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中西方文论话语的构型》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第一章中西方文论话语的构型（33页珍藏版）》请在金锄头文库上搜索。
1、第一章 中西方文论话语的构型1第一章 中西方文论话语的构型第一节 语义型语言与语法型语言中西方文学作为人对外部真实世界的观念性思考或体验的结果，都力求创造一个艺术的世界来反映真实世界的本质。因此，中西方文学理论就其本质特征上的认识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中西方文论在带有全面性、关键性、本质性的问题上颇具融合的可能性,中西文学观在其形而上学的本质特征上有着惊人的一致。 但是由于文学观之思植根于不同的文化场域,中西方文化观念、文化体系、文化思维存在着较大差异，因而形成了中西方文论不同的话语体系，而话语作为文化最核心的部分，对该文化体系的文学观念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所以，对中西方文论话语的解剖，是理解中西方
2、文论基本的也是重要的途径。话语的差异性或话语的独特性，是由话语直观的言说和独有形态为接受者 首先感知的。话语的构型异质最为直接地呈现出了不同话语系统的特征。对中西方文论话语加以比较，最基础的比较便可从话语构型来切入。不同的话语符号系统及其结构关系，规定了两种文论的异质特征。话语符号最基本的构成要素便是文字。20 世纪的语言学家索绪尔在其重要著作普通语言学教程里曾指出：我们可以说，不可论证性达到最高点的语言是比较着重于词汇的，降到最低点的语言是比较着重语法的。 这不是说“词汇”和“任意性 ”，“语法” 和“相对论证性” 始终各各同义，而是说它们 在原则上有某些共同点。这好像是两个极端，整个系统就
3、在它们之间移动，又好像是两股相对的潮流，分别推动者语言的运动：一方面是偏向于采用词汇的工具，不能论证的符号；另一方面是偏重于采用语法的工具，即结 构的规则。例如，我们可以看到，英语的不可论证性就比德语占有重要得多的地位，但超等词汇的典型是汉语，而印欧语和梵语却是超等语法的标本。 ”1索绪尔在在这里将语言划分成了两种类型：着重于词汇的；着重于语法的。着重于词汇的语言倾向于采用词汇的工具；着重于语法的语言则是偏重于采用语法的工具。并且，索绪尔在举例时明确指出汉语是“超等词汇的典型” ，即它是以词汇为核心来构建话语的符号系统，而印欧语是“超等语法的标本” ，说明它是以语法为构型原则形成的符号系统。两
4、类不同的符号系统各有其话语建构的独立原则。于是，中西方文论话语便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构型方式：语义型与语法型。中国当代语言学家徐通锵在其论著中也将汉语与西方语言区分为“语义型语言”与“语法学语言” 。他认为中国汉字是典型的语义学语言，它采用直接编码的方式，以“字”为本位，注重语义，需要直觉感悟、整体领悟，具有模糊、简明、含蓄的特点，为螺旋式结构。而西方语言是典型的语法型语言，它采用间接编码的方式，以“句”为单位，注重语序，需作构造分析，具有精确、周密、直露的特点，为直线式结构。2不论徐通锵对中西两种语言的差别界定是否完全妥当，但其对中西方语言在编码上有差异的认识是符合语言实际、千真万确的。中西方语
5、言的语码迥异，就导致了中西方文论话语构型基本层面的不同。第一章 中西方文论话语的构型2也有不少汉语学家认为中西方语言的差异在于：中国的汉字是表意文字，而西方文字（如英、法、德语的语言文字）是表音文字。表音文字指字符表示的是语言中的语音，语义是通过语音的二度联想才产生的。表意指字符表示了语言中1 瑞士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80 年版.第 184-185 页2 徐通锵:语言论语义型语言的结构原理和研究方法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年，第 10 页12 页的语义。汉语是有声调的语言，而西方语言是无声调的语言。有声调的语言由于声调的变化而显出动态变化性，一字多音产生了多义。而
6、西方语言，作为无声调的语言，一个字形确定的意义是不易变化的，所以西方语言的表音对应着相对确定的意义。正是由于中西方语言文字的构造分别为侧重表意与侧重表音，这就给中西方文论话语的构型奠定了基础。一、中国古代文论的语义型话语及其结构特征汉语与西方语言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这是人类语言存在异质性的最明显的例证。属于汉藏语系的汉语与属于印欧语系的英语、德语、法语，在语音、语法、文字等各方面都有差异。这种差异影响了各自的文化建构以及思维模式，而文化及思维模式是话语构成的规则。所以，从汉语与西方语言的语音、语法、文字等方面来认识中西方话语的不同，便是一个基本的认识层面。中国古代文论的话语，其构型基础是汉语。
7、而汉语的构成的基本结构单位是字。汉字着重以形表意，一个音节关联一个概念，多用示象性原则将现实现象转为语言的符码。而且，词汇之间的联系是松散的，其结构具有开放的特点，词汇构成的话语表达其结构不受一致关系的制约，而是受到说话者与受话者交际双方的交际意图的语言环境和语言规则的而制约，决定句子意义的因素不是一致关系的语言规则，而是语言环境、交际意图和语序、语义搭配等语言规则。3所以，有人认为汉语是无结构的语言。语言学家洪特堡就指出汉语没有严格意义的语法标记，而正是这种特点发展出了汉语话语混沌、形象、玄虚等特立独行的一面。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原始人类的思维方式都有惊人的相似，即都有天人一体的认识观。但在
8、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中，中西方后来却走出了两条截然不同的路。中国哲学始终坚持了天人合一、主客一体的宇宙观，而西方哲学却较为彻底地摆脱了原始思维，创立了天人分离、主客对立的认识论。中西方思维方式的这种差异，对语言的产生和发展变化起到了重要的影响作用。汉语表意重综合混沌、直觉感悟、形象实体的文化意识，与中国的天人合一、主客一体的思维方式就有直接的关联。从汉字造字的特殊性就能看出这种思维方式的制导作用。中国古代哲学讲求“观物取象” ，及取万物之象，加工成为象征意义的符号来反映、认识客观事物的规律。中国汉字的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造字法就潜藏了中国人的这种具象思维方式，这种文字的特征演绎了中
9、国人不善抽象思维的心理特点。中国的汉字在早期造字时大都是取象示意，属表意文字。这种文字本身便有求形象、求模糊的趋向。古汉语更是对汉字模第一章 中西方文论话语的构型3糊性与形象性的固定和强化，如“井” 、 “网”之类的象形字， “本”（ ） 、“刃” （ ）之类的指示字， “采” （ ） 、 “比” （ ）之类的会意字，都让人们从字符本身就会理解其表达的意义。而“湖” 、 “想”之类的形声字，虽有部分表音成分（而表音成分也是一个表意成分） ，但仍然有表意的部件（如“氵” 、 “心” ）来帮助理解这类字的意义。因此，汉字尽管有了带表音成分的形声字，实质上还是属于表意文字体系的，不管是“声”还是“形
10、” ，基础都是“义” ，汉字的意义主要不是靠音来传达，而是靠形来传达的，认读汉字须可直接从“形”获得意义信息。可见，中国早期造字大都是取象示意。汉字的这种取象示意特征反映了汉文化突出的天人合一哲学内涵，即人们用客观事物的形态来表示事物的“自然”思维方式。同3 徐行言:中西文化比较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第 159 页时，汉字的取象示意特征也使其具有想象的空间。一字多音多义使汉字在不同的时空环境中代表着不同的实质意义，反映出中国人的思维是有整体意识和很大的模糊空间的。这种具象性的文字特征，对中国人的语言思维产生了潜在的不可低估的影响，这也是中国人善于整体思维、关联思维、直觉思维、感性
11、思维而不善于分析思维、逻辑思维、抽象思维、理性思维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国语音学家申小龙也提出：“图像性越强的文字，它突破时空局限的功能就越大，它与思维的联系也就越密切。 ”4我们可以进一步说，图像性越强的文字，越使运用这种文字的人趋于形象思维和整体思维，越不宜于进行逻辑思维和抽象思维。中国汉字作为表意文字、语义型文字的构造性质，决定了这种文字是用特定的符号直接表示词或词素的。因此，汉语书写系统的语义学主导性是十分突出的，汉语语言单位的字根性与词形的意义可以只与视觉符号“字”联系，而不与其声音记号有必然联系。一个汉字甚至可以对应于数十个语义单位，而这些语义存在于意素等级结构内，并在文本解读中按不同
12、意素搭配方式发挥作用。汉语语义的这种构型使字词与内容之间的联系呈现特有的任意性、开放性、含混性，人们对字符的理解可以感性直观地认知其意义，或从汉字构型的整体来把握其意义，或进行类比联想，关联起多样关系来理解字意。所以，从汉语的字符认知开始，就养成了中国人独特的思维方式和汉语文化的悟性精神。从汉字的构型分析中，我们已经已可见出汉语言在思维上的特殊性。而对汉语言的构型还可进一步从“因字而生句”来认识。汉语最小的句法单位是“字” ，而汉字的句法功能很模糊，一个字的功能可以时为名词，时为动词，其结构功能是开放的。汉语词语通常不带语法标志，语法关系主要靠语序表明。一个句子只要把字、词的意思和意思之间的关
13、系弄清楚了，句子的意思也就明白了，即汉语从字到句的结构是靠语义来组配的。汉字结构定位很自由，这就使得汉字的定位功能相对灵活，从而导致了汉字创造性很高。而西方语言则是靠严密的语法来结构的。汉语造句的语法结构是“意合”方式，只要字义之间的组配有显示的根据，符合社会习惯的要求，就可组合成句。所以说汉语的结构是重语义，汉语是一种语义型语言，它的语法结构是语义语法，没有形态变第一章 中西方文论话语的构型4化，由字到句的生成途径，正如徐通锵先生所言是“字字组字块形句意句”的模式5。汉语作为语义型语言，其“意合”结构就对语境有了最大的依赖。西方语言句子的构成主要依据形态规则和形式的方式，而汉语句子的构成主要
14、依据语境等语义因素，是靠语义的方式。古代汉语没有西方语言那种严格意义的形态规则。词汇方面，基本上没有性、数、格、时、态、体、式、人称等西方语言的形式标志、语法范畴，无冠词、格位变化、无动词时态，极少连接媒介，词语通常不带语法标志，语法关系主要靠语序表明。因而，汉字的句法功能很模糊，一个字的功能可以时为名词，时为动词，其结构功能是开放的。汉语一个句子只要把词的意思和意思之间的关系弄清楚了，一个句子的意思也就明白了。传统的汉语是不讲语法的，不讲名动形和主谓宾定状补等语法概念，照样看书写文章。而且，汉语句子中词语的省略还很多，这使得句子松散到了在西方语言里成为不合语法的句子，但语句的多义性、意义的增
15、生性、表达的隐喻性和解释的多重可能性较西方极讲逻辑性的语言多得多。对汉语句意的理解依靠的是语境、上4 申小龙：中国语言的结构与人文精神 ，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 年版，第 54页5 徐通锵：汉语结构的基本原理字本位和语言研究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 83 页下文语义关系，从而形成了从整体理解局部的思维模式。这种模式倾向于在更大环境中理解一个对象，而对象与环境的关系往往很复杂，常常是多元关系、多层面的关系，所以，汉语话语就会产生丰富意义，并拓展出张力弹性空间和纵深空间。任何话语文本的构成，都有其直接层与语指层。语指层的构成除了直接层的语言性部分，还包括文化、历史、心理等语境因素
16、，它们构成了话语交际中发话者与受话者的意图、接受、理解诸环节间丰富多变的效果。汉语言的语境尤其突出地表现了这种特性。语义型话语的语境相对于语法型汉语的语境而言，具有更大的事实性，是一种开放的语境，它可以在一些看似确定的语境里又衍生出新的多种语境。这种丰富涵义的语境，会导致话语语义的多样性、不确定性、开放性。语义因而会超越文本固有总语境，即一个字、词、句记号作为一个能指会产生多个所指。后者有在于词汇中的潜在状态中，语义具有较大的弹性和变通性。由这种意义规定有较大变动性和含混性的语言运用而变成的古典文本，其意义必定也有较大的变动性和含混性。所以，与之相应的中国古典文学理论话语也与此相符，体现出话语的语义多样、不确定、含混等特点。比如“道”这类汉字，其语义就十分复杂、含混。其意涵小至具体伦理学概念，大至指示学科名称，其内涵是可以随意增减的， “道”不过是一个具有意义开放性的象征图形而已。中国传统文论话语的语义灵活性，其根本就在于传统汉字使用的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