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宏观经济学浅析我国供给侧改革(2020年九月整理).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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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 海 无 涯高级经济学小论文专业 资产评估 姓名 周诗荟151613030004 评阅教师 姜翔程 2016年1月从供给学派观点浅析我国供给侧改革早在2012年底“新供给”学说就已经被我国一些经济学者提出,这一学说的最初提出者,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在新供给主义宣言中提出,“淡化总需求管理,从供给侧推动改革”的宏观政策主张。主张一经提出在国内产生的影响力持续发酵,2015年11月1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同年11月18日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

2、会上,习近平主席又一次提到要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至此,供给侧正式提上我国深化改革的日程,中国宏观经济政策侧重点将从需求管理向供给管理偏移。这一重大转向有望迎来中国经济实质性突破和转折。一、我国经济发展原有动力已逐步失效回顾改革开放30年,促使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主要动力是:(1)计划经济体制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转化带来的制度红利由国家集中组织分配资源,大力发展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建设,放权让利,大幅度激发生产积极性,提高生产要素使用效率,大大降低了社会整体交易成本;逐步增加市场交易在资源配置中的比重,实现了经济制度的平稳过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之配套的法律规章、交易网络、

3、信用体系等市场基础设施的构建与不断完善,为全民参与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保障体系,系统性的制度红利就此迸发。(2)廉价劳动力、高消耗低产出等粗放式生产形成的成本优势数量庞大且成本极低的劳动力、用价低廉的土地、政策优惠型工业园区,由此吸引了不少的国内外投资,加上较为丰富的资源存量和完整的工业门类体系,实现了生产效率的快速提升。(3)加入全球化(WTO)带来的国际分工与外部市场加入WTO后迅速扩大市场边界,将国内的低成本要素优势转变为比较优势,将中国的劳动力、土地等资源纳入全球分工体系,引爆了全球化的红利。持续提升的低成本要素优势,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迅速转化为比较优势。进出口快速增长,大进大出,成为

4、全球第一贸易大国(第一大出口国、第二大进口国);多种产品的市占率显著提升,经济总量攀升至全球第二位。(4)后发优势带来低成本学习与模仿的技术进步基于低成本的模仿与学习的后发优势,快速推动了国内劳动生产率的提升,通过市场换技术和松弛的知识产权保护约束,降低了基础研究和技术试错成本,激发国内企业的“干中学”能量,充分发挥了大型新兴经济体的后发学习优势和技术溢出效应。然而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从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来看,全球经济陷入疲软,全球需求断崖式下跌,中国经济自加入WTO以来所形成的以基本工业品为核心的外需拉动动力也逐渐衰竭。从内部环境来看,一方面国内经济发展的成本系统性上升,劳动力供

5、给萎缩,工资持续上涨;环境污染严重,治污成本迅速上升;金融体系结构性缺陷导致的民营企业融资难,这些问题都在不断加重要素成本负担。另一方面后发优势衰减劣势显现,经过几十年的学习和模仿,可供低成本学习和模仿的技术和知识已经所剩无几,在既定的学习和模仿空间内,已经无法再带来生产效率的进一步提高。过高的杠杆比重催生经济泡沫,资产泡沫则扭曲了财富分配结构,降低了货币流动速度和金融运行效率,增大了经济波动风险。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力图通过持续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刺激需求。上届中央政府扩大财政投资以对冲出口下滑,提出并实施“4万亿投资”计划,对冲了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巨大冲击,在短期内将国内经济重新拉入到较高的

6、增速轨道,同时也造成了诸多问题。产能过剩程度进一步提高,全社会杠杆率迅速攀升,以地产、大宗商品和农产品为代表的资产价格泡沫高企。2015年以来,央行已5次降息降准,采取了大量的货币政策,发改委新批基建项目超过2万亿,但经济颓势难改。由于经济结构不合理,推行凯恩斯主义造成的负面效应近年来逐渐显现,刺激虚假需求导致产能过剩,过量货币投放引起通货膨胀,调整结构困难重重。目前我国经济面临的不是短期的、周期性的、外部的冲击,而是中长期的、结构性的、内部的压力。而凯恩斯政策的提出是为了解决当年美国经济大萧条面临的周期性问题的燃眉之急。从凯恩斯政策的理论基础来看,其核心着力点是需求侧。从实施效果来看,容易在

7、短期内看到成效;但从中长期来看,往往会造成债务增加、产能过剩乃至增速下滑的局面。采用凯恩斯政策刺激市场需求,其经济增速在经历了短期恢复之后,很容易再次进入下滑、甚至是滞胀状态,加快经济转型刻不容缓,供给学派的理论与政策主张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二、供给侧的经济学原理供给经济学,诞生于19世纪初,代表人物有萨伊、罗伯特孟德尔、阿瑟拉弗、万尼斯基、诺尔曼图尔和保罗罗伯茨。重要理论包括萨伊定律、巴萨效应(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和拉弗曲线。供给学派相信市场经济的自动调节机制,反对国家干预经济;主张供给管理,反对凯恩斯主义刺激总需求的政策。(1)萨伊定律诞生于19世纪初的“萨依定律”核心思想是供给创造自己

8、的需求,认为经济一般不会发生任何生产过剩的危机,更不可能出现就业不足,因为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只要市场是有效的,企业家是理性的,就不会创造“无效供给”(产能过剩)。萨伊的逻辑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者生产的目的是与其他生产者进行交换,以获得自己需要的产品来消费,要想换回自己需要的产品,就要使自己生产的产品满足别人的需求,只要市场上有供给,就自动存在一种相应的需求。因此,处在社会分工体系的各个生产者,都既是供给者,同时也是需求者。定律强调市场能够自动出清,生产只是手段,消费才是目的。(2)巴萨效应1964年被首次提出的巴萨效应(即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是指,在经济增长率越高的国家,工资实际增长

9、率也越高,实际汇率的上升也越快的现象。当贸易产品部门(制造业)生产效率迅速提高时,该部门的工资增长率也会提高。国内无论哪个产业,工资水平都有平均化的趋势,所以尽管非贸易部门(服务业)生产效率提高并不大,但是其他行业工资也会以大致相同的比例上涨。(3)拉弗曲线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拉弗曲线”描绘了政府的税收收入与税率之间的关系。该曲线表明,政府税收额随着税率的升高呈倒U型变化,当税率为0时,政府税收额为0,随着税率的升高,政府税收额一开始是增加的,但当税率升高到一定值时,高税率削弱人们投资和消费的积极性,从而削弱税基,导致税收额下降.当税率为100%时,生产活动停止,政府税收额为0。其基本含义

10、是,税收并不是随着税率的增高在增高,当税率高过一定点后,税收的总额不仅不会增加,反而还会下降。决定税收的因素,不仅要看税率的高低,也要看征税的基础即经济主体收入的大小。过高的税率会削弱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积极性,当税收达到100%时,企业只有微利甚至无利,就会造成无人愿意投资和工作,政府税收也将降为零。供给学派的学者相信,减税可以激发人们更加勤奋地工作和刺激企业多投资,增加有效供给,从而可以增加就业量,促进经济增长。虽然税率降低,但政府税收因税基扩大反而可能增加。为保证减税效果,供给学派在货币政策上主张稳定币值,极力反对通货膨胀。三、供给侧改革的国际经验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面临高通胀和高失

11、业的滞胀困扰。1980年底,美国通胀率高达13.5%、失业率达7.2%,经济增长率仅为-0.2%,深陷“滞胀”泥淖。同时美国经济也存在诸多结构性问题,个人所得税的边际税率最高达70%,企业所得税率高达46%,抑制了私人部门投资和生产的热情。时任美国总统里根采纳了供给学派的代表人物阿瑟&拉弗的经济主张,拉弗也因此跻身里根总统经济顾问行列。开始奉行供给学派和货币主义的主张,提出“经济复兴计划”,主要措施包括:(1)税率降低提高居民收入,推动企业投资。里根上台后即开始全面降低税率,将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从70%降到28%,企业所得税从46%降至33%,同时允许企业加速折旧,对企业投资给予税收优惠。

12、此外,还降低非劳动收入税率,1981年将资本收益税率从28%降至20%,1982年将个人利息、红利等非劳动收入最高税率从70%降低至50%。这些减税政策使得企业有效税率大幅下降。对于企业而言,通过降低固定资产成本、税收优惠等多种途径提高了盈利水平,也提高了企业投资意愿;对于个人而言,一方面,个税降低提高了可支配收入,增加了劳动供给意愿,另一方面,财产性收入赋税降低,提高了居民投资意愿,较好的投资回报带来的财富效应,又推动消费上行。(2)放松行政管制和推行私有化改革,减少政府对经济干预。里根上台前后美国政府就已开始放松对部分行业的管制,集中在航空、交通运输、铁路、天然气等行业。80年代后,在有线

13、电视、银行、通讯等服务业也引入竞争和重组,放宽市场准入。随着竞争程度的提高,企业经营效率提升,也带动生产率大幅提高。1982年以后,美国产能利用率开始稳步提升,带动企业盈利增长。里根经济学发挥了预期的效果,美国摆脱了滞胀的泥淖。80年代中后期,美国经济增长率从70年代的6%回落到3.5%左右,但是诸如实际GDP、工业生产、就业增长、失业率等周期性宏观指标的波动率却明显下降。由于经济预期稳定,私人主体能够较好地规划消费、安排投资活动,使得增长更有质量。但与此同时也提高了美国的赤字率,增加了政府债务。四、我国供给侧改革措施(1)继续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以价格机制引导产业结构进一步处理好市场和政府

14、之间的关系,因为资源配置效率的高低,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制度问题,而最大的制度问题,就是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两者之间在经济发展中的相互关系。因此要认真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指明的方向,切实让市场发挥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政府应当彻底改变长期奉行的干预主义,将自身的经济责任则严格限定在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以及为市场运作提供良好的制度保证上。目前我国一般竞争性商品市场、资本市场等领域都存在一定的行政垄断或价格管制,价格不能反映市场上真实的供求信息,使经济结构调整举步维艰。政府要进一步简政放权,正如李克强总理指出的“把该放的权力放开、放到位,把该管的事情管好、管到位”。进一步完善市场,充分发挥价

15、格机制的自动调节作用,让不反映市场需求的无效供给退出市场,符合市场需求的新供给不断涌现,促进产业结构调整。(2)“国退民进”刘明康(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前银监会主席)认为“在告别了高速增长阶段后,中国经济是会顺利完成换挡,进入稳定增长的“新常态”,还是会出现断崖式下滑”取决于“我国是否能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提升”。所谓“全要素生产率”即是根据新古典索洛增长模型得出的“索洛余值”,指扣除各类要素(如资本、劳动等)投入的贡献后,所不能解释的产出,而正是这不能解释的“全要素生产率”才是“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刘明康认为“提升TFP(全要素生产率)的源泉有两个,一是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二是

16、技术的进步”,所以应通过优化产业内部资源配置来提高TFP,具体而言就是在不少产业,清除掉那些效率低、绩效差,本应退出市场的国有企业却应能借助政策以更低价格获取资源而持续经营的国企;并相应扶持效率高、绩效好的非国有企业。(3)减少税收减少税收刺激生产是供应学派的理论精髓。供给学派主张降低边际税率,把利润留给企业,以企业为主体进行投资。供给学派刺激生产的办法是政府让利于民,激发市场活力,让企业以市场为导向进行自主投资。企业投资比政府投资更容易符合市场需求,能增加有效供给,抑制无效供给。虽然近年来我国出台了一些结构性减税措施,但除“营改增“动作较大外,其余减税效果并不明显,居民和企业的税收负担仍有待减轻,尤其是对工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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