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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雨雪霏霏看杨柳世纪之交的美国环境保护主义侯文蕙中国当代学者。本文原载读书 ，2001（6）从花斑猫头鹰说起“我们的国会议员和林务官们是否知道，在这些森林里经历了千百万年变迁的非人类生命，现在正因为失去了栖息之处而在走向灭绝？他们可曾看见这个包括 700 个濒危物种的表格？”这是 1989 年夏天的一个星期一的下午，在美国俄勒冈州的莱恩郡会议中心，一位名叫芭芭拉.凯利的妇女正在发言。这里在进行一个听证会，参加会议的有本地官员、联邦机构发言人，以及一些环境保护组织和伐木业等利益集团的代表。但是挤在大厅里的大部分人都是普通市民。他们之所以不顾炎热，从繁忙的工作中挤出时间来参加这个听证会，为的是他们共
2、同关注的一个问题：北方花斑猫头鹰-一种太平洋东岸美国北部的古老森林中的奇特猛禽，是否应该根据国家“濒危物种法案”列入到正在受到威胁的濒危物种表去。芭芭拉.凯利是“拯救我们的生态体系”组织的领导人。她极力支持将花斑猫头鹰列为濒危物种。她认为，保护花斑猫头鹰，也就是保护它所栖息的古代森林，而这样的森林已经被砍伐殆尽了。因此,为了保护这些残存的森林,就必须终止砍伐。她说，如果继续砍伐，这些森林就将变成由“一排排难以抵御火灾和疾病的单一树种”组成的人工林场，成为既不适于猫头鹰，也不适于美洲豹和其他野生动物甚至人生活的地方。 （整个生态环境将会遭到严重的破坏。她的发言得到了听证会上大部分人的支持，但是也
3、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 ）反对将花斑猫头鹰列为濒危物种的呼声主要为来自在伐木业工作的人们。吉姆斯坦达德，一个世代靠伐木为生的男人，在会上发言道：“伐木业一直被谴责为野生动物栖息地的破坏者。我不同意这个看法。 ”他认为，伐木者在砍伐的同时，也在栽种；因此，他们不是在“毁灭”野生动物的栖息地，而是在“扩展”它。他坚持说，在维护“我们的自然资源的永恒”上， “伐木业比任何一个群体都做得多。 ”因此，他敦促大家去“努力保护那些努力保护森林的人” ，不要去为了“一只小鸟”而在乎它赖以生存的树有多大或多老。一位名叫苏珊莫根的妇女的态度则更为明朗。她代表“俄勒冈开发工作者”组织和一群依靠伐木工业生活的家庭。她
4、强烈呼吁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不要将花斑猫头鹰列为濒危物种，否则就将会毁掉千万个像她那样依靠伐木业为生的家庭生计。辩论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整个听证会的气氛激烈而紧张。实际上，这次听证会只是自 1987 年就开始的一场波及全国的大辩论的一部分。1987 年 7 月，国家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收到一份根据国家濒危物种法案将花斑猫头鹰列入濒危物种的建议书；但在当年的 12 月，管理局就以论证不足而做出了不能列入的决定。为此，国内的一些大型环保组织，其中有荒野学会和奥杜邦协会，发起了一个全国范围内的大辩论。前面提到的尤金听证会就是这个大辩论的缩影。显然，辩论双方的分歧并不在于花斑猫头鹰是不是濒危物种，
5、而是在于，当人的经济利益与非人类的生命发生冲突时，孰为先？是否值得牺牲前者而保护后者？1990 年 6 月，美国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终于将花斑猫头鹰列为濒危物种，并据此而划出了总数达 690 万英亩的花斑猫头鹰栖息保护区。做出这一决定的根椐纯粹是科学性的，即这种北方花斑猫头鹰只能生活在太平洋东岸的西北部古代针叶林中；而 80 年代伐木业的增长正使这个地区的古代森林急剧减少，不仅严重威胁着花斑猫头鹰的生存，甚至也威胁到这个地区的生态环境。随后，1993 年，克林顿政府又在公共森林中划出 740 万英亩作为花斑猫头鹰栖息区，另有 260 万英亩河滨地为水生动物保护区。这无疑是美国环境保护主义者的一
6、大胜利，至少从政策上是如此。而且，尤令环境保护主义者们欣慰的是，在这个漫长的猫头鹰辩论中，舆论的多数一直是倾向于支持他们的。1990 年，据 CBS 新闻和纽约时报的调查，有 74%的应答者都表示支持不惜代价地保护环境。这个比率比 1981 年提高了 30%。因此可以说，联邦政府有关花斑猫头鹰的一系列政策是大多数美国人所认可的。而且，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说，正是美国人的环境意识的提高促成了这样一个结果。所有这些都有可能给人一种印象，即在经历了 80 年代从里根到老布什执政的低谷期后，美国的环境保护运动似乎又可以重新高涨起来，并在 90 年代迎来继 70 年代之后的又一个“绿色的 10 年” ；而这
7、场因花斑猫头鹰引发的辩论似乎也可以划上一个句号了。树欲静而风不止事实却远非如此。美国的环境保护主义者发现，在整个 90 年代，他们不仅不能高歌猛进，反而不得不左拼右挡，去对付来自不同角度的冲击和挑战。有来自环境保护主义反对派的狂言：“环境保护主义是一个新的异端。 ” 1992 年， “明智的利用”运动领导人让.阿诺尔德公开声称。他认为， “在环境保护主义这哪里，树木受到膜拜，而人却成了奉献给祭坛上的牺牲。它是邪恶的，因此我们要摧毁它。 ”还有来自环境保护运动内部的不同意见：“我们是为了保护人而活动，而不是为了鸟和蜜蜂。 ”环境正义者如是说。 “非裔美国人不关心濒危物种，因为我们才是濒临危险的物
8、种。 ”还有些环保正义者甚至这样认为。进入 80 年代之后，随着以里根为代表的保守势力的上台，反环境保护主义的力量也在逐渐抬头，并在 90 年代初形成了一股强劲的势力，成为美国环境保护主义的反对派。他们不仅对政府在自然资源，尤其是森林、土地、湿地的管理和政策不满，而且还以保护私有财产权利或地方权利为名，通过院外活动和法律诉讼来达到目的。他们的名目繁多、形式多样，诸如“明智的利用”运动、 “郡县至上”运动、 “财产权利”运动等等，但宗旨都是反环境主义的。其中最有影响的就是“明智的利用”运动。让.阿诺尔德断言：如果沿着环境保护主义的路走下去， “在 20 年内，美国所有的工业和私有财产都将被毁掉。
9、 ”因为环境保护主义损害了他和他那一群体的经济利益，所以，他认为有必要用“明智的利用”运动去替代“环境保护主义” 。“明智的利用”本来是 20 世纪初美国著名的自然资源保护运动的领导者吉福特-平肖为其功利主义的自然资源的持续管理和多种利用理论所提出的一个口号，到了 80 年代后期却被一些反环境保护主义者用作概括他们行动的标志。1988 年，一个叫做“自由企业保护中心”的组织举行大会，会上提出了一个“明智的利用方案” ，要求国家允许在公共土地上进行商业性的矿产和能源开发，允许对国家森林中的老林进行采伐，修改 1974 年国会颁布的“濒危物种法案” ，允许在北极的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钻探石油，在国家
10、公园内促进商业开发，并要求在公共土地上签订放牧契约以保证私有财产权利等。不难看出，整个“明智的利用方案”都是针对 60 年代，尤其是 70 年代以来的国家环境法规，特别是自然资源管理法案提出来的。因此，它不仅得到了利益集团，尤其是木材、矿业以及石油等大工业公司的支持，而且也得到了来自基层的小土地所有者、农场主的用户。同时，不容忽视的是，支持这个运动的人，不仅是有产者，甚至还有那些与有产者有联系的工人-因为更多的经济开发便意味着更多的就业。工业家们则更是不失契机得去鼓动工人和当地的人们去支持他们的行动，甚至在工人去参加听证会时，仍发给他们工资。大概正因为如此， “明智的利用”运动的领导人才敢于吹
11、嘘，他们的阵容除了他们 500 个合法组织和500 万积极分子外，还拥有 1.2 亿同情者，几乎是美国人口的一半！尽管评论界认为这是一个为了鼓舞士气而夸大的估计，但也反映了一定的真实性-这个反环境保护主义的运动是有相当的社会基础的。除了强大的阵容， “明智的利用”运动的组织者们还有来自企业的雄厚资金的支持，并与政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们通过院外集团、听证会，甚至组织示威，对国家、州县各级立法机关施加影响，与政府立法机关中的保守力量相呼应。在他们的影响下，1994 年克林顿提出的几项环境法案都未被国会批准。例如，在采矿业的压力下，国会反对批准征收矿业税和对采矿制定硬性环境标准；安全饮水法因共和党
12、议员要求修改而搁浅；要求将国家环境局升级为部级机构的提案也未得到通过。相反，国会却努力要通过一些法案来削弱政府对环境的管理。例如，1995 年提出了一个“私有财产权利法案” ，规定不论在任何情况下， “濒危物种法案”和其他国家法案都不适用于私有财产。面对这样严峻的挑战，环境保护主义者们不能不感到忧虑。塞拉俱乐部，美国的十大环保组织之一，在致其会员的信中说：“我们面临着一个有着超级资金来源的，反环境的，并被盲目崇拜的怪圈。其目的就是要摧毁我们和整个环保运动。 ”但是，更令环保主义者们不安的是在环境保护运动内部出现的分歧。例如“环境正义”运动。它是一个最初发生在 80 年代初的在有色人种社区的，针
13、对政府环境政策中的种族偏见的抗议活动，后来则发展成为一个争取全面的环境正义的运动。1991 年 10 月，第一次全国有色人种环境领导大会在华盛顿召开，参加会议的 300 多个代表团正式用“环境正义的17 条原则”宣告了他们与环境保护主义的不同立场。大会的组织者之一，著名的环境正义者黛安娜阿尔斯顿在大会发言中说：“我们眼中的环境是与整个社会的种族的和经济的正义交织在一起的。在我们看来，环境就是我们生活、我们工作和我们玩耍的地方。环境为我们提供发表评论我们时代各种问题的讲坛。军事和防御政策的问题、宗教自由、文化生存、能源的可持续开发、我们城市的未来、运输、住房、土地和主权、自决权、就业等等。 ”她
14、还坚持说，为了和那些主流环保组织建立一种“公正”的、 “平等”的、 “互敬”的和“互利”的关系，就必须由他们自己来解释生态和环境上的各种问题。显然，这是一种不同于主流环境保护主义的环境观。它不仅把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联系起来，而且还将它与社会政治交织在一起。它所反映的是生活在美国下层的，尤其是那些相对贫困的有色人种社区群体的要求。因为环境观的不同，在他们所关注的环境问题上，也与传统的环境保护主义有着明显的分歧。例如，后者的眼光主要盯在诸如野生动物、森林、荒野等属于白人文化传统的自然事务上，而环境正义者们则更注意城市社区的生活健康和卫生条件。因此，在环境正义者看来，传统的环境保护主义者是置身于“环
15、境”之外的。早在1990 年，一些环境正义组织就曾经给 10 个最大的环境保护主义组织写过两封信；在信中，他们批评这 10 大组织是白人中产阶级的组织， “他们没有承担起对第三世界社区的义务，却一直在继续支持保护那些远离工人阶级尤其是有色人种社区环境的政策。 ”而且还“以不惜任何代价消灭公害为名，在全国范围内停止、削减或阻碍那些雇用我们的工业和经济活动，全然不顾我们的生存需要和文化需要。 ”出于上述立场，许多环境正义者也开始使用“濒危物种”这个环境保护主义者所惯用的术语；然而，从他们口中说出的“濒危物种”并非指某种猫头鹰或鲸鱼，而是指处在环境危机中的“人” ，尤其是那些生活在社区底层的有色人种
16、。有些“环境正义”组织，甚至反对称他们为“环境保护主义者” ，因为这个称呼有悖他们的宗旨。发人深思的是，当我们将“环境正义”和“明智的利用”这两个运动进行比较时，我们会发现，这两个代表着根本不同阶层利益的运动，其最终的斗争目标竟然是一致的。其实，道理很简单。尽管“明智的利用”代表了美国一些既得利益阶层，尤其是对环保有着直接影响的工业企业家和土地所有者的利益；而“环境正义”则是美国社会下层阶级和少数民族社区的代表，他们所关心的是直接影响到他们生活和工作的城市环境；但是，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看，保护环境必然会制约经济的发展，限制资源的利用；因此，它不仅会影响到有产阶级的利益，同时也会影响到为他们工作的人的就业机会。结果便是，当他们的经济利益受到损害时，在和环境保护主义相较量时，这两个本处于对立面的阶层，反而会站在同一战壕之中；基于这同一立场，他们在处理和非人类的自然的关系时，也同样总是要把人放在第一位。最终，这种从同一角度来评价人和自然关系的价值观念上的一致，使得本来壁垒绝对分明的社会力量不约而同地将其矛头对准了一个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