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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困境与出路：城市化浪潮中的乡村治理任中平,一、城市化浪潮对西部农村产生巨大冲击,1、大量农村人口进城务工 从全国的情况来看: 2006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研究课题组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调查，共涉及17个省(市、区)、20个地级市、57个县(市)、166个乡镇、2749个村庄，结果显示：74%的农村已无可以进城打工的“剩余劳动力”，仅有25%的农村还有四十岁以下的劳动力。,近年来，这一趋势发展得更为严重。据有关报道，时至今日，中国进城务工的农民已经超2.4亿。(李旭鸿: 十年后，谁来种地？N.光明日报,2011-10-27)另据中国统计摘要2010的最新统计数字显示：全国的
2、村民委员会数目，从2005年至2009年逐年减少，分别为62.9万、62.4万、61.3万、60.4万、60万。2 平均计算，全国每年减少7000多个村民委员会，平均每天有20个行政村正在消失。,这种情况在西部地区表现的十分突出。根据最近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六个中西部省份的常住人口出现了“负增长”。按负增长的幅度排序分别是：重庆(-6.6%)、湖北(-5.0%)、 四川(-3.4%)、贵州(-1.4%)、安徽(-0.6%)和甘肃(-0.2%)。这六个省份，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而且相连成片。如此规模的省域人口负增长，是中国人口发展和变化的新现象。,以四川省为例: 作为全国的劳务输出大省
3、，2004年全省转移和输出的劳动力达到1490万人，占全省农村劳动力人口总数的38.2%，占全国劳务输出总数的16.3%，规模之大十分惊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举家外出务工的农户达到200万户，占了全省农户总数的10%。同时, 除了人口流动规模大之外，跨省长距离流动占多数也是西部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一个显著特点。清华大学李强教授通过对四川省15个区县农民工流出的数据进行研究后发现，其中跨省流动占到了66.4% 。,对这种城市化背景下西部农村劳动力大规模流动现象，给出有力解释的是人口学中的“推拉理论”模型。该理论的提出者巴格内认为：人口流动的目的是改善生活条件，流入地的那些有利于改善生活条件的因素
4、就成为拉力，而流出地的不利的生活条件就是推力。人口流动就是由这两股力量前拉后推所导致的结果。 在我国，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进城务工的“推力”是农民在农村难以通过务农获得满意的收入。这一点在西部农村表现得尤其突出:：西部农村的特点是因耕地资源贫乏、劳动力多而导致的人均耕地少，农业生产效益很低。,以四川省为例，截止2004年底全省耕地面积为5856.6万亩，仅占全国的5.4%，人均耕地仅有0.67亩，远低于全国人均水平，所以“种地不赚钱”成了广大农民的共识。而进城务工虽然辛苦，但能够获得的较高且稳定的工资收入，发展的机会更多，加之城市生活相对乡村而言更适合年轻人追逐时尚的口味，这便是显而易见的“拉力”
5、。而城市化浪潮进一步放大了这种“推拉”作用的效果。于是，如此汹涌的农村人口流动浪潮便在这种合力的作用下迅速兴起。,东方网4月22日报道：来自贵州和甘肃的一百名乡村教师，将于7月底来上海接受为期10天的培训。复旦大学教授钱文忠说：“我们内心里并不是在帮助谁，而是在替自己还债。” 钱文忠说：“我们在上海这座世界一流城市里生活和享受的一切，其实是一种负债的生活状态。”在他看来，城市化进程中，社会发展的前端放在了城市。“我去一些农村，发现里面只有老人和孩子，年轻人都进城打工，他们是在为我们牺牲。” 钱文忠表示，目前中国已经显现了“最后一道防线”，这是在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即贫富差距扩大、沿海与内地差距
6、扩大、城乡差距扩大。“我在北大读书时，有40%的学生来自农村，当时这个比例就已经不正常了。但是现在，在国内的一流高校里，是否有10%都是个问题。”他直言，若城乡全方位差距再继续下去，“会将我们这个民族撕烂。”,2、各种农村资源流向城市,近十多年兴起的城市化浪潮中,无论是农村的自然资源还是社会资源，都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使许多西部农村只留下一个空壳。最能体现这一过程的是农村的土地资源、经济资源和智力资源的流失。 土地资源：在城市化浪潮推动下，一些地方政府由于自身利益驱动,往往违反国家规定滥用征地权，不顾农民生计，强行征用集体土地，严重侵犯了农民的经济利益与合法权利，造成了农村土地资源的大量流失。
7、从1978年到2009年，四川省共减少耕地1399.5万亩，年均净减少43.8万亩。尽管其中包含了一定的退耕还林面积，但这组数据也是相当触目惊心的。,经济资源：随着大量农村人口进城务工，农村的经济资源也源源不断地向城镇转移。由于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方式也从过去的“离土不离乡”，逐渐转变为现在的“离土又离乡”。这样一来，许多进城务工的农民便不再把农村当做自己的根，也就不会再把自己在城市务工获得的收入大量寄回家乡。不仅如此，有的农民甚至还把其在农村的财产变卖后到打工所在的城镇去购买或租住房屋，这样更加剧了农村经济资源向城镇的单向流动。,智力资源：农村智力资源是农村社会资源的重要组
8、成部分，承载这一资源的是农村的各种人才，包括大中专毕业生、乡村教师、乡村医生、各类工匠、农业技术能手等农村知识精英。这些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和一技之长的农村精英，对于城市化浪潮的触觉较之普通农民而言更为敏锐，他们进城务工的愿望也更为强烈，并且往往更具备在城市站住脚的能力。目前，西部农村的这些知识精英已经基本上进入城市，从而使农村原本就贫乏的智力资源面临枯竭。,时至今日，各种农村资源快速涌入城市的这一发展势头，在许多偏远农村非但没有得到遏制，反而日趋严重。一些有识之士对此感到忧心忡忡。最近新任中国证监会主席郭树清在2011财新峰会上做主旨演讲时就表达了这种忧虑：“十二五规划提出，要让生产要素在城乡
9、之间双向自由流动，但是这一既定方针落实起来非常困难。城乡差距依然巨大，城乡差距还没有出现缩小的拐点，破除城乡要素流动的体制障碍迫在眉睫。”,3、传统乡村文化趋于瓦解,在迅猛发展的城市化浪潮之中，代表传统农业文明的乡村文化正在遭受强烈冲击而趋于瓦解。城市化作为工业文明的产物正在以强势力量改造和解构着乡村社会的文化价值，冲击着农民的精神世界，带来了深刻的文化冲突。难怪近年来有不少人对“家乡的沦陷”这一话题表达了强烈的共鸣：经济的繁荣，并没有给农村带来精神世界的充实，反而带来了精神上的沦陷。(王怡:每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 近些年来，在城市化浪潮和市场经济大潮的合力冲击下，传统乡村文化逐渐被边缘化，传
10、统的价值观念也发生改变甚至被严重扭曲。由于市场经济的深刻影响，今天的农民也已今非昔比，有不少人在乡村生活中同样也越来越奉行“一切向钱看”的功利原则，逐渐打破了原有的“守望相助”、 “交换互利”的,传统行为模式，这必然导致传统乡村文化日益走向消亡。 在这来势汹涌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浪潮的冲击下，广大农村和农耕文化正在趋于消失。由于农村人口大量外流，在如今的许多村庄，留守的村民除了偶尔看看电视和电影下乡外，传统文化生活基本处于空白，传统的社戏、戏曲、民俗活动已经基本上“曲终人散”,农村的传统文化生活形态将只能成为记忆中的往事。不久前，湖南省有一个村庄竟然出现了如此令人震惊而又心酸的场景：一位空巢家庭老
11、人已经去世七日， 而她身边一岁多的孙女还一动不动地躺在奶奶的臂弯里，身上爬满了蛆虫，奶奶倒在卫生间门口，身上湿漉漉的，尸体已开始腐烂。（2011年09月30日红网-潇湘晨报 ）,还在2008年6月的一天清晨，一位学术界的朋友梁泉给我发来一个邮件（同时也发布在天涯社区等网站），标题是 99在呼救！，信中写道：是的，99在呼救！当我为此写下这句话，这个标题的时候，我是为两个已经瘫痪在床而且已不能言语的四川老人在代言。这两位已经被我们的社会与文明遗忘的老人，随时都会在饥饿与孤独中死去，他们就是四川省营山县消水镇普岭乡四村五组樊应寿和王淑国老人。 看了这封邮件，我当即发函给南充日报，后来编辑部很快回复
12、了邮件，表示将立即督促当地乡镇和村干部尽快帮助解决两位老人的特殊困难。同时，我也回复梁泉先生：看了你发来邮件，深有感触。你所关注的发生在南充营山县的这件事情，,虽是个案，但在目前我国社会现实生活中的确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如何使此类不幸事件得到妥善解决，使类似事件中的不幸老人能够及时得到救助而不至于在孤独和无助中悄然死去，这对于目前正在构建中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言，确实是一个亟待引起关注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那么，对于这样的事件，作为一个文明的社会及其成员来讲，我们又应该做些什么呢？我认为，这首先恐怕还是要由当地政府民政等公共部门承担起主要的救济责任。因为此类事件绝非个别，真正解决此类问题也
13、不是任何个人或社会团体所能胜任的。而政府对此则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和具有解决此类,问题的实际能力。其次，我们也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各种媒体把此类信息告知社会众，希望热心的慈善机构和慈善人士给予力所能及的及时救助。同时，老人所在的地方自治组织即村民委员会也应尽到自己的责任和努力，为解决这一问题而各方奔走求援，而不能对这些无助老人不管不顾，任其自生自灭。最后，而作为普通公民个人，我们应通过各种渠道大力呼吁和敦促政府尽快建立和完善社会救济制度，以使天下所有的“386199”成员以及所有急需社会救济的弱者，能够及时得到社会的关爱和救助。,前几天刚刚看到吴理财关于农村文化变迁的一篇文章中的一个标题:公共性消
14、解：当代农村文化变迁的关键词 。文章写道：大量青壮年农民走出农村，进城务工，不仅仅使往昔其乐融融的农村失却了生机和活力最初发生在人口和社会经济层面的“空心化”也日渐蔓延到农民的伦理、道德和价值之域。 吴理财认为：如果用一个关键词来概括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文化变迁的话，这个恰当的关键词便是公共性的消解。因为，所有的农村文化之变几乎都是围绕着公共性的消解这条逻辑主线展开的：农民对自己的社区认同日益弱化，农村的公共文化生活日渐衰微，村庄的公共舆论日趋瓦解，农民之间的互助合作精神逐渐消解，那个曾经是农民生活的家园村社共同体也处在解体之中。,事实上，近些年来，我们在四川农村调研时也经常发现，在不少的偏远
15、村庄，由于农村人口大量流失，加之留守在家的村民居住又非常分散，这些村子里早已没有什么公共性的文化活动，甚至当村里遇到有人生老病死的时候，连个抬得动的人都找不到了。大量事实表明，流传数千年的传统乡村文化土壤已经分崩离析，趋于瓦解。 二、广大西部农村社会陷入治理性困境 1、人口流动导致村民自治主体缺失 村民自治的基本含义是农村居民根据法律自主管理本村事务，其主体显然是村民。但城市化浪潮驱使,大量农村劳动力外流，而其中大多是具有一定文化知识的青壮年。一项关于四川省的调查表明，在打工大军中，19-45岁的青壮年占95%，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占70%，而且其中男性比例高达79.2%。而正是这些农村中坚力
16、量的大量流失，使广大西部农村的村民自治已经难以为继。一位长期在基层工作的乡镇党委书记谈到，以四川省平昌县为例：全县共有83万农民，其中30万学生儿童，31万外出务工，要靠剩下的20来万留守老人和妇女进行村民自治，实际上是自欺欺人。在一些偏远村庄，不仅村里的村民大会已经几年都没有举行一次，就连村民代表会议也难以召开。而造成村治主,体缺失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 首先是参与困难。他们一年中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奔波在外，只有过年或者家中出事才会回到农村，这样一来就存在一个参与困难的问题。外出务工的村民连三年一次的选举都无法参与，那么，他们在村务公开、民主管理方面的民主权利就更难以落实了。 其次是动力不足。因为在城镇中工作和生活，实际上已经与农村没什么联系了，往往几年都不回农村一次。对于这些村民来说，关乎他们切身利益的事务都在其工作和居住的城镇，而农村的公共事务和政治生活对他们而言已经没有多大关系。显然，他们也就没有兴趣和动力参与农村的村民自治。,正因为村民自治主体的缺失，使原已实施二十多年的村民自治，如今已经难以发挥其应有作用。在村民自治主体缺失的情况下，出席村民大会的大多是留守老人和妇女，由于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