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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财务管理财务知识文化人的经济生活指“有文教功德之人”。而这里的“文教”,还是指比较原始的“礼乐教化”,跟“武力(暴力)征战”相对。特指礼仪道德方面即政治上“立功立德”的非暴力措施,也就是“文治”;而非专门著书立说、传播知识等以文字工作为主的文化职业。后来“文人”又指君王在文化方面的专职助手。那么,到什么历史时期,“文人”才成为“读书能文之士、擅长文章之人”的通称呢?我认为是在2000年前的汉代。也就是“文人”“文士”具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构成了一种社会阶层之后。王充论衡超奇篇曰:“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曹丕与吴质书曰:“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又典论论文曰:“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古
2、代“文人”作为“士大夫”的一个部分,与“武士”“武人”相对。“文人”也就是“文士”。韩诗外传曰:“君子避三端:避文士之笔端,避武士之锋端,避辩士之舌端。”可见,文人的笔杆子,武人的刀把子(近代则进化为枪杆子),辩士的舆论巷议都是能令“君子”畏惧的厉害家伙。而这三者,历史上则都属于“士”阶层所掌握。“文人”这词条早已载入辞海和辞源之中。但是,查阅这两大部权威性的词典,都找不到“文化人”这一条目。可见近代“文化人”概念的具体来源(词源)尚待考证。许多先辈回忆,“文化人”这个称呼在20世纪30年代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就已出现,此后越来越通行。据我考证,最初正式公开使用“文化人”这一概念的,是在1936年
3、9月上海轰动一时的中国文化界为争取演剧自由宣言。这个宣言用中、英、法、俄、日、世界语六种文字同时发出,有许多中外报刊登载或报道,当时成为震惊国际的重大新闻。签名者176人,包括田汉、欧阳予倩、洪深、阳翰笙、余上沅、阿英、袁牧之、蔡楚生、史东山、冼星海、任光、章乃器、沙千里、沈西苓、蔡若虹、赵丹、白杨、金山、章泯、陈白尘、郑君里、钱俊瑞、陈荒煤、于伶、钟敬之等。这176人都是以“文化人”的身份自居的。他们中间有作家、学者、诗人、音乐家、画家、记者、大学教授、教育家、话剧和电影的编剧、导演、演员等等。这是中国“文化人”第一次以群体阵容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团结一致要求自由艺术创作的权利。这个宣言,也就
4、是中国文化人的精神独立的自白。此后,1936年11月上海电影戏剧1卷2期刊登的署名韦彧(沈端先,即夏衍)的鲁迅与电影一文,以及郑振铎在1937年10月26日所写失书记一文等等,也较早地使用了“文化人”这个概念。-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缘起(2)-附记我手边常用的汉英词典(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里面,却是同时收入“文人”和“文化人”这两个条目,然而英译文很不相同:“文人”的英译是anofletters(写文章的人),而“文化人”的英译是Culturalworker(文化工作者)。我认为这两个不同的英译名是比较贴切的。“文化人”的褒贬和价值观“文化人”即“文化工作者”这一概念的出现,标志着我国20世
5、纪30年代以来许多人文知识分子以“普通人”、“人民一分子”、“工作者”的身份,独立自主地走向社会实践,跟劳动群众相结合。从抗日战争前夕以来,许多年间,大量文章纷纷使用了“文化人”这一带有褒义的概念,表明它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同。直到今天,“文化人”一直是褒义词。与之相较,我国社会舆论自30年代以来,经常把“文人”作为贬义词来使用,跟“迂腐”、“懦弱”、“缺德”、“动摇”、“自私”、“寒酸”联系在一起。鲁迅晚年写的文人无文乃至论“文人相轻”一论、再论竟然达七论之多!有关“文人”的成语几乎没有什么好话:“文人无行”、“文人相轻”、“御用文人”、“无耻文人”、“反动文人”、“一为文人便无足观”等等。所
6、以许多人文知识分子耻于“文人”的徽号,而自称为“文化人”则好听得多了!从抗战时期以来,“文化人”成为社会上常用的话语。这个称呼显得亲切、大众化,在老百姓眼里,它不像“知识分子”那么清高甚至“脱离群众”。从抗战时期以来,“文化人”成为社会上常用的话语。许多前辈常以“文化人”为题著述、讲演,陶行知、邹韬奋都说过:“文化人依靠自己的劳动吃饭!”老舍宣告:“我是一个文化人、一个自食其力的文化工作者!”新凤霞大胆地公开向吴祖光求婚说:“我爱你是一个文化人”老前辈们回忆,许多人曾以“文化人”为主题进行过讨论。盛家伦早在40年代就指出:文化人追求真善美,是通过学问的实践追求真、通过道德的实践追求善、通过艺术
7、的实践追求美。真善美又是随时、随地、不断发展的。今天,“真”的现代基础是自由的科学研究;“善”的现代基础是自由的社会民主;“美”的现代基础是自由的个性创造。那么自由、平等、博爱的共同必须的基础又是什么呢?两个字:权和钱。通过社会民主、达到经济繁荣富足。专制暴力和奸商交易是残害、毒杀文化的刽子手。文化人只有得到“权”和“钱”的保障,才能充分发展个性,自由地创造真善美。(引自口述历史,吴祖光先生的回忆谈话)“文化人”称呼的回溯与扩充虽然“文化人”这个称呼正式出现于1936年即抗日战争前夕,但一经出现,马上就得到全国文化界广泛的认同。并且新文化界把“文化人”这个概念作历史上的回溯,延伸到五四新文化运
8、动时期。有文章谈起胡适之教授说:“他家那时在米粮库。(北京城区的)米粮库不失为一个文化人的区域。短短的一节胡同,一号住着陈垣、傅斯年,三号住着梁思成、林徽音,四号住着适之先生。”也即公认陈垣、傅斯年、梁思成、林徽音、胡适之这些五四时期的教授、学者都属于“文化人”之列。后来还有文章提到“文化人”韦君宜(生于1917年)时说道:“以她这一层次的文化人,不会不读到鲁迅早在30年代上海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会上讲的一席话。”但是这个历史上的回溯,不曾跨越到满清封建社会以前,而限于民国以来、五四以来。这就表明:从事新文化运动的“文化人”,根本不同于旧时代的“封建文人”。“文化人”这个称呼不仅有历史上的回溯延伸
9、,而且有范围上的扩大。抗战第二年,沈从文在一般或特殊中写道:许多地方“文化人”忽然加多另外给人一种意义是凡拿笔的通可称为“文化人”,社会进步、战争支持,全少不了他们。在目前,重庆或桂林、长沙或昆明,忽然有许多读书人都被称为或自称为“文化人”。文化人一多,事情就热闹起来了。“文化人”是在目前唯一有多量时间使用文字的人。(原载1939年1月22日今日评论第1卷第4期)抗战中期,解放日报刊登田家英沙漠化的愿望一文说:“今天不少必读的刊物,还出现了一大批新文化人的名字。”(原载解放日报1942年4月23日)白杨说:过去历史上所谓“文人”,民国以前必须熟读“四书五经”,通过科举考试,具备秀才、举人、进士
10、、翰林等等资格,方能进入“士大夫”阶层。民国初期的“文人”,一般是指有学问有地位的人、文史专家学者、作家教员等等。当时“从艺”或“卖艺”是被人瞧不起的。在30年代许多投身于戏剧、电影的演员、导演、美工师、词曲作者们,自己觉得学问并不高,甚至大多没有大学文凭(学位),只是从事戏剧电影美工歌曲等文化工作。所以乐意自称为“文化人”也就是“文化工作者”,而不愿叫什么“文人”。她还说:五四以来的“文化人”普遍认为,自己是有独立人格的,是要求个性解放的。“文化人”不是主上所戏弄的“倡优”。所以,必须抓紧一切时间努力学习文化,不断提高文化修养,做一个合格的“文化人”。-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缘起(3)-现代中国
11、文化人的发展中国现代文化人,其源盖出自清末民初“文士”阶层,但必须脱胎换骨、面目一新。脱“官场、商场”功利之胎,换自由平等独立之骨,从而获得现代化的新面目,以文化创造与传播为自己的历史使命(而不是像封建时代士大夫那样清谈“以天下为任”的高调)。文化创造与传播的主要阵地有三:一为以现代出版社为中心的报纸、杂志、图书等,主角是作者、编者、译者等也就是“爬格子”的文化人,对象是广大读者;二为以现代校园为中心的课堂、讲座、研究会(院所)等,主角是教授、讲师、研究员、学者等也就是从事教学、科研的文化人,对象是青少年学生(知识青年)和同行们;三为以剧场、电影银幕(近来再加上电视屏幕)为中心的表演艺术场地,
12、主角是编剧、导演、演员等文化人,也就是从事节目创作和演出的文化人,对象是广大观众。世纪上半叶,是我国现代教育事业、现代出版事业、现代表演事业逐步形成并获得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总的说来,从民国成立到抗战前夕,中国的高等学府主要集中在华北的京津地区(北大、清华、师大、燕京、北洋、南开等),其次在江南沪宁地区(震旦、复旦、圣约翰、光华等);京津的文化人大多在学校任职,也有一部分从事戏剧活动。而出版机构的大本营主要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开明书店等),其次在北京;上海的文化人大多专职或兼职写作、翻译、办报、编剧甚至“下海”粉墨登场,所以写作、教研、演出这三大方面是互相交叉融汇的。这是中
13、国现代文化人的形成期。中华民国成立的最初十几年间,北京是全国政治和文化的中心。但是在1920年以来,南北分裂、政局动荡、战乱不已,文教部门薪俸积欠多年,北京的教授们“开始逃荒”(梁实秋语);特别是1926年“三一八”惨案之后,北洋军阀对于文化人的镇压加剧。奉军入关更走极端,取消北大,将北京九所高校合并为“京师大学堂”强迫读经,还凶残地屠杀了李大钊、邵飘萍等进步人士。北京陷入恐怖时期,学者、教授、记者、编导、演员等多离京南下,转到厦门、广州、武汉、上海、南京等城市。1928年国民党政权定都南京,将北京改称“北平”;进步文化重心向南部倾斜。这是中国现代文化人的第一次大迁移。1937年月抗战爆发,国
14、共合作抗击日本侵略者。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杭州、武汉等城市相继沦陷,华北、华东等文化中心的学校、报刊社、出版社、研究所、剧团、制片厂,纷纷转入华西,主要是西南大后方的重庆、成都、昆明、桂林、贵州等地;也有一部分(西北联合大学)转入陕西、兰州等地。这加强了现代文化向西部的开发,是中国现代文化人的第二次大迁移。八年抗战期间,以西南联大(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联办)、中大、复旦、浙大等为代表的教育学术界,和以歌咏、话剧等演出活动为代表的文学艺术界等等,带动了中国文化人走向新的发展道路。而蒋介石一党专政导致的腐化堕落和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迫使文化人丢弃了对于国民党政权的幻想。1945年8月
15、抗战胜利后掀起的争民主、争自由,要求通过政治协商建立联合政府的群众运动里,中国现代文化人成为表达人民意愿、反对独裁暴行的强大社会力量,虽然人数少,但是能量大,影响深远,举世瞩目。这是中国现代文化人的普及和成熟期。文化人经济状况的重大意义自由独立的经济生活构成了自由思想与独立人格之坚强后盾和实际保障。于是,文化人方能成为启蒙运动中传播和创新现代化知识的社会中坚。我注意到,在五四运动以前,中国第一个把文化人看作劳动者脑力劳动者的自由民主先驱,第一个高呼包括文化人在内的“劳工神圣”的精神领袖,是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年月日,他在北京各界在天安门举行的“庆祝协约国胜利大会”上的演说词就是劳工神圣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呵!凡用自己的劳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业,不管他用的是体力、是脑力,都是劳工。所以农是种植的工,商是转运的工,学校职员、著述家、发明家,是教育的工,我们都是劳工。我们要自己认识劳工的价值。劳工神圣!(据北京大学日刊第号,年月日出版)蔡元培倡导的“北大精神”从环境气候方面说来是实行宽容和学术民主,提倡言论集会结社信仰自由;从个性人格方面说来是独立思考和自行其是,追求科学真理。而文化人的经济后盾、生活保障,主要来自三大方面:(一)教研收入,包括讲课、学术研究和在学校任职的薪金;(二)写作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