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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智慧说和中国传统哲学的智慧 论冯契的中国冯契先生创立智慧说是以发掘和提升传统哲学智慧的中茵哲学史研究为基础的。他对智慧学说的探索起于40年代初。本世纪以来,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都存在并发展着科学主义、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非理性主义的对立。王国维在本世纪初将这一对立称之为“可爱与可信的矛盾，并为无法解决这一矛盾而陷入苦闷之中。可以说，这一对立制约着整个世界哲学的走向,各种哲学流派前推后拥,均从不同侧面表现了这一对立、或试图解决这一矛盾。然而，他们的努力都未能奏效,究其因在于他们解决这一矛盾的总体思路是采取划界的办法:认识论只研究可信的(即实证知识的)领域，而形而上学(元学)则研究超越知识的智慧,
2、即不仅要求理智上的了解，而且要求情感上的满琏,也就是对可爱的要求。这种办法实际上是把知识和智慧各自关闭在界限分明的领域内,两者仍然处于相互分离的状态,“可信相“可爱仍然是相对立的。冯契先生的老师金岳霖也是用上述划界的办法来试图解决这一矛唐的。冯契先生在40年代初受教于金岳菜时感受到了这一点,并认为这是时代要求哲学予以回答的问题。宇是他开始了对于知识知智慧的关系的研究,其最初成果就是1944牟完成的智慧文。智蕙的主旨是讨论意见、知识发展到智慧的问题,指出广意见是以我观之，知识是以物观之智慧则是以道观之。此三者虽同为认识,却互有分别,而且层次不齐”。显然,这是把从意见到知识到智慧看作是统一于认识的
3、辩证发展过程,这就打破了把知识和智慧划界的思路,表现出解决知识和智慧关系的新视角的萌芽。在他和金岳霖讨论上述见解时,金岳霖曾说夕你的看法可能还更接近中国传统哲学”。确实,作为智慧说起点的（智慧的形成,是同中国传统哲学的_慧的启迪分不开的。从“以我观之”、“以物观之”、“以道观之”等语中，我们不难看出循着(智慧的新视角，经过近50年的艰苦探索后，冯先生终于幵辟出了解决知识和智慧相分割的新路径:把狭义的认识论扩展为广义的认识论。他提出认识论应当包括如下四个问题:第一,感觉能否给予客观实在？第二，理论思维能否达到科学真理？（即普遍必然的科学知识何以可能？)第三,逻辑思维能否把握具体真理？（即形而上学
4、作为科学何以可能？)第四，自由人格或理想人格如何培养？前两个问题主要是回答从无知到知、从意见到真理的过程是怎样的，后两个问题主要是囬答从抽象真理到具体真理、从知识到智慧的过程是怎样的。西方近代哲学流行的认识论是只研究前两个问题的狭义的认识论。中国近代一些哲学家程度不同地存在着类似王国维的“可信”与“可爱”的矛盾,是与受到西方近代这一狭义的认识论的影响有很大关系的。冯先生把后两个问题引入认识论,成为广义认识论，在这广义认识论里,知识和智慧并非是互相隔绝的两个领域,而是统一于整个认识辩证运动之中的。这就将可信和可爱相统一，克服了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对立。这一广义认识论的最终形成,是以中国传统哲学的
5、智慧的发掘作凭借的。正如冯先生自己在智慧说三篇导论中所说智慧学说,即关于性和天道的认识,是最富于民族传统特色的,是民族哲学传统中最根深蒂固的东西。如果是单纯讲的知识,即客观的事实记载、科学定理等,都无所谓民族特色。如果讲的是贯串于科学、道德、艺术、宗教诸文化领域中的智慧,涉及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人生观、世界观等，归结到关于性和天道的认识,这便是最富有民族传统的特点的”。这就是说,在他看来，只有把握了中国传统哲学的富有民族特点的智薏,才能在探索知识和智慧的关系上交出中国学者的创造性的答卷。显然,把握中国传统哲学特有的民族智慧，只有经过对中国哲学史的深入研究才能办到。因此,正是在1983年出版的中
6、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绪论里,冯先生以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特有智慧的把握,第一次正式表达了他的广义认识论,并对狭义认识论的偏失提出了批评。他把中国传统哲学概括为四个方面的争论:名实之辩、天人之辩、心物（知行）之辩、理气(道器)之辩,认为考察上述的争辩,可以看到，与西方哲学相比较,中国传统哲学较多地和较长期地考察了广义认识论的后两个问题,从而显示出具有民族特点的智慧,这就是：在逻辑思维方面,先秦的墨经虽然建立了可与亚里斯多德相媲美的形式逻辑体系,但是后来长期遭到人们的冷落。相反,朴素的辩证逻辑却得到了长期的发展,从先秦的老子、易传和荀 子直到张载、王夫之、黄宗羲，辩证思维绵延不绝，薪火相传。与此相关,
7、西方自然观长期以原子论的形式出现,而中国则比较早地发展了辩证法的元气论,认为气分阴阳，阴阳的对立统一就是“道”（自然发展规律)。中国古代科学的光辉成就正是以这样的自然观和辩证逻辑为基础和方法指导的。从中国传统的逻辑思维和自然观,可以看到传统哲学对广义认识的第三个问题作了肯定的回答和多方面的思考。在培养理想人格（自由人格)方面,西方哲学较多地考察了自愿原则和意志自由，而中国传统哲学较多地考察了自觉原则和“为学之方”(道德的教育和修养)。无论是先秦的孔、孟、荀，还是后来的程、朱、陆、王,或是柳宗元、张载、王夫之，无不强调道德行为出于理性的自觉。然而正统儒学由此而导致了宿命论。同时，人的自由也是美学
8、问题。在这方面,西方较早提出了美学上的模仿说(再现说)和典型性格理论，而中国则较早发展了美学上的言志说(表现说)和意境理论。先秦的庄子、荀子奠定了言志说和意境理论的基础，以后又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这与中国源远流长的抒情艺术传统是紧密相连的。由此可见将知识和智意相统一的广义认识论的后两个问题的引进,是以把握中国民族特色的最高哲学智意为思想资痕的。这一广义认识论的形成,同财也是对传统哲学智慧的提升的结果。这一提升是同冯先生的中国近代哲学的研究相联系的。在中,冯先生考察了传统哲学的智慧在近代的演变以及近代哲学吸取传统哲学智慧的经验教训。他指出I中画传统哲学在近代“古今中西”之争的制约下,经历了进化论和
9、辩证唯物论两个革命阶禺,传统哲学原先的四方面争论在这哲学革命的进程中得到了新的展开。传统的“理气(道器)”之辯经近代演变,主要表现为历史观问题，由变易史观对“道(体)器(用）”关系的考察,发展为进化论和_史现。传统的“心物(知行)”之辩在近代经过了绎验论和先验论的分别发展,后来历史观和认识论的两方面争论在心物之辩上合而为一,由马克思主义者用能动的革命的反映來作了科学的回答。传统的“名实”之辩演变到近代,主要是逻辑思想和方法论上的争论。近代哲学开始重视传统哲学所忽视的形式逻辑，同时也继承了固有的揸长辩证思维的传统,尤其是马克主义者对此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逻辑和方法论怎样发扬民族的传统特色、进一
10、步会通中西,对此在基本理论上还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传统的“天人”之辩包含自电人格培养问,近诉蜇学对此主要批判了无欲、无我的圣贤观,主张平民化的理想人格，强调意志自由，反对忽视自原则約宿命论,但最终形成了唯意志论和宿命论的两极对峙这说明近代哲学在这方面虽有一定贡献,但很需要进行深入的批判总结。然而,要对逻辑与方法论、自由理论与价值观这两方面作出批判的总结,按照冯先生“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的原则,方法和徳性两者还有个共同的认识论基础,两者都归结到智惹学说。因此,有在智意f说上达到新的理论境界,才能解决上述两方面的基本理论问题。由此我们可以认识到:冯先生的广义认识译拓展了智惹学说上的理论新
11、境界，而它之所以把被狭义认识论排拒在外的两个问题引入认识论，正是为了批判总结中国近代哲学在这两个问题上的经验教训,从而进一步提升传统哲学的智慧。因此，建立在广义认识论基础上的智慧说,一方面以中国,传统哲学的智慧为凭借,另一方面又以提升中国传统哲学的智慧为己任。前一方面是通过对中国古代哲学史的研究而实现的辱一方面是通过对中国近代哲学史的研究而明确的。所以,他的智意说是对中国哲学史的一种总结。由于冯契先生的智薏说是对中国传统哲学智慧的深层发掘和努力提升,因而其智慧说本身必然表现为对传練哲学脊慧的创新。这种创新使得冯契先生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不仅是对过去历史的叙述，而是为智慧说提供了具有生命力的活东西。
12、这正是我们在总之，冯友兰用人文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哲学史,以为中国传统哲学的人生智琴是和科学知识相分离的。外庐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哲学史,其代表作中国思想通史的主旨是“发掘中国思想it上唯物主义和反正宗的异端思想的优良传统”,以论证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这些传统是可以结合的。这一主旨展开于两个方面:第一方面是论证先秦和明淸之际的哲学与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资源的古希腊和文艺复兴以来的哲学有类似的成果。侯外庐说广中国先秦诸子思想之花果,固然可以媲美于希腊文化,而淸代思想之光辉,亦不逊色于欧西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以来的成果”。第二方面是论证中国古代哲学有着一脉相承的唯物主义传统,在这里可以找到与马克思主义
13、哲学的理论内容相通的萌芽。与此同时他论证了中国古代哲学中蘊含着中国马克思主义需要继承的科学精神和民主精神的因素,指出传统哲学的唯物主义包含着实事求晕的科学态度,而反正统的异端思想则包含着古典的民主观念。侯外庐的上述两方面,可以说在实际上触及到了中国哲学的优良传统是由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交织而成的。因为由第一方面的论证不难得出如下结论:与古希腊和文艺复兴媲美的先秦和明清之际的哲学，无疑充满着类似古希賸和文艺复兴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而第二方面昀论证则更直接说明中国哲学的优良传统是以科学糖神和人文精神并重的,因为古典的民主观念显然以人文精神为内涵。但是,由于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受到苏联教科书的影响,
14、是一种狭义的认识论，因此,尽管侯外庐批判过胡适、冯友兰的唯心主义哲学史观,但他不可能从知识和智惹相统一的角度来研究中国哲学史,克服胡适和冯友兰的或重科学知识、或偏重人生智蓠的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对立。由以上的回顾,我们可以认识到冯契先生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是对这一领域具有代表性的三种学术取向的批判总结，这是与其智意说相吻合的。如冯契先生所述,其智慧说的根本任务“就是要根据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来阐明由无知到知，由知识到智慧的辩证运动”。可以说,这是从知识和智惹相统一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三大思潮的反省。因此,他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作为智慧说建立之基础和哲学史论证的基础，自然具有与智慧说相
15、同的学术品格。冯契先生以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来研究中国哲学史,提出了著名的哲学史定义,即哲学史是“根源于人类社会实践主要围绕着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而展开的认识的辩证运动”。这显然是对用马克思主义观点以指导中国哲学史的研究的继承和发展。然而更重要的发展,是把原来只讲知识理论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扩充为将知识和智慧视为统一的认识辩证运动的广义认识论,并以这样的认识论来考察中国哲学史,解决了这一研究领域里胡适和冯友兰的或偏重科学知识或偏重人生智慧的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对立。因此,知识和智惹相统一，就是贯串于冯契先生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主线和个性之所在。综上所述,这一主线和个性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他从广
16、义认识论出发,论证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智慧是和知识相联系的。他指出，中国传统哲学既讨论了广义认识论的前两个问题(主要是考察从无知到知），也讨论了广义认识论的后两个问题(主要是考察从知识到智慧），而且主要是通过后两个问题的讨论而表现出智慧的民族特征。但是,这些智慧是和知识相联系的，即其既是知识的飞跃,又不脱离知识。他指出中国传统哲学善于辩证思维不只是表现于人生领域(如天人统一、理欲统一),而且表现于科学领域,中国古代科学主要是以辩证逻辑和辩证法的自然观为指导的,这是个将实际知识跃升为科学智慧的过程。这就既克服了胡适把获得实证知识的科学方法等同于传统哲学智慧的片面性,又克服了冯友兰把传统哲学智慧局限于人生领域而否认其有科学知识作根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