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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哲学学术论文作品展示先秦子书的编集与“轴心时代”的经典生成以韩非子成书过程为例马世年来源：文史哲( 济南)2013 年 1 期【英文标题】The Compilation of Philosophy Writings in Pre-Qin Times and the Generation of Classics in theAxial Age: Taking the Completion Process of Han Fei Zi for Example【作者简介】马世年，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甘肃兰州730070【内容提要】先秦子书的成书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关涉到古书体例与“轴心时代”
2、的经典生成。作为诸子集成之作的韩非子 ，其编集过程在先秦子书中颇具代表性。其成书大致经历两个阶段：第一，韩非去世后已有门徒整理师说，将其著述搜集汇为一编，但此本与今本相比并不完整；第二，汉初能见到宫廷内府藏书者，又将初见秦 、 存韩等秦廷档案文书编入，这是在武帝建元元年罢黜申、商、韩非等诸家学说之前完成的。以此为个案考察先秦子书的成书，可以对“轴心时代”的意义作更为深刻的理解：所谓此时期的“精神导师” ，更多是就文化元典的创制者而言，他固然主要指学派创始人，却也与整个学派相关。【关 键 词】 韩非子/轴心时代/ 元典生成/古书体例一、 “经典生成”视野下的古书体例“轴心时代”是德国哲学家卡尔雅
3、斯贝尔斯(Karl Jaspers)提出的一个极有意义的命题。他认为，公元前 600 年至前 300 年之间，是人类现有文明的原始积累期，这一时期，人类文明精神有着重大的突破，古希腊、以色列、印度和中国的古代文化都发生了“终极关怀的觉醒” ，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古印度有释迦牟尼，等等。此时期的中国则诞生了孔子与老子， “中国所有的哲学流派，包括墨子、庄子、列子和诸子百家，都出现了”。雅斯贝尔斯说：直至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自那以后，情况就是这样
4、。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曰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动力。这一时代大体相当于我国历史分期中的春秋战国时期。毫无疑问，先秦诸子正是我国思想文化发展中“轴心时代”的产物与标志，即雅斯贝尔斯所说的“精神导师” ；而先秦子书则正是这一时期所产生的文化元典。以往对于中国“轴心时代”的理解，学者们主要着眼于思想史，更为关注孔、孟、老、庄等思想家个人的思想史意义。然而，倘若更进一步追问：这些精神导师的思想到底是如中国哲学学术论文作品展示何呈现出来并影响到后来社会的？则问题便回归到诸子著述的层面，也就回到了先秦子书的编集与成书上。先秦子书的成书是一个颇为复杂的问题。余嘉锡先生在古书通例一书中谈及汉
5、、魏以上的古书特别是先秦典籍的时候，有一些很重要的论断，尤其是说到与先秦子书的成书相关的意见：一，古书不皆手著；二，古书单篇别行之例；三，诸子即后世之文集。大略说来，余先生的意思是指，先秦古书的体例与汉、魏以后的书籍有着甚大的差异，就作者而言，先秦时期的著书是不自我署名的， “周、秦古书，皆不题撰人。俗本有题者，盖后人所妄增”。因此，题为某氏某子之书者，乃是从学术渊源上“推本其学之所自出言之” ，而不都是出自某人之手，当中还附有其后学之作。就流传而言，先秦古书大都是作者“随时所作，即以行世”：既是因事为文，则其书不作于一时，其先后亦都无次第。随时所作，即以行世。论政之文，则藏之于故府；论学之文
6、，则为学者所传录。迨及暮年或其身后，乃聚而编次之。其编次也，或出于手定，或出于门弟子及其子孙，甚或迟至数十百年，乃由后人收拾丛残为之定著。因而多单篇的流传，非如后世书籍那样汇成一编之后才开始传播。就性质而言，西汉之前并无后来意义上的“文集”一类，故“诸子即后世之文集”：周、秦、西汉之人，学问既由专门传授，故其平生各有主张，其发于言而见于文者，皆其道术之所寄则虽其平日因人事之肆应，作为书疏论说，亦所以发明其学理，语百变而不离其宗，承其学者，聚而编之，又以其所见闻，及后师之所讲习，相与发明其义者，附入其中，以成一家之学。故西汉以前无文集，而诸子即其文集。如此，则汇编有师徒之作、 “成一家之学”的诸
7、子之书就相当于后世的文集了。余先生的这些看法的确是通人之解，深得先秦古书的实际。以这种眼光去审视先秦子书，则其编集与成书当中原本一些较为复杂的问题也就不难理解了。进一步说，先秦子书的结集多非一次完成，而是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期间则不断有补充、增益及改动的情况。整个诸子的著述在这一点上大致都相近或者相似，自有其共通性在内。郑良树先生说：“根据个人的浅见，有些子书恐怕是多次、多人、多时及多地才结集而成。 ”这意见是很对的。韩非子的成书正是如此。作为先秦诸子的代表性著作， 韩非子的编集过程尤能体现出先秦子书的成书状况，我们以之为个案，也正是立足于这些基本的认识。二、 韩非子成书诸说平议今本韩非子共
8、五十五篇，分二十卷，与汉志著录“韩子五十五篇” 、七录著录“韩子二十卷”以及历代史志的记载是一致的。由前人所辑录佚文情况看，其文字散佚并不多，因此，本书在流传过程中残缺甚少，保存是较为完好的。可以肯定，本书在刘向之后再无大的改变(11)。这也是我们讨论问题的前提。中国哲学学术论文作品展示关于韩非子的成书，学者们曾做了大量的工作，也取得了重要的成绩。总体来说，主要有以下一些看法：一、 韩非子的编定者是韩非的弟子或后学。 四库全书总目说：“疑非所著书本各自为篇。非殁之后，其徒收拾编次，以成一帙。故在韩、在秦之作均为收录，并其私记未完之稿亦收入书中。名为非撰，实非非所手定也。 ”认为其书的编者是韩非
9、的弟子。今人郑良树先生也认同此说，并补充说编纂者是韩非的“学生或后学”(12)。二、由秦朝主管图书档案的御史编定。张觉先生说：“韩子应在公元前 230 年到208 年间已由秦朝的御史编定成书”(13)， “而到汉朝文帝、武帝之时，它已广为流传了 ”(14)。三、 韩子的基本的面貌在秦灭六国之后已整理编成，成为秦皇室图书馆的藏书，不过其规模还不完善。其中李斯也参与了这样的工作。本书最后的校定者则是刘向， 初见秦一文便是这时候编进去的。徐敏先生即持此论(15)。四、汉初的民间已有一些初步编就的韩非著作，但仍无韩子一书， 韩子的编者是刘向。周勋初先生认为韩子的编者应当是汉代主管中秘书者，这个人就是刘
10、向(16)。此前，陈启天先生曾说：“至刘向校录韩非子 ，始定全书为五十五篇，而弁以序文，载于别录 。 ”(17)但并没有论证。此外，日本学者町田三郎关于韩非子的编成一文认为， 韩非子是由早期“说客派”与“理论派”两种“韩非之书”合并而成的，其最终编成则在汉初(18)。此说虽新，但却只是猜测而已，并不可从。以上诸家之说尽管都有一定的依据，但也有一些问题无法解决，因此分歧较大。从先秦古籍成书的体例看，诸子的著作一般不是某一个人编成的，尽管它最后的定型可能由专人完成，但其编集成书却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因此，需要对该书的编集阶段作具体的分析。韩非生前尽管已经有著作传播，但都是以单篇的形式流传开来的。
11、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载：“非见韩之削弱，数以书谏韩王，韩王不能用故作孤愤 、 五蠹 、 内外储 、 说林 、 说难十余万言。 ”又载：“人或传其书至秦。秦王见孤愤 、 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 李斯曰：此韩非之所著书也。 ”(19)从中可知，尽管他的著述在其第二次使秦前已基本完成，但这些文章并未结成一书。至其使秦后不久即遇害，时间仓促且心情窘迫，更是无暇编集成书的。余嘉锡先生说：“古人著书，多单篇别行；及其编次成书，类出于门弟子或后学之手。 ”(20)就韩非子而言，是否门弟子或后学编成尚可讨论，但非其本人编次却是毋庸置疑的。本书是否由韩非的弟子或后学编成呢？周勋初先生认
12、为“韩子不可能是韩非的学生编定的” ，因为本书的编者将初见秦编入集中，并且列为第一篇，而该篇经现代学者的考证，已被证实为伪作。韩非的门徒是不会连老师的文章真伪都分辨不清的。另外， 存韩一文又是韩非入秦之后的作品， “想来韩非的门徒那时也不可能在秦国从容的编定先师韩非的著作了”(21)。不过， 初见秦只能说明韩非的门徒没有编定先师的遗著，却尚不中国哲学学术论文作品展示足以否定他们没有整理过老师的著作。先秦诸子的作品大多经过弟子门徒的整理才得以流传下来， 韩非子也不会例外。这个整理工作是初步的，很可能只是将老师的文章简单地汇集起来而已，因此，郑良树先生依然将编者确定为“学生或后学” 。如果将“学生
13、或后学”的整理工作理解成韩非子编集与成书过程的第一个阶段，而不是最后的编定，则郑氏的说法还是可以成立的。其时代大体上应当还是距离韩非不远。至于存韩 ，根据我们的考证，当是韩非在初次使秦时的上秦王书，并附录了李斯上秦王书与李斯上韩王书，其作时均在公元前 237 年(22)，这组带有秦廷档案性质的文书被收录到 韩非子当中，更不是韩非的门徒所能完成得了的，它们被收入的时间显然要晚一些。再来辨析其他的观点。徐敏先生认为尽管韩子的最后校定者为刘向，但其基本的面貌已在秦灭六国之后整理编成，成为秦皇室图书馆的藏书，其中李斯也参与了这样的工作。张觉先生更认为本书是由秦朝主管图书档案的御史编定的。这也是值得商榷
14、的。之所以将李斯或秦朝史官看作韩非子的编纂者，是因为存韩这组文书的被编入。它不是一般人所能接触得到的，只有见到秦廷档案文书者才可将其收入。但是，尽管秦朝史官们能见到存韩等文书，却并不能断定他们还能够完整地搜集到韩非的其他著作。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载秦始皇见到孤愤 、 五蠹等书尚不知是何人所著，李斯赖与韩非同学之故才得以知晓，可见先秦书籍的传播绝非一件易事。从史记的记载看，尽管秦二世胡亥与李斯多次引到韩非的言论，但只是局限于五蠹与显学 ，则秦朝管理档案的史官们恐未必能及时地搜集到韩非在韩国已完成的著作。另一方面，如果秦朝便已编成韩子 ，则司马迁在史记中不会不提到它。可是在他老子韩非列传中只是列出了
15、单篇的篇名，却并没有提到韩子一书，很显然，当时并无“韩子”之类的书名。至于史记中所提到的“韩子” ，据周勋初先生考证， “都指韩非其人”而“不能理解为书名” ，其说是很有道理的(23)。那么，该书是否直到刘向时才编定呢？我们认为，刘向校书时韩子一书已经存在。因为初见秦一文既不是韩非之作，却被刘向列为韩非子的首篇，同时，又被他当作“张仪说秦王书”而收录到战国策秦策一中。学者们将这一点多看作是刘向的失误(24)。固然，我们不能苛求古人无错误，但是像初见秦 这样的问题实在是过于明显了，以刘氏的学养断不会糊涂至此，因此，合理的解释是：韩非子在此时已基本成型，刘向虽已将初见秦当作张仪之作编入战国策中，但是因为韩非子中也有此文，在他无法明确作者的情况下，便以审慎的态度将其分别保存了下来，以见古籍的旧貌，同时也有“存疑”的意思。这样的解释要比“错误”更令人信服一些。刘向对该书所作的具体工作，则主要是内容的校订，并且撰写了“书录”(25)。要之，韩非去世之后，开始有门徒整理师说，将其著述搜集汇为一编。但是此本与今本相比并不完整， 初见秦与存韩等秦廷档案文书并未收入进去。这是韩非子编集的第一阶段。而显学一篇，对当时很有影响的儒、墨两个学派作了严厉的批判，因而具有学术专论的意义与书序性质，当是该书的后序，就如同庄子天下 、 荀子大略以及后来的淮南子要略 、 史记太史公自序等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