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品文章《对杨士奇应做全面评价》——兼谈三杨在正统初政中的失误《北方论丛》李凤飞，暴鸿昌对于“三杨”学界一向持肯定态度，但对其过失却很少论及本文则通过对正统初政的考察，认为正统时期宦官坏政，而致“土木之变”，三杨尤其是杨士奇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王振乱政虽已渐昭彰，“三杨”不但未对其有任何抗争，反而多承奉容悦之态，因而助长了王振的气焰，终于酿成土木之祸这种局面的出现，当与三杨一向软弱圆滑的辅政作风和手法、为政不能处以公心以及他们的人品有直接关系在三杨之中，而以杨士奇的人品最差，而且学行有亏，他所负责纂修的《明太祖实录》、《明太宗实录》却有多处由于杨士奇“芟改失实”，曲笔回护因此，对杨士奇的评价不应片面强调他在仁宣时期的功绩，也应看到他在正统初政中的过错和重大失误，从而对他做出全面的实事求是的评价明朝永乐中设内阁，简翰林官直文渊阁预机务，至仁、宣时期，阁权始重三杨（杨荣、杨溥、杨士奇）久在内阁，“虽无相之名，而已有钧衡之重”仁、宣之治，除了皇帝的作用外，后人多归美于三杨之辅政，“是以明称贤相，必首三杨”英宗朝是明代由前期进入中期的转折时期，但正统之初，三杨皆在内阁，一般认为“正统之初，朝政清明，士奇等之力也。
〔1〕但仔细察来，宦官坏政，土木之祸，皆萌发肇端于此时，三杨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尤其杨士奇更难辞其咎，分析三杨在正统初政的作用及杨士奇的人品与行事，有助于我们对这一重要历史时期的认识一明宣宗死后，九岁的朱祁镇登上皇帝的宝座当时宣宗的母亲诚孝张太后仍健在，委任三杨主持朝政，从表面上看此时朝政清明，社会升平，但王振擅权乱政之势焰也即形成于正统初年，至三杨身后发生的土木之变，只不过是王振擅政的结果而已王振窃柄，又与三杨的软弱、牵就密切相关所以“后起者争暴其短，以为依违中旨，酿成贼奄之祸〔2〕不是没有道理的，其中尤以杨士奇遭后人讥议最深正统之初，王振受宠，过问朝政，逮系大臣，献媚者见擢，抵牾者遭难，朝臣争相屈膝，百官望风而拜据王世贞说：“国朝文武大臣见王振而跪者十之五，见汪直而跪者十之三，见刘瑾而跪者十之八〔3〕当时王振乱政已渐昭彰，却不见三杨对其有任何抗争之举诚孝张太后在时曾对其权势有所遏制，史书载太皇太后斥王振导帝不律，欲赐振死，英宗及三杨皆跪，为之请，遂赦王振有人对此评论说：正统初“王振以青宫旧侍，俨然自负顾命，其时三杨犹在位也太后贤明，有汉马氏、宋高后风，当其责振掖庭，呼刃加颈，三杨能叩首力争，远窜裔土，势如摧枯，非直、瑾城狐，外庭口舌比也。
三杨“所称舟楫之才，股肱之用者，„„坐令勃靼之祸伏于多鱼，石显之专萌于病已，而仁、宣之业，则几乎熄，朝廷尚有人哉〔4〕其实，三杨对王振不但无抗争，且多承奉容悦之态，因而助长了王振的气焰据载，英宗始立，王振还未敢问政，“传旨每立阁外，不敢人，三杨呼人坐以宠异之，振自是权侵重〔5〕从一些具体事实中可以看出三杨对王振之承奉，王振曾问三杨，“吾乡亦有可为京官乎三杨荐薛瑄，乃召为大理寺卿，但这们王振同乡，清直耿介，并不去拜谢王振，于是三杨语薛瑄之仆曰：“若主之擢，王太监力也，朝罢可诣谢薛瑄不为动，“明日退朝，又使人语之，终不往振至阁下，问薛少卿安在，三杨为谢，且曰：‘彼将来见也’”弄得三杨十分为难，最后“知李贤与瑄厚，令转语之，贤往道三杨意，瑄曰：‘厚德亦为是言乎拜爵公朝，谢恩私室，吾不为也’”〔6〕由此可见三杨对王振之媚，与薛瑄相比，实应有愧王振窃柄与三杨之委蛇有直接关系，陆廉伯语及杨士奇时说：“文贞功之首，罪之魁也内阁故有丝纶簿，文贞晚年以子稷故，欲媚王振，以丝纶簿付之，故内阁之权尽移中官虽然后来有人对此事表示怀疑，不知“此说何所从授”，但此事却“天下皆传之”〔7〕想必出处有自，依据杨士奇晚年庇护其子杨稷之罪而献媚王振，此事存在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自东汉来，士大夫矜名节，莫盛于明朝，而于宦官擅权时尤著风裁，只就阁臣而言，成化时宦官汪直擅权乱政，内阁大学士商辂率同列极论汪直十一罪，认为“直不去，天下安得无危就连万安、刘翊、刘吉那样的阁臣也俱以对，“引义慷慨”正德间，刘瑾得宠窃权，内阁大学士谢迁、刘健，秉义固诤，誓不与阉竖同朝，致仕而去，其刚严之节令人钦佩相比之下三杨于王振前，委蛇俯仰，不敢与抗，致使王振益肆三杨听任王振势焰，说到底也就是为了讨好取悦皇帝，其私心可以洞见，所以史书评曰：“且太后闻振持上多不律，三杨独不闻乎以太后命诛之易易，三杨未免以帝呢，太后春秋高，不足恃，宁存之以悦帝自便，则私帝以长振也，卒之反自厄，悔无为矣〔8〕正统之初，三杨以垂暮之气，当奸人新发之锋，风裁已非曩时，自宣德七年至正统四年，内阁一直只其三人，三人虽皆年迈，但无身退之心，更无引荐同列与后劲之意，其以杨士奇为甚这从王振与杨士奇、杨荣的下面对话可以看出，王振谓三杨曰：“朝廷事赖三先生，然皆高龄倦瘁矣杨士奇对曰：“老臣当尽瘁报国，”杨荣曰：“不然，当荐几个后生报主耳王振令具名，于是杨荣荐陈循、高谷、苗衷等杨士奇以此责备杨荣，杨荣曰：“彼厌吾辈矣，一旦内中出片纸以某入阁，则吾辈束手而已，今数子皆是我辈人，当一心力。
〔9〕不难看出，杨士奇并没有荐后劲人阁的意思，推荐陈循等人，还是王振相逼问，最后由杨荣作出的决定由于后人阁者在阁时短资浅，所以三杨身后，内阁已无力与王振相抗争，致使权归阉竖当时杨士奇等“未能汲汲畜养人才”，举贤以代，一些资历较深且清直端正，力持正议，可与宦官相抗衡的大臣被拒之阁外如王直便是其中一位，“直以次当入阁，杨士奇不欲也”据《玉堂漫笔》载：“王文端公抑庵知制诰几廿年，其出也，杨文贞公为之也初，文端与文贞同闬里，且联姻，文贞雅重其人，欲留代已文贞之子稷，恶状已盈，中朝士大夫皆知而不敢言，于是怂恿文端言，文端直谅人也，遂言于文贞，文贞甚德之，叹谢以为非君不能闻文贞不久遂有省墓之行，实欲制其子也稷之狡猾，已阴得文端之言而为之备，驿递中皆先置所亲，誉稷之贤，复扬言曰：‘人皆忌其功名之盛，故谤稷耳’反以是中文端，文贞历数处皆然，稷复迎于数百里外，毡帽蜡油靴，旧青衫，朴纳循理，俨然谨愿人也，家中帷图书萧然，为恶之具悉屏去，而亲戚皆畏稷，交誉之，文贞遂不信文端之言，并以疑其妨已，及还朝，遂出之于吏部”王直自己曾对其子孙说：“三杨不欲我同事内阁，出理部事，当时意不能无憾，若使不出部，丁丑正月当坐首祸，必有辽阳之行，安能与汝曹为乐。
〔10〕人才取舍，不是出以公心，而是挟带私意，以此可见出以此心，使那些可与宦官抗衡的大臣未能得到重用，象李时勉那样方廉耿介，在王振面前宁死不屈者，未能得以重用反被杨士奇推为祭酒〔11〕后人对杨士奇等倦恋权位无甚指责，而是责其未能举贤代己，“明代李贽曾对杨士奇评论道：“功成名遂身退难矣哉然士奇实无可退之义也唯有举贤以自代耳„„昭圣临朝，裕陵幼冲，既委仗公，公亦义不得去，未可遽以不知止足为公病，当病公不汲汲畜养人才，犹然溺爱倚势败家忤逆子也时有李贤、王翱、商辂、彭时皆在，可曰无贤特公不汲汲耳〔12〕所以三杨身后的内阁已无力矫正王振之害，朝政已不可收拾，土木之祸后，朝政不是由内阁主持，而是由兵部尚书于谦主持，这除了于谦的个人能力和景帝对其信任外，与当时内阁没有权威阁臣有关，这种现象在明代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以往学界对三杨一味称颂，缺少全面具体地分析，只看到杨士奇等在仁、宣时期的作用，而忽视了其在正统初政的过失仁、宣朝与正统之初所处历史条件不同，三杨的表现与作用及其历史责任也有差异，与三杨同时代的人也曾指出过，土木之变后，学士周叙自南京贻书王直曰：“永乐、宣德间，尝仰望少师东里先生，然即其举措，究其底里，士大夫公论，不容掩也，„„窃思三杨辅政之初一几也，不深思熟虑，自任其责，唯阳敛阴施，掩人耳目，虽曰自保，其实误国，致今岁七月之祸。
此时先生与诸君子辅政之初，又一几也〔13〕此可谓允论二在永乐、宣德间，颇有作为的三杨，何以至正统之初，任王振窃权，乃至阿意取容，依违蒙垢，致使朝政渐坏呢首先，从历史上看，这与三杨一贯的辅政作风与手法有关永乐时，成祖英武自信，喜怒无常，大臣常得罪，三杨处此时，已养成谨慎行事，不敢抗争的习惯洪熙、宣德时，仁、宣二帝信任三杨，君臣如鱼水，少抵牾与争辨之事，而多谋合之议，无须死谏之节从而养成了小心进谏并进谏有方的习惯三杨中杨荣是比杨士奇敢于进谏的人，但即使杨荣也十分注意御前进谏须小心谨慎，观察颜色杨荣曾说：“吾见人臣以伉直受祸者，每深惜之事人主自有体，进谏贵有方譬若侍上读《千文》，上云‘天地玄红’，未可遽言也，安知不以尝我安知上主意所自云何安知‘玄黄’不可为‘玄红’遽言之，无益俟其至再至三，或有所询问，则应之曰：臣幼读《千文》，见书本是‘天地玄黄’，未知是否〔14〕此可谓在皇权专制下，明哲保身的经验之谈三杨如此奉上，若遇英主明君，并不为过，所以在仁、宣御前能应对自若，即便皇帝不快时，也能婉转进言使其色霁但若逢皇帝真正震怒时，也只能缄口沉默，如宣宗刚即位时，因李时勉曾触仁宗之愤，欲杀之，三杨无一解救之言，所以有人议道：李时勉“以得罪先帝、诏狱已甚则有之，乃狱未成，而驰命西市乎。
此非法，而三杨不一苦口，何也〔15〕其实这是很符合三杨一贯作法的到了正统时期，情况与仁、宣时又大不相同，英宗宠信王振益深，三杨不敢触其所昵，更不敢与之抗争，遂助长了王振乱政之气焰其次，三杨私心行事，为政不能处以公心，也是王振挟此预政的重要原因如正统四年，福建按察佥事廖谟杖死驿丞，而“丞故杨溥乡里，佥事又士奇乡里也，溥怨谟，论死士奇欲坐谟因公杀人，争议不决，请裁太后王振于太后前曰：“二人皆挟乡里，抵命太重，因公太轻，宜对品降调太后感觉王振之言较公允，于是“太后从之，降谟同知振言既售，自是渐摭朝事”有人议论道：三杨“乃竞庇乡曲，争辨朝堂，振阳持平允之名，阴得中宫之喜，然后知三杨之瑕，振固已窥之早矣匡衡人相，不制弘恭，胡广之公，难除甫节，心薰禄位，志怵祸机，前有馋而不见，后有贼而不知，而小人遂乘其隙也〔16〕三杨中以杨士奇私心为重，杨士奇溺爱其子杨稷，同乡曹九鼎以典史人试礼部，“称稷循谨，文贞喜，廷试为预露题意于九鼎，九鼎得为状元”曹九鼎称颂其子而夺魁，王直转述其子恶迹而出阁，西杨之私可见又载杨士奇之婿客京师时，有知府赃败人狱，走赂其婿，“文贞不得已，当问理时，遣人饮知府，狱法官闻之，为停讯，卒脱还职”。
以己之私，何以制止王振行私乱政呢所以“至谓文贞因子故颇善当振，遂以丝纶簿付之”〔17〕不是没有可能的前面所述薛瑄因王振同乡而见擢，三杨曾再二再三授意薛瑄去诣谢王振，其实杨士奇本人就很热衷于此道如杨士奇“欲识吏部李贤，示意南阳守陈正伦，因邀往见，贤不肯，曰：‘无一面之雅而造门，是求知也〔18〕己亦如此，令薛瑄诣谢王振就不足为怪了每读《明史》杨士奇传，常百思不解，杨士奇平生无大功大德，何以誉满终身细而察之，三杨中，若以能力论，西杨远逊东杨，杨荣最负经世之财，尤谙熟边事，遇事谋而能断，运筹猝应，“内阁顾独推荣，士奇诸不及”成祖刚愎自用，“群臣奏对少称旨，独爱荣才，时怒他大臣不省事，荣至辄霁威”历永、仁、宣数朝，翼赞之功“有大过文贞、文定者”另外，杨荣还乐于解救因言获罪的清直之士，如李时勉、方贵、夏原吉等“皆以荣获解”〔19〕有段文字很能说明杨荣的处政能力：“东杨天资明敏，有果断之才，中官有事来阁下议，必问曰：‘东杨先生在否’知不在，即回凡议事未尝不逊，西杨或执古以断，不可行，已而卒就东杨，灼然可行而无碍也每秋，敕文武大臣赴宪台审录重狱，自英国公而下俱逊避，俟二杨先生决之西杨讯之未尝决，至不可了，东杨一问即决，庶几子路片言折狱之才，众皆叹服。
〔20〕以《明史》西杨与东杨二传相比较，则西杨善处事而已，在君臣之间，尤其是在皇族与后宫问题上更是小心翼翼，处理得体，而在军政大事上的为政才识与能力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