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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世纪水浒传思想研究及水浒传思想论析 摘要纵观20世纪水浒传的研究，对其思想认识的主要观点是农民起义、市井写心、地主阶级内部革新派与保守派之间的斗争、忠奸斗争等，其中农民起义和市井写心的观点是水浒传认识的主流。考察北宋时期中国社会结构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可以看到，水浒传所表达出的新思想核心是夺回被剥夺，索回人权，要求平等。以水浒传为代表的小说名著所反映的新思想，在整个古代封建专制王朝时期所创作的文学中，具有独特的意义和价值，其所反映的思想在它们之前和之后都不曾有，是古代中国极其珍贵的文学思想贡献。 关键词水浒传；20世纪；思想；商品经济在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中，水浒传的思想内涵为人们特别关注，自
2、水浒传问世之后，明代统治者即认为是诲盗，加以禁毁，崇祯十五年即下禁令“凡坊间家藏水浒传并原版，尽令速行烧毁，不许隐匿”。封建文人大多也认为是为盗贼立传；李贽独树一帜，认为是歌颂忠义之士。清统治者更视之为诲盗之书，禁令叠起。20世纪以来尤其是建国后水浒传引起广泛讨论，争论涉及广泛的领域，持续到本世纪初，所见讨论一个重要的特点未见从社会经济来源的商品经济条件加以探讨，为此揭示水浒传的思想蕴涵有必要结合20世纪水浒传思想研究和社会思想经济来源进行评价和重新认识。一、20世纪水浒传思想研究述评20世纪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兴起，以王钟麟、燕南尚生等一批革命派为代表，在月月小说卷首发文新评水浒传，视水泊梁
3、山为平等社会之蓝本，甚至认为水浒传是“社会主义之小说”，以“索回人权”、“自由”之思想赋予梁山事业，视水浒传为传播思想和学说的著述。1924年暑期鲁迅在西安讲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主要讲水浒传与宋元讲史的联系，同时指出水浒传与社会扰乱，官兵压制，不平者分离为盗，人民对盗与官兵、外寇对抗的两面性的多重态度有关，含有宋末元初的社会思想。建国后，水浒传思想引起持久的广泛深入的讨论，其中，农民起义说提出最早，影响最为深远。1950年8月杨绍萱在人民戏剧第1卷第5期发文论水浒传与水浒戏，首先提出水浒传写农民运动。其后，王利器于1953年5月27日、28日在光明日报发文水浒与农民革命，也发表了相似意见。19
4、54年冯雪峰在文艺报第3、5、6、9、11期发表长篇论文回答关于(水浒)的几个问题，将农民起义说进一步理论化、系统化。此文一出，几成定论，至今仍为多数学者和文学史著作所接受，1997年华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学通史第三卷“明代文学”认为水浒传“是一部反映封建社会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小说”。但不同意农民起义说的大有人在，学者们提出绿林侠义说、市民说、地主阶级内部斗争说等等。上世纪70年代，水浒传农民起义说本身的弱点，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质疑，1975年伊永文在天津师范学院学报第四期发文(水浒传)是反映市民阶层利益的作品，首先提出此“水浒”为市井细民写心说，欧阳健、萧相恺于1980年后
5、连续撰写了(水浒)“梁山泊聚义”性质辨、(水浒“为市井细民写心”说、(水浒)“为市井细民写心”二说及(水浒)作者代表什么阶级的思想等论文，系统地论证了此说。市民说与农民说争论一度非常激烈。90年代持市民说者越来越多，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亦采此说。水浒传思想研究中，文学遗产编辑部1 989年第3期展开题为通向学科重建之路笔谈，文学评论副编审胡明先生撰写的关于(水浒)主题的反思是一篇重要文章，文章指出建国40年来，尤其是70年代中期，把水浒传思想置于意识形态领域而定性：一是出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对革命造反精神的赞赏，二是当作政治路线十分严重的问题提出来：识别篡夺领导权的投降派。感情因素
6、代替了科学的真理认识。是为确论。对待“农民起义”问题，援引鲁迅流氓的变迁所谈，文中对此已给出很好的判定；指出宋江起义和真正农民起义之黄巢、方腊不是一回事，是为卓见。指出宋江等所处为社会不公正、人才无出路的“非常态”环境，揭示了宋江一类的“共同心态”及其起义目的、性质；宋江等的行为已构成谋反死罪，也“打劫的是平民”，是“非常态”下的“非常规的人生选择”；指出水浒作者借此发人才不平之牢骚。所论总结前人之论，发学人未发之言，揭示深刻。20世纪水浒传研究，就不完全统计，仅研究著作为126部，包括数量众多的论文，对其思想认识的主要观点是农民起义、市井写心、地主阶级内部革新派与保守派之间的斗争、忠奸斗争等
7、等。其中农民起义和市井写心说成为水浒传认识的主流，代表了不同阶段的认识成果，影响颇广。两说从一定角度反映了水浒传的某些方面，但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水浒传中的起义斗争，与传统的农民起义有极大的区别，水浒传中起义斗争反映的思潮(简称“水浒传思潮”)也不具有农民革命思想代表性。两者从组织和目标上有着明显的区别。农民起义和农民革命思想所追求的目标起点是解决饥饿问题。农民起义取得一定进展后，代表农民要求的平均主义思想被提出来，北宋以后尤其如此。公元993年(淳化四年)，王小波起义提出：“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1110年(大观四年)左右，钟相起义明确提出“等贵贱，均贫富”的口号；明末李自成起义，在斗
8、争取得阶段性成功后提出“均田免粮”的革命纲领。农民起义发展后期，农民领袖无不把最后方向指向王权主义的政权。中国史上的第一次农民起义中，陈胜的口号就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史记?陈涉世家)，农民起义领袖并不否认王权，都是想“取而代之”，农民起义的组织也无不从饥民聚合转向封建式的宗法等级组织。代表农民革命最高水平的太平天国运动，也莫不如此。同样的例子也发生在“水浒”中，方腊掠下了数州之地，便大过起皇帝瘾，仿宋朝立制度，“设文武职台，省院官僚，内相外将一应大臣”，活脱脱一个封建割据政权。田虎、王庆的作法也大致一样。这才是农民起义。但水浒传对这些起义是明确反对的。“梁山社会”既没有体现农民的平均主义思
9、想，也没有表现出对土地的向往，在攻州破县、两赢童贯、三败高俅的大好形势下没有提出改朝换代的要求。好汉们从宋江到段景住都没表现出皇权思想，李逵喊过“打上东京，夺了鸟位”，恰恰是李逵与农民渊源最深，其口号在梁山上却并没有被认真对待。分析对比表明，“水浒思潮”不代表农民革命思想。不能把所有反封建政府暴动都看成农民起义。关于认为“水浒”为市井细民写心，表现生机勃勃的市民生活和平等互利的商品经济下的社会意识，水浒故事的流传和重构受到市民趣味甚大影响，不等于就专为市井 写心，更不等于表现市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斗争要求。首先，水浒传描写的广阔的社会生活，揭示的复杂的社会矛盾，远远超出了市民生活和思想的范围，如
10、解珍解宝与毛太公这种乡村恶霸之间的矛盾斗争，宋江与黄文炳这种王权主义警察之间的矛盾斗争，义军受招安后与四寇、奸臣的斗争，及大量山村草泽中江湖豪客的绿林生活等等，这些是难以用市民思想涵盖的。水浒传中有小市民与市井恶霸的斗争，有猎户与乡村恶霸的斗争，没有反映市民阶层与地主阶级之间集体性的或制度性的矛盾对抗。其次，人权固然是市民阶层的要求，但并不为市民阶层所独有，农民、地主、知识分子及至流民狱犯，一切在旧的王权体系内找不到出路者，都对个人权利有强烈的渴求。再次，水浒传中活灵活现描写了西门庆、王婆、阎婆惜、李瑞芝等市民的精神趣味，大都是按梁山英雄的对立面来写的；书中也描写了武大郎、郓哥、唐牛儿等安分守
11、己的小市民的生活，但胆小力微的市民本色使他们只能作好汉活动的背景，连配角都算不上；梁山好汉中市民出身的也仅是出身而已，走上反抗道路的过程恰恰是他们告别市民本色的过程。没必要把水浒传归人市井类。二、水浒传思想分析20世纪水浒传思想认识的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的共同点是基于阶级斗争的历史观。客观地评价水浒传，有必要从宋明之际的社会变迁，水浒起义原因和斗争阵营、梁山社会结构、“水浒思潮”人手分析，以期获得切实的评价。(一)宋明之际的社会变迁一般论及宋代社会，都认为北宋边事不断，割地赔款，南宋迁都，苟且偷生，战则败北，和则纳币，俯首称臣，国力衰微。终两宋之世，被视为乱离时代的延续。然而宋明之际社会变迁又呈
12、现着与前代不同的新的时代特点：1、变化的时代。古代长期以来由氏族组织过度而来帝王血缘集团，以宗法等级制度来占有和控制整个社会的社会结构，在北宋发生了一个深刻变化。首先是田制的变化。从北魏以来实行的以“均田制”为标志的土地国有制度至宋终于完结。宋统治者顺应土地私有化的历史潮流，以“不立田制”为标志，实行“不抑兼并”及“许民请佃为永业”的经济政策，致使“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有钱则买，无钱则卖”。租佃制成为土地私有制的主要形式，土地的商品化不仅奠定了宋代经、济繁荣的基础，也同时带来了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其次是身份的变化，我国自南北朝至隋唐，均田制下的部曲、佃客皆依附于主人名下而无独立的经济和法律
13、主体地位。宋朝建立以后，根据税力物产将全国户口分为主户和客户，客户即“借人之牛，受人之土，佣而耕者”的下层农户。佃户虽无地产也编人客户，租佃制下的客户成为国家的编户齐民，是独立的法律主体，与地主不是私人依附关系而是契约关系，租佃、退佃都受法律的保护，成为法律上的民事主体。南宋对民事关系调整的法律条文大量增加，个人在法律关系上的主体地位得到进一步认可。宋代传统市制瓦解，工商业者的社会地位也大为提高了。秦汉以来“重农抑商”视商人为贱民，汉朝直接“以法律贱商人”(汉书?食货志)，汉武帝视经商为犯罪，“发七科谪”(遣七种罪犯戍边)中也有“贾人”一科(汉书?武帝纪)；唐朝仍用“团”、“火”等形式对商人进
14、行人身控制，商人户籍不独立，市坊分离，经营时间受到限制，且“工商之家不得预于士”。北宋开始，商铺可面街而市，经营时间不再受限制。工商业者成为国家的平等居民。宋代社会门阀势力完全消失，科举取士使庶族地主知识分子成为左右政治局势的重要力量。“以贵统官”彻底变成“以官统贵”。宋明之际社会关系的种种变化总趋向是经济的私有化、自由化、和人身的独立化、平等化，大量的人口从王权主义的经济、法律双重束缚之下游离出来，成为王权主义体制的离心力量，经济和身份关系的变化最终表现到人心的变化上来。严复曾说过：“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最宜究心”。人心之变，反过来推动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时代的变迁在水浒故事中处
15、处体现出来。梁山好汉一部分是脱离了土地束缚和身份关系的“游民”。另一部分好汉摆脱了身份束缚，如燕青对卢俊义由仆奴关系变为平等的“哥弟称呼”关系；晁盖、宋江等地主与庄客由主佃关系，变为兵将关系。旧贵族的地位没有保障，柴进虽系“帝子神孙”，失去了官势，很快沦为被欺凌掠夺的对象；新发家的工商户受人尊敬，卢俊义名满江湖。高俅发迹变泰的故事也说明了各阶层社会地位的变化。2、繁荣的时代。北宋伊始经济自由和人身解放促使了宋元生产力上台阶式的发展，宋元之际科技发明甚多。促进了生产技术的提高。两宋赋税收入的大幅上升，社会所能养活的人口的激增，剩余产品的出现和人身约束的放松，带来了商品的大量流通和娱乐业的繁荣，文人画士对两宋城市生活的描述反映当时的繁荣。据叶坦大变法宋神宗与十一世纪的改革运动一书提供的宋代岁出入缗钱表唐朝建中初行两税法时岁入缗钱三万余贯，唐宣宗初年税钱为860万贯上下。而宋初(960997)则两倍于唐朝，为1600万贯。至开僖二年(1206年)为8000万贯。两宋国土远小于唐朝，财政收入则巨大，说明了宋代的繁荣。蒙元统治带有异质文明性质，其早期曾给中原农业文明带来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