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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 戊戌变法中的光绪皇帝和康有为作者：钟卓安 文章来源：中华文史网 点击数：1257 更新时间：2007年12月01日近年来，随着学术空气的活跃，特别是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康有为戊戌真奏稿的发现，关于戊戌变法的评价出现了崭新的动向过去为人们称颂的戊戌“光泽”，的确为之“黯然失色”。在这些新的议论中，主要集中在对下面三个问题的评价上：第一，光绪皇帝究竟是维新皇帝还是洋务皇帝？第二，康有为有没有背弃自己的变法纲领？第三，怎样看待康有为对帝国主义的态度？这些都是很值得讨论的重大问题。现在，不揣冒昧，准备就这些问题，谈谈自己的刍荛之见，以请教于史学界的前辈和同志们。一、年轻的维新皇帝文澜同志说得对
2、：“光绪帝是满洲皇族中比较能够接受新思想的青年皇帝，颇想有所作为。”(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第254页。)光绪皇帝究竟接受了哪些新思想？想有什么样的作为？这是值得探讨的问题。光绪皇帝在位三十三年，但是真正有所作为的不过是当中十年，其中能给历史留下比较深刻足迹的又是戊戌百日，其他时间他都是以默默无闻的傀儡身份度过的。因此，评价光绪皇帝的是非功过，不能离开戊戌年他和康有为等维新派合作推行的百日维新运动。在百日维新中，光绪皇帝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方面，基本上都力所能及地接受了康有为他们的变法主和建议，并且正是由于他的这种努力，资产阶级的维新变法高潮才得以出现。但是，有的同志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光绪
3、皇帝不是维新派的皇帝，而是洋务派的皇帝。（一）在政治方面，他们说，作为光绪皇帝不是维新皇帝而是洋务皇帝的最主要根据，是康有为的开国会主“在百日维新的上谕中没有只字的反映”，而设制度局的建议最后也是“石沉大海”。的确，开国会、立宪法和设制度局，是康有为变法主的、纲领。但是应该说明，在百日维新的初期光绪帝召见康有为之后，康有为突然改变了主意，基本上放弃了自己坚持多时的开国会、立宪法的主，因此一般地说，不存在百日维新中光绪皇帝的上谕有没有反映康有为开国会、立宪法的主的问题。而特殊地说，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光绪皇帝也仍然准备采纳其他维新派如谭嗣同、林旭等开议院、立宪法的建议，使变法维新向前跨进一步。(
4、见锐：与弟省严书，觉逸要录卷四，第1718页，康南海自编年谱（以下简称康谱）。戊戌变法资料四，第158159页。)据梁启超说，时大学士家鼐以“君权从此替矣”来警告光绪帝，要他放弃议院说；光绪帝答曰：“吾变法但欲救民耳，苟能救民，君权之替不替何计焉？”以后，只是由于康有为等人以“民智未开，守旧太多，开议院则益阻挠新政”相劝，反对急行议院，光绪帝才暂放弃开议院、立宪法的打算。但直到此时，光绪帝也没有抛弃开议院、立宪法的念头，只是说“待后数年乃行之”，改日再行。(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戊戌变法资料一，第314页。)七月二十七日（以下均指旧历）的上谕还说：“国家振兴庶政，兼采西法，诚以为民立政，中西所同
5、”，(戊戌变法资料二，第64页。)继续流露出要仿照西方，“为民立政”，改良中国政治的意向。显然，光绪帝在百日维新上谕中“只字”不提议院和宪法，并不表明他拒绝维新派的纲领，和维新派“同床异梦”。至于制度局，十分明确的事实是，康有为始终坚持，而光绪帝也力争实行。在这方面的详细情况，我们将在后面述。在这里只是想指出：人们在谈论制度局的时候，往往是第一，忽视了康有为建议设制度局的上清帝第六书为什么经历了五、六次上来下去的反复之后才被实际作罢的原因；第二，把制度局和懋勤殿分开，以为它们是不同性质的两回事。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七日，康有为奏第六书，由于礼部尚书许应“攻击于恭邸前”，因此“抑压迟迟，至二月十三
6、日（应为十九日）乃上”。时，翁同不但同意开制度局，而且还想让康有为“直其中”(康谱，戊戌变法资料四，第141页。)。但因关系重大，且“知西后之相忌，故欲借众议以行之”(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单行本，第71页。)，光绪帝“按例”谕令总理衙门“妥议具奏”。总理衙门恃西太后势力，直至五月十四日才议奏，并全盘否定了奏折。十六日，光绪帝再令总理衙门“另行妥议具奏”。二十五日总理衙门议复说，“事关重要”，必须派王大臣会议。光绪帝“益怒”，即命“军机大臣会同总理衙门王大臣，切实筹议具奏，毋得空言搪塞”。又拖了二十天，六月十五日，军机大臣世铎等具奏，干脆以各式各样的名义把康有为第六书的建议几乎化为乌有，其中制度局
7、一说变得面目全非。在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的联合抵制下，光绪帝被迫迁就退让(以上具见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7、8、9、10页和戊戌变法资料二，48页的有关奏折和上谕。)，使康折“成为虚文”。为什么会这样？康有为自己说得很明白：“军机大臣曰：开制度局，是废我军机也，我宁忤旨而已，必不可开。王文韶曰：上意已定，必从康言，我全驳之，则明发上谕，我等无权矣，不如略敷衍而行之。王大臣皆悟，咸从王（文韶）言，遂定议。”(康谱，戊戌变法资料四，第153页。)很显然，军机大臣们是在同光绪帝作合法斗争，用软刀子来扼杀康有为的制度局主，因此表面上对康折“似无一语驳者，似无一条不行者”，实际上偷梁换柱，予以否定，使“上亦无
8、以难之”。无可奈何的光绪帝，只好让他们的“议复”意见“奉旨允行”(康谱，戊戌变法资料四，第154页。)。事实很清楚，“开制度局以定规模，设十二局以治新政，立民政局以地方自治，帝皆嘉纳之。然以见制西后，无权不能剧行，欲借群臣之议以定之。”(清鉴辑览，卷26，第10页。)光绪帝没想到，结果还是一样，以西太后为靠山的军机大臣们同样藐视了他的意图。虽然这样，但是光绪帝和康有为他们并没有因此而放弃设制度局的主，直到百日维新的几乎最后时刻，仍然企图“开懋勤殿以议制度”(康谱，戊戌变法资料四，第159页。)，把懋勤殿作为制度局的处所，向反对派进行“合法”反击。懋勤殿制度局，在光绪帝和康有为的心目中，是一而二
9、、二而一的事情（我们在下面还将谈到这一点）。因此，以制度局没有居为现实，就断言绪帝“否定”了康有为的制度局主，无疑是不恰当的。（二）在经济上，论者否定光绪帝上谕维新性质的根据，主要是两条，一是各级商务局的人选排斥了“普通商人”，二是“拒绝”了康有为裁撤厘金的建议。我们认为，对这样的根据有必要作些具体的分析。诚然，洋务派主由“员绅”来主持农工商务，发展本派系的经济实力，光绪帝的上谕也多处表述了由“员绅”来“试办商务”的意见。但是，这并非光绪帝上谕有关发展民族经济的全部思想。第一，上谕说，这些“员绅”必须是“通达商务、明白公正”的人，不是凡“员绅”即可。第二，所有这些督抚和“员绅”的职责，在于“认
10、真劝导绅民，兼采中西各法，讲求利弊”(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十五日上谕，戊戌变资料二，第40页。)，“总期连络商情，上下一气”(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日上谕，戊戌变资料二，第20页。)，“官民一气”，发展农工商业，而不是其他。(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五日上谕，戊戌变资料二，第57页。)第三，鼓励商办实业，保护商民利益。当时，宋伯鲁认为“各省举办铁路矿务，官不如商”(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十一日上谕，戊戌变资料二，第47页。)，深秀请求“招商承办”津镇铁路(光绪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三日上谕，戊戌变资料二，第53页。)，王文韶也汇报说华侨商人振勋决定在创办“酿酒公司”(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六日上谕，戊戌变法资料二，第39
11、页。)，等等，对这些，光绪帝通通表示支持和鼓励，命令有关主管部门办理(情况见上页和本页上谕。)，并且还就中国商务之大宗丝茶业的生产，提出，“分设公司，仿用西法，广置机器，推广种植、制造，以利行销”的建议。(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八上谕，戊戌变法资料二，第90页。)五月二十六日的上谕更是明确指出：“近来各省商务，未见畅兴，皆由官商不能联络”，要求“各直省将军督抚，严饬各该地方官，务须体察商情，尽心保护，并严禁胥吏勒索等弊”(戊戌变法资料二第38页。)。第四，规定凡创造发明，除予奖励外，还就“所制之器，颁给执照，酌定年限，准其专利售卖”；“兴造枪炮各厂”者，并“著照军功之例，给予特赏，以昭激励”(光
12、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七日上谕，戊戌变法资料二，第31页。)。连枪炮都允许民间经营制造，“专利售卖”，还有什么比这更能说明光绪皇帝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决心？难道这也是光绪皇帝相同于洋务派的地方吗？以上各点，都说明百日维新中关于经济政策的上谕，绝不是“完全适合洋务派的需要的”。仅以某些经济机构的人选来判断光绪帝经济政策的性质，显然是不够全面和妥当的。至于康有为的裁厘建议，这倒确实没有在上谕中得到只字反映，然而我们并不能据此就断定光绪皇帝“拒绝”了这议。虽然康有为上奏说：“若夫地害商之政，莫甚于厘金一事”，要求光绪皇帝能够一本“通商惠工之意，宜决裁之，以嘉惠商民”(康有为清裁缴厘金片，康有为政论集（以下简
13、称康论）上册，第357358页。)。但也正如康有为所言，厘金“岁入千五百万”，全国“不下十万人，皆仰食于此”(康有为清裁缴厘金片，康有为政论集（以下简称康论）上册，第357358页。)如果一旦裁厘，不但使请政府本来就奇绌的财政更加拮据，而且势必将如此庞大的“失业”队伍驱赶到自己的对立面去，因此作为一国之主的光绪皇帝对裁厘这类大事不能不慎重从事，不敢贸然下令废之。不过，他毕竟不是顽固派，也不是洋务派，因此在七月二十九日的上谕中，尽管以“法称最善”一类的空洞词令对厘金“肯定”了一番，但通篇说的都是厘金之弊，主进行整顿。(戊戌变法资料二，第9394页。)遍查百日维新所有上谕，没有一处直接反对康有为的
14、裁厘建议，相反，据说康有为的裁厘奏折上递之后，“皇上览奏，恻然动念，面谕维新诸臣，谓行新政就绪，即决裁厘金。”可惜很快就因发生“八月之变，事乃中辍”(光绪二十五年二月初一日知新报第30册刊登康有为清裁缴厘金片时加的注文。)。看来，说光绪帝在废除厘金制度问题上“同康有为的看法南辕北辙”，未尽合宜。（三）关于文化教育。论者认为，“康有为最重要的建议是改革科举制度”，而在这方面“光绪皇帝的上谕毫不含糊地支持了洋务派”。情况果真是这样吗？我们说：不见得！应该说，百日维新中关于文化教育的改革，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除了废八股改策论之外，还有兴办近代教育的重要一环。对传统的八股科举考试制度，中国的有识之士
15、早已深恶痛绝，按照康有为他们的本意，也是企图全部废除的，“不惟八股当废，即科举亦当全废，而一切学级，悉自学校出，此乃正理也。”(梁启超：对六月初一是上谕之案语，戊戌变法资料二，第41页。)只是考虑到顿然“使数百万之老举人、老秀才，一旦尽失其登进之路，恐未免伤于急激。且学校生徒成就，亦当期之于数年以后，故此数年中借策论科举为引渡。”(梁启超：对六月初一是上谕之案语，戊戌变法资料二，第4142页。)这样，无论康梁，还是光绪帝，都决定以废八股改策论作为改革传统教育制度的入手。于是光绪帝屡下谕旨，一再申明：“一切考试诗赋，概行停罢，亦不凭借法取士”(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三日上的上谕，戊戌变法资料二，第55页。)；从乡会试到经济岁举，乃至生童岁科各试，“一律改为策论”(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二日上谕，戊戌变法资料二，第28页。)，等等。所有这些上谕，虽然没有搬用康有为奏折所说的“从此讲中国文学，以研经义国闻掌故名物，则为有用之才，外求各国科学，以研工艺物理政教法律，则为通方之学”的词句(戊戌变法资料二，第211页。)，而是采纳了之洞、宝箴合呈的科举新章，决定乡会试均定为三场，并说“至于士子为学，自当以四子六经为根柢，策论与制义，殊流同源，仍不外通经史以达时务”(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五日上谕，戊戌变法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