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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施特劳斯和罗尔斯的政治哲学解读 一、政治哲学的复兴1959 年，时年 60 岁的政治哲学家列奥斯特劳施( Leo Strauss) 出版了主标题为什么是政治哲学的论文集，该论文集收录的首篇论文即是与之同名的什么是政治哲学。为了回答“什么是政治哲学”这个问题，让我们追随斯特劳施并进入政治哲学的思想语境。斯特劳施的实质性的开篇叙论如下:自诞生于雅典以来，政治哲学的意义及其意味深长的特征就始终是明摆着的，直至今日。所有政治行动都有自己的目标，要么是维系，要么是改变。当想要维系时，我们希望阻止向着更坏的方向发生改变; 当想要改变时，我们希望导致更好的结果。因此，所有政治行动都受到某种关于“更好”和“
2、更坏”的思考的引导，而对“更好”( the bet-ter) 和“更坏”的思考就意味着对“善”( the good)的思考。通常，引导我们行动的“善”的意识具有意见的特征: 意见经常不受质疑，但反思会揭示出意见是可受质疑的。可见，所有政治行动在其自身中就有对“善”的真知的向往，亦即对什么是“优良生活”( the good life) 或“优良社会”( the good so-ciety) 的真知的向往。斯特劳施接着说，政治哲学的主题就是以真知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人类的伟大目标，正是这些目标才能够使人突破狭隘的自我并从这种突破中得到提升。但这些伟大的目标并不外于政治事务，因为，政治事务总已经内在地包
3、含着对“善”或“正义”的向往，并总要受到以“善”或“正义”称谓的标准的评判。斯特劳施强调，政治哲学要想不与政治事务相分隔，就必须致力于获得关于“善”或“正义”等价值标准的真知。斯特劳施关于政治哲学的本质的论述，与那个时代大行其道的实证主义格格不入。作为一种哲学思潮，实证主义要求只能立足于逻辑的真理标准与经验的真理标准去检验哲学陈述或哲学语句是否有意义，并在此基础上把千百年来争论不休而又无任何进展的形而上学问题作为伪问题而加以拒斥。凭借经验主义的“剃刀”，哲学实证主义者不仅希望能够清扫出一个干净而清晰的思想世界，而且希望弄清这个思想世界与由科学揭示的自然世界之间的内在关系。毕竟，在哲学实证主义者
4、看来，人的存在及人的思想都是能够得到科学证明的自然演化的环节和结果。这就意味着，哲学实证主义以拒斥“物质精神”、“身体心灵”、“自由必然”等二元论为己任，力图从哲学的高度和无异于科学的视野去实现自然世界与思想世界的和解。作为一种社会思潮，致力于研究和解决人类社会问题的实证主义仿效自然科学，认为只有关于经验事实的问题才可能得到科学的处理或解决。这种仿效自有其深刻的理由。首先，基于数学和实证而诞生的现代自然科学，在各个领域取得了开天辟地的精神成就，从而使人类关于宇宙和自然的知识具有了奠基于重复检验和超前预见的结构性的累积和进步。其结果就是，在科学理性的拷问下，在实证研究的指引下，人类祛魅了自然世界
5、的秘密并将之作为规律而予以了合理化的解释。祛魅和去道德化是科学理性发展的直接后果，也是判断科学时代是否到来的基本标准。作为一种社会思潮的实证主义以人类社会为科学的研究对象。实证研究抗拒整体化的思辨，强调各研究领域的智力劳动分工，强调对经验事实的逐步发现和能够累积的点滴进步。政治科学作为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分支，致力于道德中立地描述和刻画各类政治参与者的行为模式，致力于发现各种政治行为及其产生原因的内在关联或规律。政治科学家反对就政治和社会事务作宏大叙事和道德描述，他们相信，唯有对各种政治行为实施价值中立的“科学”研究，才可能发现变量之间具有统计意义的政治规律。“价值中立”的社会科学要求奠基于实证
6、主义哲学的真理观: 在以数学或逻辑为代表的形式化的符号体系之外，唯有关于经验事实的陈述才可被赋予“真”或“假”的值，换言之，包括道德要求在内的价值陈述或价值立论既不可能真也不可能假。当然，不具备“真”、“假”值的价值立论并非没有意义。艺术也不具有哲学实证主义界定的“真”、“假”值，但没有任何实证主义者或科学主义者能够否认艺术的意义。正像实证主义者不会否认艺术的审美价值或意义，实证主义者也不会否认道德的生活价值或意义。然而，当实证主义者以数学、逻辑和科学的真理模型去否定价值领域蕴涵真理的时候，这种否定必将通过自身的运行展现其局限并被自身所否定。斯特劳施敏锐地洞见到了实证主义运动所展现的思想局限，
7、他说: “作为社会科学家的我们越是严肃，我们就越会在自身中发展出一种漠然对待任何目标的状态，或可将这种状态称作无根飘浮的虚无主义。”斯特劳施不是说社会科学家没有自己的研究目标，而是说，严格遵循“价值中立”的研究目标只可能是琐碎或虚假的目标。斯特劳施进一步质疑道，如果严格秉承“价值中立”原则，我们甚至不能说社会科学本生是有益的或好的。如果不能证明社会科学本科是有益的或必要的，就不得不承认，社会既可以支撑社会科学的发展，也有“同样的权利和理由压制起干扰、颠覆和腐蚀作用的虚无主义的社会科学”。斯特劳施讽刺道: “然而相当奇怪的是，我们发现社会科学家急迫地贩卖社会科学，也就是说，他们总想证明社会科学是
8、必要的”。由于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的目标是以否认价值领域的真理而求取经验领域的真理，想要证明这样的社会科学总是必要的，就是想要同时证明: 经验领域的真理是好的，以实证主义的方式所揭示的社会领域的真理是好的，被这样揭示出来的真理越多越好。然而，要确证上述任何一个立论，都必须以突破实证主义的“价值中立”原则为前提。面对实证主义的根本缺陷，斯特劳施从四个方面予以了批判。第一，斯特劳施断言，一切重要的社会现象都不可能在放弃价值判断的前提下得到研究，并声称: “禁止从前门进入政治科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价值判断会从后门溜入这些学科”。斯特劳施没有对该论点予以系统的论证，而是举例说明“价值中立”对于政治科学是
9、如何不可能的。他说，政治科学已经预设了政治事务和非政治事务的区别，这就要求政治科学回答“什么是政治事务?”斯特劳施接着说，由于“政治”的概念总是与“城邦”或“国家”的概念相关联，如果不能回答究竟是什么构成了这样的政治社会，就不能对“政治事务”予以明确的界定。斯特劳施认为，不诉求于社会的目的就不可能界定社会，诉求社会目的所蕴涵的价值就是判断政治行动、政治制度和政治社会的标准。第二，“对价值判断的拒绝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不同价值的冲突或不同价值体系的冲突是人类理性根本无法解决的”。然而，斯特劳施指出，这个被普遍接受的论断从未得到证明。虽然斯特劳施没有在这篇文章中指出哪些价值冲突能够被人类理性解决
10、，也没有反过来系统地证明前述假设的错误，但却指出，这个似是而非的结论有极其明显的恶果: “相信价值判断最终不受制于理性，就会助长在涉及对错问题或善恶问题时做出不负责任的论断的趋向”。第三，实证主义者相信科学知识是人类知识的最高形式，就意味着对前科学知识的轻视。而斯特劳施则指出，要把所有的前科学知识通过科学证明的方式转变成科学知识既不可能也不必要。斯特劳施举了一个他认为最简单的例子予以说明。他说，社会科学的所有研究都有这样一个预设，即研究者能够在人与其他存在者之间做出区分。这种最根本的知识既非研究者在课堂上学到的，也没有被社会科学转变成科学知识，而是让这种知识始终保持其原初样态。“如果这种前科学
11、知识都不是知识，那么，总是与前科学知识粘连在一起的科学知识也就缺乏知识的特征。专注于对人所共知的事情或无需科学证明反而知道得更好的事情予以科学证明，反而会导致对使所有科学研究得以成立并有意义的前科学之思的忽略。”斯特劳施再以“什么是政治事务?”这个问题予以例证。他说，要回答这个问题，只能用辩证法的方式而不能用科学的方式，因为辩证法“必然始于前科学知识并能够严肃对待前科学知识”。第四，“实证主义必然把自己转变成历史主义”。如果说斯特劳施针对实证主义的前三种批判是立足于比实证主义更丰富更开阔的视野，第四种批判就试图立足于实证主义的内在演化的逻辑。斯特劳施说，社会科学由于不从社会的整体秩序来着手自己
12、的研究，就可能陷入这样一种危险，即把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样态( 如20 世纪中叶的西方社会) 当作人类社会的本质特征。为了避免这种危险，社会科学家被迫从事所谓的“跨文化研究”，去研究其他文化的历史和现状。但由于现代西方社会的社会科学家总趋向于套用只适用于自己社会的概念框架去从事“跨文化研究”，这种研究必然面临误读异质文化的危险。为了进一步避免后一种危险，社会科学家就不得不换位于被研究者的处境去理解异质文化，而这种理解就是悬置自己的概念框架然后“如实”进入异质文化的历史理解，而这样的历史理解就成为真正的经验社会科学的基础。虽然社会科学式的历史研究想为问题寻找客观的答案，但研究什么问题却全然取决
13、于持“价值中立”立场的研究者的主观兴趣，而这就意味着被研究的异质文化所包含和生成的各种价值全然是相对于历史的并只有相对于历史的意义。从这种历史主义的视野来看，不仅诞生于现代西方社会的社会科学不内含超越历史的真理标准，就是现代自然科学也必然被历史地视为“一种相对于历史的理解事物的方式，而这种方式从原理上讲并不优越于理解事物的其它方式”。斯特劳施说，政治哲学正是在此遭遇了自己最严重的对手历史主义。颇为吊诡的是，从实证主义演化而来的历史主义却在如下几个方面与实证主义形成了尖锐的对立: 历史主义抛弃了实证主义十分看重的事实与价值的区分，因为承认这种区分就意味着承认评价，而历史主义的研究拒绝评价; 历史
14、主义拒绝承认现代科学的权威，视现代科学为诞生于历史的理解世界的多种方式之一，而实证主义则把现代科学视作真理的最高标准; 历史主义从根本上拒绝视历史过程为进步的或合理的，而实证主义则视科学为进步和合理的历史标准; 最后，历史主义还否认实证主义信奉的科学进化论立场，否认对人的理解可从人的进化中得到启示。当然，诞生于实证主义的历史主义与实证主义的最大共识是拒绝斯特劳施在论文开篇所表达的古典政治哲学的基本共识: 需要从政治哲学的深度去对“什么是善”、“什么是正义”、“什么是优良生活”和“什么是优良社会”等问题进行不懈的思考和追求。面对历史主义和实证主义对古典政治哲学精神的漠视和偏离，面对可以实证的无情
15、的历史事实，斯特劳施在纳粹帝国覆灭之后的第14 年出版的这本政治哲学文集中警示道: “如果历史证明是必要的话，那么，1933 年的极端历史事件就正好证明了，人不能放弃对什么是优良社会?的问题的追问，不能通过投靠历史或异于人类理性的其他力量而推卸为该问题寻找答案的责任。”斯特劳施强调回归古典政治哲学核心话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又同时宣称: “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政治哲学在今天已经不复存在，有的只是具有葬礼意义的历史研究，或者只是软弱和和没有说服力的抗议的主题。”这段文字可视为斯特劳施宣言，既表达了对实证主义的统治地位的抗议，又是在呼唤古典政治哲学的精神及使命的复兴。二、共在的问题意识就在斯特劳
16、施宣言发表前的一年，1958 年，时年 37 岁的约翰罗尔斯( John awls) 发表了名为“作为公平的正义”( Justice as Fairness) 的论文。没有证据表明，1959 年的斯特劳施研读过这篇写作风格迥异于他的什么是政治哲学?的政治哲学论文。当时也没有证据表明，奠基于这篇论文的思想经过十数年的发展和丰富，能够在 1971 年凝结成被后来的哈贝马斯称为“标志着实践哲学的轴心式转折”的恢宏巨著正义论。作为 20 世纪政治哲学复兴和发展的关键人物，罗尔斯没有仅仅去从事“只是具有葬礼意义的”政治哲学的历史研究，更没有通过寻找古典政治哲学家的微言大义而放弃一个现代思想家为古典政治哲学的永恒问题继续“寻找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