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讲：社会主义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第9讲：社会主义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15页珍藏版）》请在金锄头文库上搜索。
1、第9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 作者： 日期：党史知识大讲堂第九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中央党校教授 沈传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1978年到1984年，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阶段。第二个阶段就是从1984年到1988年，确立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阶段。第三个阶段大致从1989年到1992年，正式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面分三个阶段进行分析。第一个阶段，改革的最初思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时间大致从1978年到1984年，在改革开放30周年前后，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到了中国，国内外的专家对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
2、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称之为中国奇迹。当然，也有的专家把中国奇迹和东欧一些国家发展存在的状况进行了对比，说是中国奇迹与东欧困境。有国外专家说，中国走出“文革”非常轻松，好象是一场愉快的郊游。而东欧国家摆脱那样一种理性的计划经济体制，就是一场艰苦的长征。这句话说得有些片面。正确的是，东欧国家摆脱理性的计划经济体制，确实经历了一场艰苦的长征，但是中国走出“文革”，走向市场经济的道路也并非是一场郊游。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我国采取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逐渐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客观的来说有很大的优越性，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但是，这种体制也有它的弊端。第一个弊端是
3、单一公有制为基础，片面追求“一大二公”，就是规模越大越好。公有制的纯度越高越好。当年的老百姓多养几只鸡或者几只鸭都不行，片面追求纯而又纯的公有制。第二个弊端就是经济决策权集中于政府，企业没有自主权。1956年12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里面就提出，我国一些企业的经理、企业的领导人，买一台打字机或者修个厕所都需要层层上报，超过几百块钱就没有决策权，大部分决策权集中在行政机关手里。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也需要有行政部门来决定。第三个弊端就是资源配置无视市场的作用，以指令性计划为主。当年，在沈阳，一条马路隔着两个工厂，一个是沈阳电缆厂，一个是沈阳冶炼厂。电缆厂需要的铜不能从冶炼厂直
4、接买，而必须到南方去拉铜，每年光成本就多出几百万。这样做是因为电缆厂归机械部管，冶炼厂管冶金部门管，两个部门隶属的企业之间没有经济交往，所以这种计划经济带来的问题比较严重。对这种弊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有所察觉，毛泽东同志曾提出，消灭了资本主义，可以搞点资本主义，还说过价值规律是一所伟大的学校，已经意识到市场的重要性。在中共八大上，陈云同志也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主要的意思是说，不要搞纯而又纯的计划经济，给市场、给个人一点自由度。但是这些思想随着党的指导思想发生偏差，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对于计划经济体制的这种弊端的治理或者规避没有进行下去。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给人民生活带来
5、了不便。人民的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有的人工资十几年没有变化，形成了一种短缺经济。很多人都知道，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乃至七八十年代，大家手里都有一种票，干什么事都需要有票子，这种票子不是人民币，是各种布票、油票、棉票等等，出门办事都需要用票，简称“票证年代”。光有人民币还不行，必须有票才可以。去饭馆吃饭，光拿人民币买不行，还需要有粮票。所以在那种状态下，人们的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在“文革”结束的时候，全国还有2亿多人吃不饱饭。所以，在“文革”结束之后，大家对这种计划经济体制进行了深刻反思。1978年7月到9月，国家召开了一个国务院务虚会，在务虚会上，大家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提出了批评。孙冶方，我
6、国著名的经济学家，重提“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呼吁要重视市场的作用。国务院务虚会结束之后，胡乔木同志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出社会主义建设要遵循两个规律，一个是有计划按比例的规划，一个是价值规律。这篇文章发表20天之后，孙冶方同志也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说把价值规律放在第二条不合适，第一条是价值规律。这是理论界的争论。中央领导当时的观点是：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当中，谈经济方面问题时说到，要靠供求法则来解决问题，要扩大企业的自主权，显然他已认识到市场的作用；陈云同志在1979年写了计划与市场问题的提纲，在这个提纲当中就说，整个社会主义时期
7、必须有两种经济，一种是计划经济部分，一种是市场调节部分。第一部分，计划部分是主要的，第二部分是必须的，也就是市场调节部分是必须的。李先念同志对陈云同志的观点也表示认可和支持。大家都对计划经济体制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究竟如何改革经济体制呢？1980年初，国务院成立了一个体制改革办公室，简称体改办。体改办在1980年9月形成了一份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如何改的意见，题目叫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在这个初步意见里面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之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当时提商品经济的比较活跃。当然，在1980年年底1981年初的时候，我国的经济运行状况出了一些问题，物价比较高，这也是在“文革”结束
8、后，我们搞“洋跃进”带来的后果之一。但是，大家对这种问题的看法不太一致，有的矛头就指向了商品经济，这时候有四个青年向中央上书，提出要抑需求、稳物价，舍发展、求稳定，就是说要把发展的速度慢下来，要求稳定，缓改革、重调整，改革可以慢一些，重在调整。这些意见得到了中央领导的认可。陈云同志在1982年1月25日召集了部分领导人谈话，说，一年四季在于春，今天要讲的就是怎样坚持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如果说工业要以经济计划经济为主，农村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以后也要实行计划经济为主。陈云同志的谈话，第二天被人民日报发表了。经济学家组织了一个座谈会，学习陈云同志的讲话。在座谈会上，有的学者就提出，陈云同志
9、的观点非常正确。对于一些提倡商品经济的人提出了一些批评。邓小平同志在这个时候也，指出改革刚开始，还要坚持以计划经济为主，全国一盘棋。在这种状况之下，坚持商品经济的薛暮桥等人压力比较大，在相关报纸或者杂志上发表文章，说自己搞社会主义经济研究，有一些问题没有弄很清楚。主要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性质没搞清楚。而这个时候批评商品经济的观点也很多，比如在光明日报上，1982年6月26日有一篇文章就指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把计划给抽象了。如果这样就会模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区别，这一下子就把对商品经济的批判上升到了姓“社”姓“资”的问题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坚持商品经济观点的一些人，压力特别的大。在这种
10、情况之下，中共十二大也没有提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依然坚持的是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这么一种观点。按照这个思路发展下去，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改革，很难说能取得重大突破。但是，谁也没有想到的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在1982年、1983年还受到批评，1984年就进入了中央文件。下面就是第二个阶段，改革取得重大突破，明确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个阶段大致是从1984年到1988年。1984年10月20日这一天，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了。在这个全会上通过了一个文件，就是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若干决定。这个文件里对于经济体制下一步如何改革提出了重要的思想观点，其中有两个受批
11、评的观点进入了文件。一个是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计划。还有一个观点是随着经济发展的需要，要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扩大指导性计划。这些观点在80年代初期还受到批评，但是在到了1984年的时候能够进入中央文件，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是改革实践的呼唤。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我国开始全面推行改革开放，农村也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现这个制度后，农民的生活大大改善，富裕起来的农民就想搞点别的经营，比如广东有养鱼的，养的鱼多了，一个家庭或者几个人忙不过来的时候，就需要雇工，雇上十几个人。还有安徽芜湖炒瓜子的年广久，瓜子炒好了，需求特别多，需要多雇人。上世纪80年代初，雇工的现象多了，有的人认
12、为雇工就是剥削，雇的人多了就是资本家。这是改革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是市场需求带来的。有的经济学家在马克思的相关著作里面找到了一些相关的论据，说雇工不能超过8个人，超过8个人就出问题了。马克思也没有原话这样说，只是大致这样一个意思，所以当时就有“七上八下”的说法。雇七个人可以，但雇八个人就不行。对这个问题怎样来处理，怎样来对待，都需要在理论上给予解释。另外，改革的实践还有一个，就是当时大批上山下乡的知青开始返城，全国有1700多万知青要回到城市来就业，加上新生的几百万劳动力，当时我国就业形势也非常严峻。这些人不可能都由政府统一安排。所以国家就采取了广开门路、自谋职业的办法。在天安门广场边上的前门，
13、大街边上，有些人召集几个知青卖起了大碗茶，当时很便宜，2分钱一碗，收入还不错，这几个知青干得特别好。现在大碗茶公司还存在，在前门大街上。就在这种情况下，自谋职业、自谋生路，多种经营就开始出现了，个体户就开始出现了。对于这些在市场的大潮中产生出来新兴的现象的解释，也需要中央政府给予回答，这是一个改革实践的呼唤。此时的对外开放形成了一种倒逼机制。我国1980年设立了深圳、珠海、厦门、汕头四个经济特区，这些经济特区实行的和内地的一些城市的经济政策是不一样的。经济特区是实行完全的市场体制。这些特区经过几年的发展，非常的好，确实起到了窗口示范的作用。在经济特区那种体制下，经济活力相对而言比内地的城市要高
14、。所以改革开放的实践呼吁在理论上应该有所突破。第二是理论界的推动。理论界的很多人在呼吁要搞商品经济，要扩大市场，要正确处理好计划和市场的关系。这时候中国社科院受中央领导的委托写了一篇大文章，叫关于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若干思考，把商品经济的这些观点进行了深入的阐述和分析。这篇大文章交到一些老同志的手里，这些老同志返回的意见都说这篇文章写得好，关于商品经济这篇文章写得好。因此，理论界在推动中央往前走一步的决策时，也起到了一定作用。第三是中央的有力支持。随着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央对商品经济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中央非常重视十二届三中全会报告的起草工作，成立了文件起草小组。刚开始的时候，因为“计划经济为主、市
15、场调节为辅”的观点还比较有市场。但当时的中央领导希望在经济体制改革上往前走一步，适应市场的需要，适应改革实践的需要，也顺应理论界的呼声。后来调整了起草班子。在报告初稿写完以后，中央领导在中南海召开座谈会，征求各界意见。为了慎重起见，还问了一些问题，主要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在理论上能不能立得住，和宪法有没有冲突，与会的学者和理论界的专家都认为没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一位中央领导给其他常委写了一封信，主要讲了三个意思。一个意思就是在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不是市场经济；一个是在当前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的方针应该是缩小指令性计划，扩大指导性计划；第三个意思是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把社会主义经济的性质给概括得非常突出，这封信得到了其他中央领导的认可。在这一系列的改革实践的呼唤、理论界的推动，中央的决策支持下，所以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一个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史上的重要文件。在这个文件里面，就明确了社会主义经济的性质，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十二届三中全会虽然就开了短短的一天，但这一天取得了非常重大的成果。所以在第二天举行的中顾委的会议上，邓小品同志就讲，这个文件他没有写一个字，但是写得特别好。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说了一些老祖宗没有说过的一些新话，是一本新版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科书。他对这个文件的评价非常高。陈云同志也表示，这个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