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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浅析加尔通和平思想中的福柯元素 约翰加尔通（ Johan Galtung） 被称为“和平学之父”,是和平学的领军人物和集大成者。正是他将和平区分为“积极和平”与“消极和平”,提出“结构暴力”“文化暴力”等概念，确立了和平学的分析基础和理论范式，成就了和平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地位。加尔通作为一个西方人，多年在欧洲、美国等地研究执教，所受西方文化的熏陶不言而喻，其中福柯对其影响可谓深远。分析加尔通和平思想中的福柯元素有助于对加尔通和平思想的整体把握。一、加尔通和平思想加尔通，1930 年出生于挪威奥斯陆，是现代和平研究的开创者之一，和平研究杂志（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2、） 的创办者，超越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的发起人，有“和平学之父”的美誉。加尔通不仅是一个和平研究者，同时也是一位和平实践者，积极参与到各种各样的维和行动中，为世界和平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加尔通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特别是当时占垄断地位的现实主义流派进行反思，在批判和继承传统和平思想的基础上，提出属于自己的和平概念，其和平思想初步形成。进入 20 世纪 60 年代中后期，加尔通开始在结构主义视角下开展和平研究。进攻性的结构理论暴力、和平与和平研究帝国主义的结构理论三篇具有标志性论文的发表，使加尔通和平思想趋于成熟，个人特色愈加明显，结构和平学初具规模。20
3、 世纪 70 年代中后期，加尔通和平思想由寻找暴力根源转向和平的有效构建，认识到文化和发展的关键性，偏重暴力文化的转变与发展理念的探讨，其理论观点进一步发展深化。二、福柯的微观权力说米歇尔福柯是 20 世纪法国着名学者，被称为“当代的尼采”“法国的康德”,而作为其理论重要组成部分的微观权力说成为学术界不衰的研究对象。福柯的微观权力说是在反思传统的以阶级和国家为核心的宏观政治的基础上提出的一种新型权力观。福柯的微观权力说首先打破的是西方传统的“统治权”理论，即要“砍下国王的头颅”,不再将注意力集中在统治阶级，也不再只关注某一实体或机构，而是将权力理解为一种“多样的力量关系”.这些力量关系在互动中
4、相互增强、改变或颠覆，无所不在，却并不固定在这里或那里，是一种毛细血管式的权力形式。正是这种非中心的权力关系特性决定了福柯的微观权力的运作方向并非如传统权力般单向度地发挥作用，而是一种双向交互式的实施路线。多样性的力量关系具有自己特有的运行轨迹和技术战略，并将各个局部进行联系贯穿。在福柯看来，权力不仅仅具有压抑性，更具有生产性。在这一点上，福柯将权力与知识相联系，认为权力与知识之间具有非同一般的关系。“权力为知识确定形式”而“知识总是以真理的形式为权力作辩护”,福柯的微观权力正是借助于知识实现自身的生产、积累、流通而发挥功效。由于微观权力与传统政治权力间的巨大差异，福柯还提出了谱系学的研究方法
5、。对于福柯来说，谱系学不仅仅意味着通过观察事物发生发展的过程来实现探求事物最初本原的目的，更意味着要关注那些局部的、凌乱的、被边缘化的知识，并以此对抗那些受权力护航、被贯以真理名义的愚昧和无知。三、加尔通和平思想中的福柯元素（ 一） 后现代主义色彩后现代主义在西方思想界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后现代主义通常对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现代性”采取否定的态度，用批判为自己开辟道路。福柯的微观权力说正是建立在对“现代性”进行批判的基础上的。福柯认为人类历史上不仅存在理性精神，非理性也同样存在。但理性话语霸权却随着“现代性”的扩张，渗透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严密地控制着人类社会。由此，福柯揭示出社会权力与政治学
6、间的紧密关系，并对当代政治学中关于权力、自由民主、政府合法性等多方面进行批判。与此同时，福柯对谱系学研究方法的推崇也是其后现代性的集中表现。福柯认为传统历史学家只注重历史的连续性和主体性，使得所谓宏观叙事的历史所呈现的是关于帝王将相、英雄豪杰的非真实的历史，而只有将目光转向边缘、底层的人物才有可能还原历史的原貌。加尔通和平思想明显继承了福柯这种批判精神。对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现代性”,加尔通首先反思和批判资本主义固有思维模式所带来的潜在暴力因素，比如类似摩尼教的是非二元对立论。这种西方社会传统的对立二元论，使其对非西方社会缺乏应有的理解和尊重，从而加重了国际社会非和平要素的激生； 特别是美国，为
7、了配合自己的全球战略，大谈以权力政治为核心的现实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埋下了各种冲突隐患。除此之外，加尔通还对资本主义现有生活方式的维持和扩展进行了批判，认为资本主义现有生活方式过于注重物质享乐、以人类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泛滥等等，这不仅造成了巨大的社会问题与矛盾，也使人类面临严重的环境恶化。（ 二） 结构暴力与微观权力加尔通将暴力定义为人在现实中获得的身体上和精神上的自我实现能力低于其实际应有的潜在的自我实现能力的一种状态。当人身体上和精神上自我实现能力的潜在标准和现实标准之间出现差距的时候，就表明有暴力的存在。其中，“结构暴力”的提出被普遍看作加尔通对和平学最为重要的学术贡献之一。这种划分不仅
8、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人在身体上和精神上获得的自我实现能力的实然和应然之间存在差距的根源所在，更为重要的是它扩展了我们的视野，让我们在关注直接暴力的同时，还注意到了结构暴力的存在，并且愈加认识到，结构暴力所导致的后果往往更加令人忧虑。“人为暴力是平静湖水上荡起的涟漪和波纹； 而结构暴力却是平静的湖水本身。”1结构暴力往往是隐性的，因为缺乏明显且具体的影响客体，不会像直接暴力那样，在产生以后，会有人投诉申斥，所以经常被人们所忽视。结构暴力并不像人为暴力那样有着强烈的伤害意愿，其作用形式往往也是间接和缓慢的，但其破坏性却是强大的。结构暴力的施行也不像人为暴力那样需要借助各种工具，而是通过以下四种方式发挥
9、作用。一是渗透（ penetration） .结构具有强大的渗透作用，在这种渗透作用的影响下，身处此结构的人们会认为这种结构所产生的暴力是自然而然的、顺理成章的，从而接受这种结构，放弃任何反抗。二是分割（ seg-mentation） .在结构作用下，通常只有那些政治、经济的规则制定者知道正在发生些什么，那些处于结构底层的大部分群众只能看见事实的很小一部分，因此无法做出完整的判断。三是分离（ fragmentation） .结构上层群体间可以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方法进行互动，而结构下层群体间却被彼此分离开来，比如传统中妇女和儿童被隔离在各自的家中。四是边缘化（ marginalization）
10、.结构下层群体和社会上层群体间的联系通常会被切断，以致结构下层群体被排除在社会或世界的互动之外。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福柯的微观权力与加尔通的结构暴力这两个概念的关系。首先，两者在形成路径上具有相似性。福柯之所以强调微观权力就在于传统权力观没有穷尽权力的存在领域。传统权力观所涉及的国家机器、统治阶级以及权力就等同于禁止和压制的判断，这都无法满足福柯的要求，从而使福柯致力于对权力这一概念进行更加深入和全面的剖析。加尔通的结构暴力概念具有同样的产生轨迹。加尔通认为传统暴力的概念过于关注有形暴力和直接暴力，明显地使暴力概念过于狭窄，并且这一狭窄概念的存在妨碍了人们认识暴力问题的本质内涵并造成和平建构工作
11、的滞后。结构暴力概念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其次，这两个概念观察问题的视角具有相通性。福柯能够发现微观权力的概念在于其视角不仅仅驻足于“国王”“国家机器”等这些与权力具有明显联系的事物之上，而是将目光扩散至社会生活领域的所有方面，善于通过边缘化的现象对权力进行动态的理解和把握。不仅将传统权力扩展为“多种权力关系”,更将这些权力间所发生的互动以及这些互动所形成的权力得以扎根的土壤作为自己研究的重点。加尔通的结构暴力同样讲究从更加长期、动态、多元的视角来考察暴力的存在和扩展，认为相比具有明确产生时间、地点、方式的直接暴力来讲，结构暴力才是更为本源、更应该为我们所重视的存在。除此之外，两个概念
12、本身所具有的内涵和特质具有一致性。福柯的微观权力是一种复杂多样的社会权力关系的综合。这些权力关系既是有形的又是无形的，可以是公开的也可以是隐蔽的，其表现形式或是否定的又或是肯定的。加尔通的结构暴力同样具有这样的性质。结构暴力概念存在的价值就在于帮助我们找到有形暴力下隐藏至深的无形暴力。（ 三） 文化暴力与知识规训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加尔通在直接暴力和结构暴力的基础上又提出了文化暴力的概念。这也就意味着，不仅我们身处的社会结构能够产生暴力，而且我们从小接受熏陶的文化也同样能够产生暴力。加尔通认为： “文化就是我们从小学习的一组规则。这组规则涉及好坏、对错、美丑、真理谬误、神圣亵渎等等。文
13、化通过演讲、行动、结构、法律、科学、艺术等多种方式来显示自己的存在。然后，我们再用这些规则进行评估界定。”2“文化暴力”就是指这组规则中的某些部分在一定程度上使暴力合法化，甚至变成了一种荣耀，从而助长了暴力的滋生。文化暴力的作用形式一是通过改变某一行为的道德色彩，比如致人死亡本身是错误的行为，但如果是在国家的名义之下，这一行为的道德颜色就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成为了为国杀敌的英勇行为； 二是通过遮蔽现实的方法，从而使我们忽略暴力行为的存在。通过以上对文化暴力的解读可以认识到文化暴力的存在及运行都无法离开福柯所认识到的知识的规训力量。福柯发现“所有门类的知识的发展都与权力的实施密不可分”3.在
14、与权力的互动过程中，大众所认可的知识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变成被压制过的知识，而这些被压制的知识在权力的保驾护航下又化身为真理对社会大众起到规范和统治的功能。加尔通文化暴力的概念可以说是对知识规训的继承和发展。文化暴力作为一种更深层的存在为其他形式的暴力输送养料、提供合法性。文化暴力在长时间内持续存在，并在时间的积淀中不断牢固，不易改变。加尔通在构建“文化暴力”的时候主要针对的是西方文化中的暴力因素。加尔通认为西方文化中是非黑白过于对立，缺乏中间应有的缓冲地带； 目的和手段被截然分开，忽略了二者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具有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对非我持普遍的傲慢之态这些种种的根深蒂固的因素使西方文化要比
15、东方文化更加具有暴力色彩。比如在以基督教为主流的西方宗教中，好与坏是被截然分开的。邪恶的撒旦和善良的上帝是一种先验性的划分，并融入我们的内心。于是，被上帝选中的选民自然进入天堂，被上帝遗弃的人们理应身处水深火热之中，沦为二等公民。如今，传统中宗教的地位逐渐被意识形态所取代。宗教在人们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虽然大幅下降，但其充满价值色彩的二元对立的基本思维习惯却没有消减。西方世俗化国家都受到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的熏陶，将世界分为我与非我。国家的归属感成为了新的上帝-美化自己，贬毁他者。对于我与非我的严格区分似乎已经成了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 因为被剥削，所以非我的落后国家经济凋敝、政治腐败、社会动荡
16、，成了下贱恶劣的代名词； 而又因为它们下贱恶劣，所以理应受到剥削。在这种意识形态的作用下，消灭非我不再是令人发指的暴力行为，而成为一种充满荣誉的责任。当下，类似所谓的“爱国主义”意识形态还有很多，比如父权制、种族优越论等，而这些文化暴力的存在都与知识规训力量密不可分。参 考 文 献1 GALTUNG J. Violence,Peace,and Peace ResearchJ.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1969（ 3） : 167 - 191.2 GALTUNG J. Culture ViolenceJ.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1990（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