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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命意识与文化情怀郭雪波访谈(2010-08-22 22:27:45) 转载标签: 杂谈采访在当下生态文学创作中,郭雪波的小说卓尔不群,始终关注日益严峻的草原生态,在其长篇小说大漠魂狼孩沙狐银狐等十余部作品中,叩问人类生存价值,直击生态危机根本,呼唤人与自然和谐。在他笔下,沙狐具有人的灵性,动物的情感在某些方面类似人类。他热爱故乡,热爱生于斯长于斯的那片土地,因而故乡科尔沁草原的茫茫沙地是他小说故事构建的地理场所,他写那里的自然景象,写那里的动物和人物,写他们之间的情感和神奇关系文学如何为生态而歌?作家创作与其所处的地域有怎样的亲情关系?近日笔者走访了长期致力于生态创作的作家郭雪波。杨玉梅:郭
2、老师,您描写草原沙化反映自然生态危机的作品,令人震撼。今年您的短篇小说舌尖上的瘫儿描写“父亲”照顾瘫儿的故事。不知道这篇小说是否与您的文化背景有关?郭雪波:这篇小说酝酿了很久。这是发生在我家的真实故事,父亲去世十多年了,可他与瘫儿的事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我一开始也不完全理解父亲对瘫儿这一残缺生命的“苦”爱。后来慢慢琢磨,自己在感受并热心关注自然与生命过程中,渐渐感悟到父亲对瘫儿的这种“苦”爱,那种仁慈至“圣”般的关爱,其实是对生命的尊重,甚至是一种敬重,充满了双重的宗教文化关怀。我们家族具有双重宗教文化传统:一是藏传佛教,佛教崇尚以慈善为怀,不做恶事,积善积德还前世之孽、修来世之福;二是萨满
3、教,崇拜长生天长生地,崇拜自然万物。这种萨满文化精神融入到了平时的我家生活习俗当中。杨玉梅:小说所表现的生活其实有些琐碎,没有什么情节冲突,要获得深度可不容易。郭雪波:是啊,这篇小说发表后,我收到玛拉沁夫先生的短信:“刚读完您的舌尖上的瘫儿,这是一篇令人刻骨铭心之作,把这样一个题材开掘到这般深度,实属不易,谨表祝贺”想来老先生是被感动了,当然对我也是鼓励。小说的故事确实颇琐碎,又没有什么太大的冲突,想要写出味道,并且达到一定深度、平凡中见雷声,的确很困难。在作家面前,生活层面很多,想写的东西也很多,关键在于如何认识它,如何找到自己的切入点和独特角度。我是学戏剧的,戏剧强调艺术细节的典型和真实。
4、小说中描写的细节都是生活中发生的真实事情,我采用白描写法,尽量避免过于文学化,平实而不动声色地去叙述就够了。杨玉梅:作品朴素自然,看似平常,其实内涵很深,寄寓很广。如果不用心领略,大概难以体会到作家的良苦用心啊。郭雪波:当下的文坛,能够静下来潜心阅读者不多了。文化太讲求实用、热衷于作秀及趋于功利之后,导致大众阅读也会太追求快餐式快感。尤其是社会上把“金钱”几乎当做了惟一“宗教”,缺失对生命的真正尊重和关爱,这种现象很令人忧心,亟需文学的呼吁和宣扬。杨玉梅:您的小说在对草原生命方面的探索可谓匠心独运,特别是对动物的描写,既写出兽性,又写出人性,体现出对生命的理解和尊重,对自然的敬重和敬畏。这些文
5、学素材和生命体验是如何得来的呢?郭雪波:有些评论家说我属于“体验派”作家。我赞成。我特别欣赏美国作家杰克伦敦和海明威,他们是大体验派作家。我在科尔沁草原上闯荡十多年,把科尔沁草原十几个旗县全都走遍逛遍了。从小又在那块土地上生长,对那里的生活对那里的一草一木太熟悉了。后来离开那里上大学,在呼市和北京工作,但每年都回老家去体验观察思索。读了很多书,增加了阅历,对生活、对宗教文化的知识增加了很多之后,再回去认识、反思、反视我的家乡,我的那片故土,认识就不停留在原来的低层次上了,有了俯瞰般的感觉和新的飞跃。这样一来,在我小说里出现的苍鹰、狼、狐狸等等动物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飞禽走兽了,而是赋予了人与自然
6、的社会内函和生存哲学的阐释。这些都得自于生活的体验生命的探索。比如长篇银狐中的老铁子以及银狐的故事,均有生活原型。我始终认为,不是经本人体验经历或感受后创作的东西,总不免有肤浅、虚假、空洞的痕迹,总是感到不够真实不够深刻,缺乏感染力。收获不到亲身体验经历后的感悟,收获不到真正的自己独特觉悟,我坚持不动笔,为写而写没有什么意思。杨玉梅:这让我想到了您的短篇小说天音,其中关于生命与文化的感悟,真可谓千古绝唱。这个小说也有生活原型吗?来源:(http:/ - 郭雪波访谈_玉梅_新浪博客郭雪波:天音是一首绝唱,体现了传统文化的流失和失望的情绪。老艺人的原型,还是我父亲的影子。父亲是老家一位颇有名气的说
7、唱艺人“胡尔琪”就是一位萨满文化的传播者说唱者。有一次他到百里外的村子说书,回来时在“塔民查干”沙漠里迷路,在沙坨顶被两三只狼围住无法脱身。父亲索性就坐在坨顶拉胡琴唱起民歌。他一首一首地唱着,从夜里唱到天亮,脚边燃着一堆篝火,当太阳升起时狼们神情萎顿,伸着懒腰,悄然消失在沙漠中。现在国家提倡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措施,很有远见,但仅仅这还不够,保护不能流于形式。杨玉梅:您的小说从沙狐大漠魂到天音银狐,对草原沙化原因进行了多方面的表现和反思,还有对历史的重新解读。您是怎么看待自己的民族历史文化的?郭雪波:每个作家都是有根有源的,首先要找到自己的根和源。认识“自己”很重要,认识“自己”之后就会认识到自
8、己文化的民族性。我出生于内蒙古半农半牧沙化草原的蒙古族家庭,那我就要认识自己生长的这块土地,要认识生活在这里的和整个的蒙古民族。蒙古民族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是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对自己民族的传统和历史文化,知道她的来龙去脉,了解得越多越深刻就热爱。热爱但并不等于狂妄,我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也不是民粹主义者。对民族历史的认识要跳出来反视它,放在整个人类文化传统中认识它。杨玉梅:您曾说过自己最初并没想过什么“生态文学”之类的命题,只是想着把老家的人与自然的生存状况及命运展现给世人而已。从 1985 年发表沙狐到 2006 年出版银狐,这 20 多年的文学求索,是不是经历了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追求过程?郭
9、雪波:文学拒绝生搬硬套,应该熟悉什么写什么。1975 年我发表的第一篇小说高高的乌兰哈达写的就是人工种草治理沙化草原的故事。从小生活在沙化的草地上,见到的都是草原沙化的现状,我的文学本能就关注和触摸了这一现实。八十年代的寻根文学,是一种很有使命感的深度写作,我很怀恋那时的文学繁荣景象。我的中短篇沙狐沙葬及长篇火宅等都是在那种文学氛围下产生的。九十年代后期,我默默酝酿并开始慢慢写银狐,创作很艰难,断断续续写了七八年才完成,是一种半自觉的、有意识的追求或升华到一种宗教文化层面上去开掘,去安排人物和故事,其实冥冥中依然延续了八十年代寻根文学的脉胳,或者是进一步的开拓。从最初关注人与自然的生态命题、对
10、生态遭破坏的直感愤慨沙狐,升华到后来理性写作银狐,从自然的“沙狐”到带有萨满符号的“银狐”,这是一种文化理念的升级,一种想从根源上、从原始宗教文化中寻求密码的企图,不是简单的宗教理念的宣扬,而是要树立宗教般神圣的重新崇尚自然、尊重生命的古老理念的新世复活。面对严重的生态环境恶化现象,面对日益迷茫的被金钱经济神魂颠倒的人类来说,多么需要一种新的生存密码,一个新的活法。 杨玉梅:您的小说反映的生态危机其实也是文化危机,感觉您的作品中隐含着深沉的文化焦虑,充满重构民族文化精神的渴望。郭雪波:生态危机,还真不如说文化危机。我误打误撞进入这个领域之后,进来就出不去了。越写越探究,越是感到人类出问题了,人
11、类这地球物种是患病了。这个话题确实是“挤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人类对大自然的过度掠夺性破坏,已经引发了大自然全面反噬和报复,严重危机到人类本身。我比较认同你的“重构民族文化”这一提法。通过小说想“重构”什么,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只是一种追求和提示而已。比如我写狼与人的关系时只想告诉人们,地球生物链中谁也不能少,人类不能狂妄地重新安排地球生物链。一个民族需要与时俱进,需要融入时代,吸收人类其它民族的先进文化来发展自己,但更要发扬自己优秀的文化传统,重拾自己已失去的可贵的宗教精神。作家有责任阐释自己的民族文化,告诉后辈应该怎样认识自己的民族,启发他们重塑民族文化精神,一代传一代。杨玉梅:因此,与其说您是为了自我而写作,还不如说是为了民族或人类的生存和未来命运而写作了。郭雪波:这话有点大了,咱可不敢担当。文学对我来说,除了是一种乐趣和热爱之外,还是一种表达自己探索人类生存之道的思想过程,是个立体化的比较有趣的叙述过程。文学不是我的手段,而是我的终极目的,文学应该是奉献的,而不是索取的。思想的文学是痛苦的,沉重的,但也是愉快的,我不会迎合潮流而写东西,也从来没有为挣钱为生存而写过小说。(原文刊发于文艺报2010 年 7 月 5 日,因版面原因最后两个问题没有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