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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刘笑敢-庄子 作者： 日期：刘笑敢：从庄子研究到文明反思发布时间：2011-03-24 06:21:21|时代周报|122期| 评论 (0) 2010年深秋，在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的研究室，刘笑敢先生笑谈自己的治学心得，时带独特的哲学思考。时值其20余年前的博士论文庄子哲学及其演变再版，刘先生不免感慨。刘笑敢在天津读完中小学，1968年插队落户内蒙古，1973年入读内蒙古师范学院中文系，成为“工农兵”学员。1978年，刘笑敢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师从张岱年。当时年逾七十的张岱年正迎来第二个学术春天，却已经没有精力再写比较详细的论证文章了，有人开玩笑说张岱年的晚年文章是“大纲体”。刘笑敢回应说：“张
2、先生28岁完成中国哲学大纲，多次出版计划都因战乱或社会动荡搁浅，一直到70多岁，此书才正式出版。因为社会、政治动荡，没有一个学者能够安心地在书房里研究学问一二十年。这是中国哲学发展的一个悲剧缩影。”刘笑敢自称对文学性较强的东西感兴趣，觉得庄子的思想吸引人，写博士论文时决定研究庄子哲学。1985年，刘笑敢获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他的博士论文庄子哲学及其演变出版后，影响远及海外学术界。1988年，刘笑敢赴美国访学，其间结识孟旦（Donald J. Munro）、余英时、杜维明、林毓生、张灏、傅伟勋、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唐德刚等学者。他说：“我受他们的启迪，但我
3、很少直接引用他们的东西，我重视的是一种方法的启示，一种精神的启迪。”1993年，刘笑敢赴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任教。2001年起，任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教授，后出任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由于长期在高校任教，刘笑敢对当今大学追求量化目标的“病毒”深有反思。本报记者 李怀宇 发自香港避免将现实关怀与纯学术研究混为一谈时代周报：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读书时，张岱年先生对你有什么样的学术影响？刘笑敢：张岱年先生对我的最大影响是做人做学问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机会正式学习，一有了机会，大家都憋足了劲，想好好学，自觉性很高。我们写完一章或一篇文章，都会先给他看，他来批阅。当时有一些时髦
4、的东西比如系统论、控制论，有个老师就说：“笑敢，你用系统论、控制论来研究庄子试试。”我跟张先生谈，张先生一口否决，说那条路不能走。但张先生又很开放，指导学生的方法就像一个导演。导演是不教演员怎么演戏的，张艺谋不会教巩俐怎么演秋菊或者怎么演菊豆，他让巩俐自己演，根据剧本自己发挥，不好了再来。时代周报：二十几年后重新看自己写的庄子哲学及其演变，有没有那个时代的烙印？刘笑敢：当然有啦。比如说讨论庄子是主观唯心主义还是客观唯心主义，这就是时代的烙印。关锋说：你看逍遥游，游乎四海之外，无极之野，极大地夸张了主观精神的功能，这不是主观唯心主义吗？！但主观唯心主义在西方的本意是怀疑人的认识能力，限制人的认识
5、能力。人没有能力感觉和认识经验以外的世界，比如说我认识你是通过眼睛看，耳朵听。但是在眼睛能看，耳朵能听，鼻子能闻，用手能摸得到的以外还有什么？有两种回答，一种是不知道有没有，一种是知道有、但无法认识那个彼岸世界。这就是主观唯心主义或者是不可知论。这和庄子思想显然不同。当时冯友兰也讲庄子是主观唯心主义，我感到很奇怪，我就去问冯先生，他说：“照你这样讲，庄子不是主观唯心主义，王阳明也不是主观唯心主义，中国没有主观唯心主义。”我从主观唯心主义概念的来源出发，认识到当时讲的主观唯心主义不是西方哲学的概念，也不是我们自创的术语，而是望文生义的误解的产物。时代周报：晚清以来，中国在引进西方观念时常常有望文
6、生义的误会。刘笑敢：一百多年来，我们一直缺少专心、专门、专精的学术研究，都是拿来就用，不问就里。比如，我们现在都说封建主义如何，要反秦始皇以来的封建。反封建的口号是陈独秀从日本搬回来的。日本是真的反封建，明治维新以前，权力分散在各地将军幕府那里，是分封制或封建制，天皇要把权力收回来，所以要反封建。陈独秀照搬日本做法，也到中国来反封建。但他针对的所谓中国的封建跟欧洲、日本以及西周所讲的封邦建国，都是相反的。欧洲中世纪是封建制，有很多诸侯城邦，而中国自秦始皇以来主要是皇权，是集权制不是封建制。我们常常在很多基本常识、基本概念上闹笑话，不求甚解。这一点我很不满意。你可以改造古代的、西方的概念，但不能
7、不求甚解地大发议论。时代周报：当年研究庄子的时候，有没有投注你对现实世界的关怀？刘笑敢：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有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对国家、对民族含有一种关切，但是这种关切不能变为影射史学。对古代思想的理解虽然没有一个客观的唯一的必然结论，但是还要尽可能客观地研究它，这是做学术、做研究的基本路向。你要借庄子思想建立自己对21世纪华人社会，或者对人类社会有意义的一种理论，当然可以；但是这和狭义的学术研究不是一回事，不要混起来。如果想为21世纪的华人社会提出一个有价值的精神指向，为什么非得局限在庄子里面呢？我讲过一个“道家与现代人生”的课，一个学生就建议我写一本书，讲道家的生态学理论。但如果我关心的是
8、生态问题，为什么要把自己限制在道家里面？我近几年就强调要提高学术研究的目的、方法和标准的自觉性，避免将现实关怀与纯学术研究混为一谈，两头不就。于丹的讲法，就像在大树底下老奶奶给小孩讲故事时代周报：你在北大念书的时候，怎么看陈鼓应先生的老庄研究？刘笑敢：我的路数跟他接近，但不完全一样。前两年在北大开杜维明组织的中印学者对话研讨会，我讲到老子的自然有总体的关怀，不是个体的自然，他不赞成。他说王弼讲自然就是个体自然。王弼是这样讲的，但是在王弼之前没有人这样讲，老子那个时代也并没有自然本性这种概念。就像有人通过朱熹的四书集注看论语，其实看到的是朱熹讲的论语，我研究老子，就尽可能先不看王弼的注，直接去看
9、老子，所以我看到的老子跟牟宗三等人通过王弼所看到的老子很不一样。时代周报：近年讲庄子，最有名的要算于丹了，你有没有看过她的东西？刘笑敢：翻过。她说她讲的是自己的心得我不知道她是不是用过“诠释”的说法。在我看来，“诠释”是比较严肃的字眼但是她讲心得，那就没话说啦。于丹很聪明。她不做研究。于丹对普及庄子是有贡献的。不过，这里面会有一种误导。于丹是北师大教授，在中央台讲庄子，会让人误会这就是专家所讲的庄子。这种误会不一定是于丹本人的过错，也许普通听众对学术研究和普及性演讲的区别没有概念。于丹的讲法就像传统社会里，在大树底下，老爷爷老奶奶给小孩子讲故事一样，是一种文化传承，是必要的，对小孩有好处。但是
10、，小孩在村里听来的故事有几句是可靠的？没有，随便讲，大家听得高兴：哦，有个三国志，哦，有个红楼梦，哦，有个庄子。文化传承是复杂的，不能要求民间的文化传承都达到学术研究的境地。问题在于我们华人社会现代学术制度尚未健全，什么是严肃的学术研究，什么是普通的学术推广，什么是通俗文化，似乎没有分工。办社会科学杂志，都想扩大发行量，都想有更多的读者，迁就读者数量，迁就现实需要这样一来，学术水准就很难把握了。在美国，纯学术就是纯学术，全世界有5个内行认为你好，你就是好的。中国哲学代表民族文化和生命导师时代周报：到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访学，对你的学术研究有什么新的影响？刘笑敢：影响很多，一言难尽。其中之一是
11、美国的经历加深了我对中国哲学研究之困难的理解。我在哈佛主要是在哈佛燕京学社，和东亚系在一起，我去的时候，韩南是社长，后来杜维明当社长，跟我联系比较多。我跟哈佛的学者交流，向他们请教，怎么研究中国哲学：要有新意，又不能胡说八道。有人故意标新立异，借一个其他的理论，往上一套，新的东西就出来了；或者根据现实感受重新解释古代经典，好像很简单，很实用，但不够严肃，根据不足，论证不足。受东亚系的影响，我更重视文本，重视历史，重视学术的严谨。杜维明跟宗教系比较密切，我受他的影响，也感到中国的“孔孟老庄”又像哲学又不像哲学，又像宗教又不是宗教。所以我后来讲“反向格意”的困难之处：把“孔孟老庄”定义为宗教，很多
12、人不赞成，把它定义为哲学，又有很多人不赞成。可是在美国，哲学系讲“孔孟老庄”，宗教系也讲，东亚系也讲，历史系也可能讲，甚至政治系都有可能讲。可是只有一个“孔孟老庄”啊！我更希望看到“孔孟老庄”真实的全貌。也许我做不到，但这个愿望是正常的，不能放弃。时代周报：现在西方学术界是怎么研究中国古代哲学经典的？刘笑敢：西方很复杂，有东亚系的研究，有宗教系的研究，有历史系的研究，也有哲学系的研究。随便举例，密西根大学有一位Doanld J. Munro, 中文名叫孟旦，一方面是英文姓名的谐音，一方面取自孟子和周公旦。他提出一个观点是我们中国人都没有注意的。他说中国人有一种天生平等的观念。人生下来是平等的，
13、人的自然本性是平等的，所以人人可以为尧舜，人人可以成佛，人人可以成仙，可是后来为什么不平等呢？因为后来的道德行为、后来的努力不一样了，所以他说中国人有先天平等的观念即描述意义上的平等，而不是价值意义上的平等，这是我们自己没有意识到的。仔细想一下，孟旦是对的，孟旦做得很扎实。可能现在有人会觉得这种做法太古老，实际上这种做法现在很难学习了。中国哲学严格来说不是一门学科，作为现代学科的中国哲学尚未成熟。就像“国学”是一种领域，还不是一门学科一样。除了学术含义，中国哲学还代表民族文化和生命导师。20世纪初，中国的大学开始有文科系，有人主张不要哲学系。后来蔡元培说必须要有哲学，这个哲学是从西方哲学搬过来
14、的，胡适、冯友兰都是借助西方的哲学眼光来看中国的“孔孟老庄”，借助西方的哲学概念、理论框架来重新整理中国的儒释道，这就叫中国哲学了。可是，这个做法是不是最好的做法？还有没有其他做法？不同做法之间有什么关系？这个学科主流应该是怎么样的？是以探究中国古代为主，还是以建构21世纪新的哲学理论为主？这没人讨论。什么观点都有人讲，但是缺少认真的、直接的讨论。现在的学术界，各讲各的话，反正能发表论文，能在年终统计的时候有多少篇论文统计出来就行了，至于这些论文有几个人看、看了之后有没有影响，就没有人管了。所以，我的比喻是：现在写学术论文就是在放气球，写一篇论文就是放一个气球上天。有几个人看见？在哪破了？没有
15、人关心。教育“病毒”与量化管理时代周报：在21世纪，中国还有可能产生哲学家吗？刘笑敢：不容易。不光是产生哲学家不容易，产生什么家都不容易了。太浮躁，太急功近利。谁还能潜心研究学术？学术研究是要潜心、专心、安心地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地做下去的，可能有些路子不出成果，可能有些路子会出意外的成果。现在的评审和经费拨款的制度，等于说还没有做就要保证效果，而且要的是快速效果。出什么家都难，教育家也没有了。大学校长都变成行政官员了，都要服从教育部的安排，他还有自己的教育理念吗？他的理念能坚持、能贯彻吗？现在亚洲似乎跟国际形势跟得很紧。哈佛大学、耶鲁大学都有自己深厚的传统，但我们学的不是他们的传统，我们学的是最时髦的管理方法，可是这些方法不是他们的主要优点。无止境地追求量化指标、经费数量、学生数量、博士数量、论文数量、得奖数量，越来越表面化、功利化，我把这叫做一种病毒。这种病毒是从西方来的，但是西方人自身抵抗力强，很多大学有二三百、三四百年的历史，比国家的历史还久，政府不干涉，捐款人不干涉，能够发展保留各自的特色和传统，所以西方大学有抵抗力，生病较慢、较轻。我在新加坡、中国香港、大陆都待过，也去过中国台湾、马来西亚访问、兼职，我觉得亚洲地区的大学发展都属于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