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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民贵君轻教学目的和要求1、理解孟子六则中所体现的先秦儒家的民本思想。2、理解管子的德政思想。教学时数 2 课时教学重点和难点孟子六则中的民本思想；管子一则中的德政思想。一、儒家思想简介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处于奴隶制崩溃封建制确立时期，历史经历着划时代的变革，周王室衰微，诸侯坐大，维护奴隶主宗法等级制度的“周礼”遭到极大破坏，诸侯争霸，社会处于动荡之中。这时候代表各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异常活跃，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他们纷纷登上历史舞台，著书立说，提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办法，形成了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儒家、法家、道家，他们各自为新兴的地主阶级设计了一套结束割据，实现统一的治
2、国方案，为秦汉以后的封建社会治国思想的选择奠定了基础。孔子：仁爱；孟子：仁政“仁”：从家庭出发的尊卑长幼、贵贱亲疏差别的爱。而这个“爱”体现在孝、悌、忠、信以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奴隶制秩序上。儒家基本上坚持“亲亲”、“尊尊”的立法原则，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儒家思想对封建社会的影响很大，被封建统治者长期奉为正统。儒家的“礼治”主义的根本含义为“异”，即使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特殊的行为规范。只有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礼，才能达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的理想社会。国家的治乱，取决于等级秩序的稳定与否。儒家的“礼”也是一种法的形式。
3、它是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核心，如违反了“礼”的规范，就要受到“刑”的惩罚。儒家的“德治”主义就是主张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认为，无论人性善恶，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这种教化方式，是一种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道耻辱而无奸邪之心。这是最彻底、根本和积极的办法，断非法律制裁所能办到。儒家的“人治”主义，就是重视人的特殊化，重视人可能的道德发展，重视人的同情心，把人当作可以变化并可以有很复杂的选择主动性和有伦理天性的“人”来管理统治的思想。从这一角度看，“德治”主义和“人治”主义有很大的联系。“德治”强调教化的程序，而“人治”则偏重德化者本身，是一种贤人政治。由于儒家相信“人格”有绝大的感召
4、力，所以在此基础上便发展为“为政在人”、“有治人，无治法”等极端的“人治”主义。二、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一）孟子所处的时代背景大约二千五百年前，我们的历史出现一个非常紊乱的时代，也可以说是我们历史文化转变的伟大时代。孔子是春秋时期，孟子是战国时期，春秋战国衔接起来有五百多年的历史，是我们民族最痛苦的阶段，打打杀杀，乱作一团。但同时又是百家争鸣、诸子挺秀的时代，也为我们后世子孙奠定了博大精深的文化基础。董仲舒：夫德不足以亲近,而文不足以来远,而断之以战伐为之者,此固春秋之所甚疾已,皆非义也.董仲舒认为,在那个时代,各国诸侯之间的霸业,都不培养道德的政治基础,因此政治道德衰落,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
5、间,谁也不相信谁,彼此不敢轻易亲近,所谓德不足以亲近.对于文化的建立,更是漠不关心,只顾现实,而无高远的见地.国与国之间,没有像周朝初期那样远道来归的国际道德关系,所以说:文不足以来远.因此只有用战争来侵略别人.但是他们每次在侵略的战争上,却加上冠冕堂皇的理由,不说自己要侵略别人,而是找些借口来发动战争,这就是断之以战伐为之者.此固春秋之所甚疾已,皆非义也.他说,春秋时代几百年的战争,都是没有道理的.所以也有人说,春秋无义战.在那样现实的时代环境中,孟子始终为人伦正义,为传统文化的道德政治,奔走呼号,绝对不受时代环境的影响,而有丝毫转变.所以,他所继承孔子的传统精神,以及中国文化道德政治的哲学
6、观念,和孔子的文化思想一样,也成为由古到今,甚至将来的颠扑不破的真理.战国时期，魏国出了一位名王魏文侯,他是孔子的名弟子七十二贤人之一,子夏的学生,接受孔子经学的熏陶.他把魏国打好基础,变成战国初期的一个文化强国.在政治方面,他起用了历史上有名的名臣西门豹,主管河内(今河北及陕西,山西部分地区),成为中国政治史上内政修明的典范之治.魏文侯死后,他的儿子魏武侯继起,他用了历史上名将吴起,同时与韩,赵灭掉宗主国的晋国,而三分其地.魏武侯死后,他的儿子继位,干脆直接称王,叫魏惠王,也就是孟子所见的梁惠王.历史上的名将孙武子的孙子孙膜,打垮他同学庞涓的一场著名战争,那个庞涓,便是魏惠王亲信的大将.在这
7、以前,魏惠王也曾有过赫赫的战功,打败过韩国,赵国,宋国.而且还能威胁到鲁,卫,宋,郑等国来朝,和他建交.同时也一度和秦孝公在外交上建立短暂的和平.可是魏惠王没有重用商鞅，后来商鞅投奔到秦国,三次游说秦孝公,秦孝公接受了他的计划,变法图强,富国强兵,奠下了后来秦始皇统一天下的基础.过了两三年以后,商鞅又说动了秦孝公,出兵打魏国,用诈术欺骗了魏国的前线指挥官魏公子印,打了胜仗,使魏国割让了河西之地求和.才逼得魏惠王迁都大梁.这时候,梁惠王才深深悔恨自己当初的决定.孟子见梁惠王,也便是梁惠王最悲愤难受的阶段.他与齐国一战,损失了大将庞涓,同时太子申被掳.又与秦国一战,损失了公子印,割让了河西之地,迁
8、都大梁.实在是他心里最难过的时候,所以他想网罗礼聘外国的人才,例如在齐国闻名的客卿驺衍,淳于髡等人,也都受过他的邀请.尤其他对驺衍的莅临,曾经亲自到郊外去欢迎他,很隆重地待以上宾之礼.他是受到商鞅这一件事的刺激,很想找到一个振作图强的能臣,来恢复他父祖的光荣局面,甚至能进而窥图霸业.（二）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孟子的民本思想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批判统治者横征暴敛，荒淫挥霍，无视人民的生存权，以致于“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途有饿殍而不知发。”二是强调人民的生存权，必须保证暴行首先“不饥不寒”，“养生丧死无憾”；否则无异于“率兽而食人”的独夫民贼。三是强调统治者首先必须获得民心，并进而提出“民为
9、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石破天惊观念。四是强调主政者应设身处地为民着想，忧民之忧，乐民之乐，把民本思想升华到一个相当自觉的政治道德境界。孟子说：“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即成，粢盛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这里所说，实际涉及到了君王、政权、民众的关系。照孟子的说法，在社会的政治结构中，有民、天子、诸侯、大夫几个方面。社稷是祭祀古神土神之处，如果以洁净的供品按时祭祀，却仍不能免去水旱灾害，就应该变置它。社稷是一个政权的象征。这实际是说，一个政权不能起到它应起的作用，就可以改变它。一个人得到诸侯的喜欢，就可以做大夫。一个人得到
10、天子的喜欢，就可以做诸侯。在这层层结构中，天子具有最高的地位。但是他只有得到民众，才能做天子。如果天子失去了民众，才能做天子。如果天子失去了民众，也就做不成天子了。孟子几次谈到汤伐桀、武伐纣的问题。桀、纣酷虐，施行暴政，受到了民众的反对，虽然他们居于君位，但实际上失去了做天子的资格，最后被汤武所灭。而汤、武能“救民于水火”，所以受到民众的拥护。在民众的支持下，他们取得了天下。可见，在孟子看来，政权的更迭，君王的易位，都取决于民众的态度。在社会的政治结构中，民众是基础和前提，甚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君和民相比，民的作用更为重要些。孟子从桀、纣覆灭的历史经验中分析了天下得失的根本原因：“桀、纣之失天
11、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孟子离娄上）天下之得失在于能否得民，而能否得民又在于能否得到“民心”，即能否得到民众真心实意的拥护。桀、纣之失民，实际是失去了民心。反之，汤、武无敌于天下，就在于“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顺从了天下民众之心。战国时期，战争是最重要的政治活动。决定战争胜负的最重要条件是什么，这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孟子把战争胜负的因素归结为三个：“天时”、“地利”、“人和”。所谓“人和”，指内部团结，人心所向。孟子认为，在这三个因素中，最重要的是“人和”：“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人和”
12、即是“有道”有道也就有了胜利之本：“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孟子公孙丑下）孟子把战争分为正义和非正义两类。他认为，正义的一方必胜，非义的一方必败，其基本原因是前者顺从了民心，后者背离了民心。所以，民心是决定战争胜负的最重要因素。民主春秋战国时期，尚贤之风逐渐兴起。孔子曾主张“举贤才”，（论语子路）但是孔子的主导思想是“亲亲”原则。孟子也要求尚贤，他认为“贵德而尊士，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孟子公孙丑上）是实行仁政的重要措施之一。他又说“国贤进君，如不得已，将使卑逾尊，疏逾戚。”（梁惠王下）就是说，在必
13、要的时候，可以打破尊卑亲疏的界限对贤才破格使用。孟子举贤的下限是“士”。士和庶人尽管都可以说是“民”，但他们的社会地位是不同的。前者属于统治阶级的一层，庶人是被统治阶级的一层。但是孟子毕竟主张向民众中的一部分人开放政权，这显然是对“亲亲”制度的一个改革。孟子还主张君王广泛地听取各阶层的意见。他说：“国君进贤，左右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孟子梁惠王下）“进贤”、任免和处置人都是比较重要的政事，孟子认为，对这样的
14、问题，不能只听左右亲近和诸大夫的意见，还要听取国人的意见，并且还应该把国人的意见当作基本的依据。这个观念，显然包容有民主性的因素。我们可以把孟子的民本思想概括为三个方面：重民众、申民心、限君权。那么孟子民本思想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呢?孟子政治思想体系的核心是王道政治。孟子要求行仁政，讲民本，其落脚点均在于王道，几乎在他的每一条重要论证中，都明确归结于此：“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黎民不饥不寒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梁惠天下）称王于天下，实现王道，是孟子政治理论的基本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孟子所提倡的手段，不是“力”，而是“德”，不是通过战争的征伐，而是通过施行仁政以争
15、取民心。孟子说：“以德行仁者王”，“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公孙丑上）。只要行“仁政”，从而使天下之民“中心悦而诚服”，就会使天下之民自然归顺而成王。所以，孟子反复倡导仁政，就是要求以仁德为手段而成就王业。然而，要使当时的统治者们施行仁政，就必须使他们充分认识“民”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唯此，他们才可能接受孟子的仁政说，或进而稍有自觉地推行仁政。正是基于这一要求，孟子才如此不遗余力地宣扬重民、贵民等民本思想。民本、仁政、王道，三者的关系是：民本思想是施行仁政的理论基础；而推行仁政又是实现王道的必要手段；此三者统一的基点或核心是在于“王”，而不在于“民”。通过宣扬“民
16、本”以施行“仁政”，又通过施行“仁政”以实现“王道”，这就是孟子民本思想的实质所在。通观孟子一书，孟子的民本思想的确是充分的，确实是伟大的；然而同时，它也确实是为地主阶级的主权政治服务的，它明确的隶属于孟轲之王权政治思想体系之内。三、管子的民贵君轻思想管子的民贵君轻思想内容非常丰富,始终围绕着顺民心、应民情而展开,在政治上,崇尚德礼,爱民惠民;在经济上,提倡节约,重民富民;在法律方面,主张严格执法以安民。管子的民本思想具有较强的功利性,民本思想归根结底是为君主统治服务的。四、管子思想与孟子思想的相通之处相通之处就在于都是提倡民贵君轻，都主张德政。孟子提出了“民贵君轻”的思想，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他认为君主只有得到人民的拥护，才能取得和保持统治地位，因此他主张国君要实行“仁政”，与民“同乐”。对于残害百姓的国君，国人可以杀。商纣王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武王伐纣，他认为杀得对，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管子的“德政”思想，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