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营经济是怎么获得“准生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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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私营经济是怎么获得“准生证”的 私营经济是怎么获得“准生证”的 徐庆全 “私营经济”这个词，在 1956 年前共和国的话语体系里，曾经出现过两次: 一次出现在共和国成立前夕通过的临时宪法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 领中曾规定:“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人民政府应鼓励其经营的积 极性，并扶助其发展。 ”一次是出现在 1954 年颁布的第一部宪法里一方 面仍旧规定了私营经济的存在，另一方面为了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总任务，又规 定了对其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等政策，并且指出了逐步以全民所有制代替 之的发展方向。到 1956 年中国实行工商业改造以后，此后的三十几年，不仅私营 经济再没有

2、它的合法容身之地，从人们的概念和话语中完全消失了，而且“宁要 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成为中国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固有认识。 “”结束后，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长期被压抑的生产力突然获得了“松 绑”的机遇，私营经济又悄然崛起。相对于原有的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来说，私 营经济(准确的表述， 那时应该是个体经济)就像是封建社会传统大家庭的 “庶出” : 从诞生之日起，就被笼罩在政治意识的阴影里，自然要引起一番争论。至于一张 “准生证”的取得，则经历漫长的时间。这一过程充满了艰难、风险、痛苦和辛 酸。 “盲流”与个体户:私营经济的萌芽“盲流”与个体户:私营经济的萌芽 20 世纪 70 年代末，经历了

3、的中国，百废待兴，8 亿多饥寒农民的生 计，像沉重的大山压在中国决策层的心头。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村土地大包干破 茧而出。农民拥有承包土地权，第一次有了自己的经营空间。经营积极性高涨的 农民， 劳动的生产率成倍提高， 在有限的土地上进行大呼隆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农村出现了剩余劳动力。劳动力剩余，就要自发寻找出路。1978 年 12 月，中共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两个农业文件，宣布解禁农村工商业，家庭副业和农村集贸市 场得到认可。 中央顺乎民意的政策， 给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三条出路:一条是进 入正在迅速发展的社队集体所有制工业；一条是给承包大户当雇佣劳动力；一条 是进城拾遗补缺:到城里贩运、出售来

4、自农村的农副产品以及开设饮食服务摊点。 给承包大户当雇工，催生了农村的个体经济，在下文中提到的陈志雄、高德 良等人所遭遇的雇工之争，即属此例。进城拾遗补缺，则催生了城镇的个体经济。 比如，人均占有土地不到半亩的温州人，是全国较早地自发进城贩卖家庭手工业 产品的。他们的足迹遍及全国，从而赢得了一个“到处钻”的称号。而贩卖鸡鸭 等农产品的农民，则不但催生了以长途贩运为主的个体经济，而且催生了城里的 被称为“二道贩子”的个体户。但是，这些在城镇从事个体经营的农民，虽然用 他们辛勤的服务满足城镇居民的生活，并且在若干年后开创出一块私营经济的天 地，但在传统的意识形态下，他们只获得了一个“盲流”的身份。

5、 在城镇里看到“盲流”的身影的同时，城镇里也呼啦啦地出现了一批不被称 为“盲流”的闲人:800 万回城知青和城镇失业大军。政府的安置毕竟是有限的， 为了让他们能自谋生路，政府为他们打开了个体经营的大门。1979 年 2 月，中共 中央、国务院批转了第一个有关发展个体经济的报告:“各地可根据市场需要，在 取得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同意后，批准一些有正式户口的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 务和手工业者个体劳动。 ”从此，中国出现了“个体户”这个名词。 “个体户”是为解决个人温饱问题而情急之下产生的。当年，以国人固有的 “兴无灭资” 的传统意识来看， “个体户” 虽然缓解了社会矛盾， 但它的发展壮大， 必然是形

6、成资产阶级的温床。因此，即使在中央看来，在承认个体经济长期存在 的必要性的同时，仍然必须明确限制其活动范围和规模。1980 年全国劳动就业会 议的通知指出， “宪法明确规定，允许个体劳动者从事法律许可范围内的，不剥削 他人的个体劳动” 。1981 年 7 月 1 日，国务院在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 政策性规定中又进一步规定， “个体经营户必要时可以请一、二个帮手，技术性 强的或有特殊技艺的可以请两三个，最多不能超过五个学徒” 。既承认“个体户” 有雇工的必要，但又想防止其扩张，用一个只允许“轻微剥削”的“紧箍咒” ，把 “个体户”限制在小规模、边缘性、个体范围的经济活动中。 给个体经济念“

7、紧箍咒”:“七上八下”的雇工之争给个体经济念“紧箍咒”:“七上八下”的雇工之争 尽管对个体经济有这样那样的限制，但“有苗不愁长”，个体经济的生命力 却出乎意料地旺盛。1979 年底，全国批准开业的个体工商户约 10 万户。到两年 后的 1981 年，统计数据变为 101 万，翻了 10 倍。而且，随着个体经济业务的扩 大，“最多不能超过五个学徒”的规矩立即被打破，“雇工”这个在中国绝迹的、 在以往被视为带有剥削色彩的词汇出现了。一些人觉得应该念念“紧箍咒”了。 因而出现了现今看来比较可笑的“七上八下”的雇工之争。 1979 年，广东高要县农民陈志雄承包了 8 亩鱼塘，辛苦一年，稍有斩获，自 然

8、喜上眉梢。1980 年，他扩大再生产，跨越两个大队，承包 141 亩鱼塘。承包范 围扩大，夫妻俩干不过来，就只好雇人，雇请固定工一人，临时工 400 个工日。 1981 年继续扩大经营，承包面积达 497 亩，雇请固定工 5 人，临时工 1000 个工 日。 在当年，像陈志雄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广州第一批个体户之一的高德良， 1980 年 4 月下海创办“周生记太爷鸡”，做了不到半年就雇了 6 个帮工。而安徽 著名的“傻子瓜子”，自挂牌以后生意就很兴旺，经营者年广久也雇请了一些无 业青年当帮手，到 1979 年底，雇工达 12 个。 陈志雄、高德良、年广久等人的举动，触动了当年意识形态最敏感的

9、神经: 在社会主义国家，是否应该有以往被视为带有剥削意味的“雇工”的存在？ 1980 年中央 75 号文件明确规定:“不准雇工”。陈志雄、高德良、年广久等 人也遭到了空前的指责，“剥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乱飞。指责他们 的人， 除了以往朴素的无产阶级感情之外， 其主要根据即是来源于这一文件精神。 于是，陈志雄的事情，一下子闹到了人民日报。1981 年 5 月 29 日， 人 民日报发表关于一场承包鱼塘的争论一文，介绍陈志雄承包集体鱼塘的情 况后说， 此事有分歧， 有人赞成， 有人反对。 争论的焦点是: “雇工算不算剥削” ？ “能不能跨队承包”？为此，人民日报开辟了“怎样看待陈志雄承包

10、鱼塘问 题”的专栏，展开讨论。讨论历时三个月，至 8 月 30 日结束。作为我们最高级别 的党报，集中用二三十篇文章来评议一个农民的行为，可以见出对此的重视，见 出在特定历史环境里我们对“雇工”的成见，见出当时人们视个体经济为洪水猛 兽的恐惧。讨论中，大多数人认为，陈可以跨队承包，也可以雇工，雇工也不算 剥削，因为他的“收入比其他人高，主要是多劳多得，是无可非议的”。 这种结论的得出，还是因为找到了老祖宗的话作为依据的。讨论中，有人马 上联想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做出过的那个著名论断，“雇工到了八个就不是 普通的个体经济，而是资本主义经济，是剥削。”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 卷第三篇第九章剩余价值率

11、和剩余价值量中明确地划分“小业主”与“资本 家”的界线，按他的计算，在当时(19 世纪中叶)，雇工 8 人以下，自己也和工人 一样直接参加生产过程的， 是 “介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中间人物， 成了小业主” ， 而超过 8 人，则开始“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是为资本家。这就成为社会主义 正统的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在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理论中，“七上八下”是一 条铁定的界线。而陈志雄恰恰没有越过这条界线。至于雇工达 12 人的“傻子”年 广久， 则不在报刊讨论之列。 这大约是当年办报人的聪明之处:如果讨论年广久的 行为，按照“七上八下”的话语体系，“雇工”这个新生事物也就被一棍子打死 了。不过，“安

12、徽出了一个叫年广久的资本家”、“年广久是剥削分子”的流言 一时传遍安徽，在政府官员中也广为流传。流传归流传，并没有人来禁止他的经 营行为。 不过，即使没超过“七上八下”的界线，在当年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下，陈 志雄的行为注定还要有争论。 1982 年 1 月，在昆明召开的全国农业生产责任制讨论会上，广东社科院经济 研究所的两位与会者提交了一份调查报告，再次认为，陈志雄的大户承包已经不 是以个人劳动为基础的经营，而是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大规模经营，其资本主义 性质是非常明显的。新华社记者以这份报告为根据，写成广东沙浦公社出现一 批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承包大户 一文， 刊登在 1 月 17 日出刊的 国

13、内动态清样 上，引起了重要领导的重视。一位中央书记处书记批示道:“我个人认为，按这个 材料所说，就离开了社会主义制度，需要作出明确规定予以制止和纠正并在全省 通报。事关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局，故提请省委考虑。” 广东省委对此有些不以为然，但还是要对此作出答复。4 月 22 日，广东省委 将关于陈志雄承包经营的情况报告送到国家农委。报告肯定了陈志雄的承包 方法和经营方式，认为“就其经济效益来说，比原来吃大锅饭的集体经营要 好”，报告同时强调:“这是发生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效益”。 广东的态度，为私营企业的雇工政策撕开了第一道很小很小的、却决定了中 国私营企业命运的小口子。 1983 年 1 月，

14、中共中央对超出政策规定雇请较多帮工提出“三不”原则:“不 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 1984 年 10 月 22 日，邓小平明确指出:“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 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 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决了一个傻子瓜子， 会牵动人心不安，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 义吗？”两年到了，邓小平还是说:“再看看。” “看”了几年之后，中央 1987 年中央 5 号文件中，去掉对雇工数量的限制， 私营企业的雇工人数才被彻底放开。 “三不” 原则改成了十六字方针: “允许存在，

15、加强管理，兴利抑弊，逐步引导。” 郑炎潮、任仲夷首倡“私营经济”概念，姜维获得第一张“准生证”郑炎潮、任仲夷首倡“私营经济”概念，姜维获得第一张“准生证” 在关于“雇工”吵吵嚷嚷的争论中，个体经济仍然以不可遏止的速度增加。 一些有志之士认为， 与其做不合民意的阻拦， 何如适应形势的发展而因势利导之？ 以任仲夷为首的广东省委，不但对个体经济雇工经营未作出任何“制止”和“纠 正” ，而且一直在为其获得合法地位努力。广东的经济学家郑炎潮 2004 年接受访 谈时回忆道，1982 年，他当时只是华南师大研究生部的一名还没毕业的研究生， 当时他在广东做了大量调研，断定个体经济蓬勃发展的趋势已是不可阻挡。

16、但按 照马克思的说法，雇工到了八个就不是普通的个体经济，而是资本主义经济，是 剥削了。经过研究，郑炎潮认为需要一个新概念来定义和规范超过雇工八人的个 体经济，但叫什么呢？就自己定义了一个概念，叫“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私营经 济” 。但这个概念很敏感。论文答辩前夕，导师告诉他，关于私营经济那一章必须 放弃，不放弃，他的答辩肯定不能过关。当时他很痛苦，到底是放弃还是坚持自 己的观点呢？郑炎潮将毕业论文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私营经济这一章用信 件单独寄给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 在看到郑炎潮的论文之后， 任仲夷亲自约见了郑炎潮。 任仲夷说:现在对个体 经济，只能扶持不能压制，但要扶持个体经济，首先就要给个体经济正名，如果 个体经济头上始终悬着一把“资本主义”的达摩克里斯之剑，个体经济还怎么发 展？你的论文非常好，为我们的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我支持你。并且我们还要 围绕着你的这些观点，制定一个政策，给它取个正式的名字，就叫做“私营经济” 怎么样？让它发展，让它壮大。(陈敏:郑炎潮经济理论的创新与遭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