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的大病对家庭教育投资行为的影响》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劳动力的大病对家庭教育投资行为的影响（23页珍藏版）》请在金锄头文库上搜索。
1、劳动力的大病对家庭教育投资行为的影响中国农村的研究孙昂 姚洋 Email: 和。北京大学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因病致贫”或“因病反贫”是中国农村不发达地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一旦农户中的劳动力因为受到大病冲击，自身的健康状况下降，而减少子女的教育人力资本投资，就降低了子女未来的期望收入，从而在长期导致了整个家庭平均收入水平的下降。本文的实证分析证明了发生在农户劳动力身上的大病冲击和其对子女教育人力资本投资之间负向关系的存在，计量结果同时显示了只有发生在子女小学阶段的农户劳动力大病冲击对子女教育水平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教育对于个人来说不仅本身就具有重大意义，在经济学研究中，教育通常被看作一种人力资本
2、投资，如果存在正常的劳动力市场，这种投资会在长期提高个人的收入，并且提高户平均收入水平。在发展经济学的各种理论中，教育作为一种能在长期提高收入水平的人力资本投资都被给予了高度关注。如果个人或家庭由于遭受不利冲击而被迫减少家庭成员的教育人力资本投资，从而使个人或家庭的人力资本水平处于合意水平之下，就可能在长期对家庭人均收入产生不利影响。本文旨在讨论，在中国农村的背景下，农户遭受到的不利冲击家庭的劳动力患大病 从可操作性与研究的目的出发，：凡有过住院治疗或累计花费超过5000 元的疾病; ：到医疗机构治疗过的受伤情况; ：慢性病。对农户子女教育水平产生的影响。本文的结论是，这种不利冲击对农户子女的
3、教育水平存在显著的负影响。具体的说，即发生在子女学龄阶段的家庭劳动力的大病冲击会使农户减少对子女的教育投资，不仅如此，本文的计量结果揭示了，只有发生在子女学龄中的小学阶段时的家庭劳动力大病冲击对农户教育投资决策行为有显著负影响。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给出本文的研究背景，即介绍中国近年来的教育和医疗情况的背景，并提出实证研究所要检验的假说；第二部分介绍数据并给出计量模型；第三部分是计量结果和分析；第四部分是结论和政策含义。1.中国农村教育和医疗情况的背景和假说的提出教育作为一种意在提高未来或长期收入的投资，会发生一定的成本，不仅包括支付教师的工资、书本费等，也包括上学的时间所带来的机会成本
4、。对于中国农村的广大地区，教育支出在家庭支出中占相当大的比重，同时，在以劳动密集型农业和其他产业为主的农村，在校生并不进入劳动力，这无疑使教育投资有了更大的机会成本。在中国的农村地区，农民财富和收入水平较低，抗风险能力差，一旦家庭遭受到不利冲击，就有可能对家庭的投资行为决策产生较大的影响。当然，如果存在着有效的资本市场能够为农民融通资金，就有可能在遭受不利冲击时平滑其投资和消费行为，然而在大部分的农村地区又存在着严重的借贷限制。所以，当家庭面对严重不利冲击时改变其投资行为也就不足为奇了。而在目前医疗保障体系极为脆弱的中国农村地区，家庭的劳动力患大病对农户来说，显然是一种严重的不利冲击。1.1中
5、国农村教育支出我国并没有形成完整的国家资助教育的体系，大部分地区政府的教育经费靠来自农户的“三提五统”收入支撑。因此，教育投资仍然是一种家庭决策行为( 李菁、林毅夫、姚洋，2002 )。而子女教育人力资本投资的成本并不低。1.2农民的财富和收入水平低，抗风险能力差中国农村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遗留影响，一直以农村补贴城市国有企业，致使农村的积累比较低，农民的财富水平比较地下。其次，中国农村长期实行的“队为基础，三级所有”的所有权体系也使得农民作为个体的财富的积累非常有限。再者，上世纪90年代以来乡镇企业绩效和农产品价格的下降，带来农民收入的下降。而城乡二元结构以及户口制度限制了农村人口流动，使得农
6、村闲置劳动力无法转移出来，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农民收入的增长。加之农村资金流通困难和农村公共产品投入匮乏，种种因素使农民的积累非常之低，抗风险能力很差。1.3农村医疗保障体系脆弱中国的农村的合作医疗制度产生于六十年代中期，当时农村合作医疗是以乡村集体经济为依托，对农民实行医疗保障与卫生服务合一的制度。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有较大发展，到八十年代后，由于经济改革的推进和实施，农村的经济体制发生了很大变化，单一的集体经济变成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体的多元经济；农村政社合一、村队合一的行政管理体制也发生了根本变化；依托于乡村集体的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从经济上都已独立经营；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失去了
7、传统体制下集体经济的依托，在全国农村大部分乡村已经发挥不了原有的作用，在一部分村庄已名存实亡。在旧的医疗保障体系已经瓦解，但新的保障体系尚未建立的情况下，大部分地区的农民健康缺少有效的医疗保障来维护，农民因经济原因不能治疗疾病，以及因病返贫问题逐渐显现出来。新农村合作医疗体系基于在自愿的前提下，正在农村逐步推行和试点。但是参合水平会受到农户收入水平的影响，因为费率是统一的，对于贫困人群而言，其经济承受能力较非贫困人群低；贫困人群大都居住于距离县城和乡镇较远的村落，经济机会和教育程度偏低，信息也较为闭塞。因此，在筹资的公平新上可能会产生这样一种政策上的“逆选择”，即：贫困人群是健康风险最为脆弱的
8、群体，但是参合水平反而较低，( 高梦滔、王健，2004iv )这种情况可能削弱新农合防止农户“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家庭劳动力患大病的医疗支出不能够通过医疗保障体系得到支付，而基本上要全部指望农民的财富积累。1.4 大病冲击对教育投资的影响假说的提出我们设想一个代表性的农户中主要劳动力( 可以将他设想为一个家庭的户主 )，将他的视界分成两期。在第一期以劳动赚取收入，并做出投资决策，投资包括对教育人力资本投资，即对子女教育的投资以及提高自身健康状况的投资。在第二期中，他退出劳动力，接受子女的转移支付。我们知道，如果这是一个确定性问题，我们所考虑的这个代表性农民只需要对不同投资
9、的边际收益和成本进行比较，求解最大化问题即可得到教育人力资本投资的最优水平。这个代表性的农民的效用和自己两期的消费水平以及他自身的健康状况正相关。而健康状况不仅影响他自己的效用水平还会影响他的劳动力质量，从而影响他的收入水平，进而影响整个家庭的平均收入水平。考虑存在大病冲击( 不确定性 )的情况，这个代表性的劳动力一旦受到大病冲击，他的健康水平下降，一方面直接降低了他的效用，另一方面降低劳动力质量而降低了收入，在这种状况下，这个代表性农民就要重新考虑对于健康和子女教育投资的决策。比如，大病所带来的收入降低改变了家庭的预算约束，大病冲击降低了家庭劳动力的健康状况，也改变了投资健康和投资子女教育的
10、边际收益。因此，在可能发生大病冲击的条件下，确定性的决策问题就变成了随机决策问题。在子女学龄时，一旦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受到了大病冲击，冲击是否会影响他对子女教育投资的决策和冲击具体发生在子女学龄的哪个阶段密切相关。发生在子女学龄不同阶段的家庭劳动力的大病冲击对家庭预算约束的影响以及对子女教育投资边际收益的影响是极为不同的。我们把子女的学龄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六年( 小学阶段 )和第二个六年( 初中和高中阶段 )。表1是2002年所有被调查人口受教育年数的频数统计。从表1可以看到，在所有被调查的人口中，只有2%的人接受过高中以上教育，也就是说大部分人的学龄都是到高中毕业时为止。所以我们将学龄定义为
11、从接受小学起到高中毕业为止的年龄阶段。正常情况下，小学的入学年龄为6岁，那么我们将学龄定义为6至18岁。中国最庞大的管理资料库下载表1 样本个人上学年数的频数统计冲击发生在不同学龄阶段对农户教育投资决策的不同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如果家庭劳动力的大病冲击发生在其子女的小学阶段，子女完成教育时的转移支付还显得遥不可及。而且如果想得到较高水平的转移支付，还需要再进行第二个六年的投资。相反，如果家庭劳动力的大病冲击发生在其子女的初中或高中阶段( 前提是其子女已经考上了初中或高中 )，子女的转移支付就显得切近得多了，不仅如此，对子女教育的投资周期也将近结束。两种情况相对照，我们很容易得到直觉推
12、断，即发生在学龄的小学阶段的大病冲击更容易使家庭的劳动力减少对子女的教育投资，做出诸如让子女辍学的决策。第二，家庭的劳动力在子女未上小学前并不清楚其子女的天赋，而可能有一些子女是不喜欢或不适合较长的学校生活的( 虽然多受教育从长期来说是有益的 )，这样，家庭在子女上学前做出的投资决策是基于对子女天赋水平的预期上。然而，当子女一旦考上初中或考上高中( 这在中国农村地区并不普遍 )，这个做决策的代表性劳动力会更新他的预期，子女的考上中学相当于一个证明他或她具有较高天赋，从而在未来会带来更高转移支付的信号，可能会影响其父母的投资决策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仍然可以做出以下推断，即发生在学龄的小学阶
13、段的大病冲击更容易使家庭减少教育投资，而发生在中学阶段( 初中和高中 )的大病冲击则可能对家庭的教育投资决策的影响相对比较小。需要说明的是，在上述分析中我们并没有考虑到辍学的子女可以为家庭增添劳动力从而增加家庭收入，也没有把这种可能性纳如到代表性劳动力投资决策的分析当中。这主要是根据以往对于农户子女辍学率的研究结果，由于家里缺劳动力而使子女辍学的比例非常小，也就是说很少有农户因为纯粹需要子女帮着干农活而让子女辍学的。在李菁、林毅夫、姚洋，2002对不发达地区农户子女教育投资的研究中，其数据中有对于辍学原因的描述，在2000年进行的问卷调查中，发生子女辍学的家庭中辍学原因及其比例从大到小分别为：
14、“升学没考上” 31.7%、“没钱付学费”24.1%、“学习成绩不好”18.3%、“对学习没有兴趣”16.3%、“家里缺劳动力”4.9%和“读书没前途”2.8%，以及选择“其他”的占2.9%。我们看到由于家里缺劳动力而辍学的只占很小的比重。表2是从1987起，截止到2002年，至少受过一次大病冲击的家庭的频数。我们看有44.9%的家庭至少受到一次大病冲击，显然大病冲击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所以我们不重点考虑这种对投资决策的影响途径。表2截止到02年大病冲击发生的频率而一旦把这种影响途径纳入到考虑之中，我们会得到相反的结论。因为如果农户让一个小学生辍学可能不如让一个中学生辍学更能够提高家庭可利用
15、的劳动力。所以发生在受教育者学龄初中或高中阶段的大病冲击可能比发生在其小学阶段的大病冲击更有可能减少他的教育。我们会在计量分析部分对家庭受大病冲击前的劳动力富裕程度进行控制，从而试图控制大病冲击对子女教育的这种可能的影响途径。综上，可以提出可供检验的假说H：当个人在学龄阶段时，一旦家庭的劳动力受到大病冲击，个人的教育人力资本投资将被减少。且小学阶段大病冲击对个人教育水平的负影响更加显著。2. 数据描述及计量模型在这一部分，我们对前面提出的假说进行检验。计量分析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于2003年春天进行的一次调查。调查覆盖了中国的八个省山西、吉林、浙江、河南、湖南、广东、四川和甘肃，使用了农业部固定观察点已有的样本框，抽取了48个村的1127户进行调查，被调查到的个人为8414个。在被调查的八个省中包括中部地区的山西、吉林、河南、湖南，西部地区的四川和甘肃，以及东部的浙江和广东两省。表3显示了样本的省际分布。省份村户山西8195吉林348浙江9124河南359湖南7233广东7267四川7148甘肃570总计491144表3 样本的省际分布对于户的层次上的变量，调查的时间范围从1987年到200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