉圣旨”，同时传升掌管官员选任升授的太子太保吏部尚书尹旻和儒士出身的传奉官中书舍人杜昌，前者为太子太傅、后者为文华殿书办。 1 十天后，又由怀恩“传奉圣旨”：升户部尚书殷谦、兵部尚书张鹏、刑部尚书张蓥、工部尚书刘昭、都察院右都御史朱英及礼部三尚书周洪谟、施纯、刘岌为太子少保。 2
13、对传奉授官一直持反对态度的士大夫脸面扫地。传升之风日盛，传奉官队伍也迅速膨胀。吏部尚书尹旻等人竟“无旬日不赴左顺门候接传奉” 3 ，形同吏曹。成化二十一年正月初一日傍晚，发生了明朝开国以来罕见的一次被称为“星变”的陨石雨。 4星变引起了朝野上下的恐慌。正月初三日，成化帝因星变下诏求直言。应诏言事的吏、礼、兵、工四部及六科十三道不约而同将主要矛头对准了传奉官，称其为“招天变之甚者”。接着，各有关部门对现任传奉官进行了统计，总数近 3700 人，如果加上传奉官中的勋戚、功升、荫授录用者，总数竟达 4300 人，其类别见下表。表一：成化二十一年正月传奉官类别及数量(勋戚功升荫授录用者 600 余人除
14、外) 5类别传奉文职官*(吏部奏列)传奉匠官*(吏部奏列)传奉番汉僧道官及教坊司官*(礼部奏列)传奉武职官*(兵部奏列)合计人数 514 1328 1300+ 5033645+* 其中：太常寺卿至博士 36 人、通政使及太仆寺卿等官 18 人、光禄寺少卿及尚宝司卿等官 16 人、太医院使至御医等官 52 人、鸿胪寺丞至序班等官 179 人、工部员外郎及礼部司务等官 19 人、钦天监司历博士以至天文生 63 人、中书舍人 20 人、冠带食粮儒士 108 人、参议县丞主簿 3 人。* 其中：工部 33 人，内府司礼监 79 人、御用监 379 人、尚衣监 87 人、内官监 365 人、司设监 71
15、人、织染局 110 人、针工局 38 人、兵仗局 99 人、银作局 23 人、御马监 3 人、巾帽局 5、供用库 1 人。* 其中：大慈恩寺、大能仁寺、大护国隆善寺喇嘛 1000 余人，法王 7 人，禅师、国师数十人；汉1 明宪宗实录卷 258，成化二十年十一月壬辰。2 明宪宗实录卷 258，成化二十年十一月壬寅。3 明宪宗实录卷 159，成化十二年十一月癸卯。4 明史天文志三流陨载当时情形：“有火光自中天少西下坠，化白气，复曲折上腾，有声。逾时，西方有赤星大如碗，自中天西行近浊，尾迹化白气，曲曲如蛇行良久，正西轰轰如雷震。”5 据明宪宗实录卷 260，成化二十一年正月己巳条；卷 262、成化
16、二十一年二月己未条。5人僧官 98 人；道士 130 余人；教坊司乐官 50 余人。* 其中：勋戚异姓外亲 6 人、内官弟侄家人 120、军民人等 66 人、为事罢黜妄冒升用者 1 人、军民人等乞恩升授者 9 人、技艺工匠 260 人、其他 41 人。吏部和礼部所列的传奉官(含匠官)为供职或带俸衙门，兵部所列传奉官则为其出身。对于这近 3700 名传奉官，成化帝表示将采纳各部门提出的方案进行处置：一、文职记名放回、武职冠带闲住，均待缺取用。二、匠官艺精者留用，支半俸，其余放回。三、法王、佛子、禅师、国师及其他番僧均减一半供给，汉人冒充番僧者革之。 1但最终的处理结果却令人沮丧：503 名军职传奉官中，“御笔”点留了 394 名，“冠带闲住”者仅 109 名。1328 名传奉匠官除因“老疾”清退 35 名外，其余均属“艺精者”，支半俸留用。番僧均支半俸，留慈恩等三大寺供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