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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刘笑敢-庄子 作者: 日期:刘笑敢:从庄子研究到文明反思发布时间:2011-03-24 06:21:21|时代周报|122期| 评论 (0) 2010年深秋,在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的研究室,刘笑敢先生笑谈自己的治学心得,时带独特的哲学思考。时值其20余年前的博士论文庄子哲学及其演变再版,刘先生不免感慨。刘笑敢在天津读完中小学,1968年插队落户内蒙古,1973年入读内蒙古师范学院中文系,成为“工农兵”学员。1978年,刘笑敢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师从张岱年。当时年逾七十的张岱年正迎来第二个学术春天,却已经没有精力再写比较详细的论证文章了,有人开玩笑说张岱年的晚年文章是“大纲体”。刘笑敢回应说:“张
2、先生28岁完成中国哲学大纲,多次出版计划都因战乱或社会动荡搁浅,一直到70多岁,此书才正式出版。因为社会、政治动荡,没有一个学者能够安心地在书房里研究学问一二十年。这是中国哲学发展的一个悲剧缩影。”刘笑敢自称对文学性较强的东西感兴趣,觉得庄子的思想吸引人,写博士论文时决定研究庄子哲学。1985年,刘笑敢获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他的博士论文庄子哲学及其演变出版后,影响远及海外学术界。1988年,刘笑敢赴美国访学,其间结识孟旦(Donald J. Munro)、余英时、杜维明、林毓生、张灏、傅伟勋、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唐德刚等学者。他说:“我受他们的启迪,但我
3、很少直接引用他们的东西,我重视的是一种方法的启示,一种精神的启迪。”1993年,刘笑敢赴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任教。2001年起,任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教授,后出任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由于长期在高校任教,刘笑敢对当今大学追求量化目标的“病毒”深有反思。本报记者 李怀宇 发自香港避免将现实关怀与纯学术研究混为一谈时代周报: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读书时,张岱年先生对你有什么样的学术影响?刘笑敢:张岱年先生对我的最大影响是做人做学问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机会正式学习,一有了机会,大家都憋足了劲,想好好学,自觉性很高。我们写完一章或一篇文章,都会先给他看,他来批阅。当时有一些时髦
4、的东西比如系统论、控制论,有个老师就说:“笑敢,你用系统论、控制论来研究庄子试试。”我跟张先生谈,张先生一口否决,说那条路不能走。但张先生又很开放,指导学生的方法就像一个导演。导演是不教演员怎么演戏的,张艺谋不会教巩俐怎么演秋菊或者怎么演菊豆,他让巩俐自己演,根据剧本自己发挥,不好了再来。时代周报:二十几年后重新看自己写的庄子哲学及其演变,有没有那个时代的烙印?刘笑敢:当然有啦。比如说讨论庄子是主观唯心主义还是客观唯心主义,这就是时代的烙印。关锋说:你看逍遥游,游乎四海之外,无极之野,极大地夸张了主观精神的功能,这不是主观唯心主义吗?!但主观唯心主义在西方的本意是怀疑人的认识能力,限制人的认识
5、能力。人没有能力感觉和认识经验以外的世界,比如说我认识你是通过眼睛看,耳朵听。但是在眼睛能看,耳朵能听,鼻子能闻,用手能摸得到的以外还有什么?有两种回答,一种是不知道有没有,一种是知道有、但无法认识那个彼岸世界。这就是主观唯心主义或者是不可知论。这和庄子思想显然不同。当时冯友兰也讲庄子是主观唯心主义,我感到很奇怪,我就去问冯先生,他说:“照你这样讲,庄子不是主观唯心主义,王阳明也不是主观唯心主义,中国没有主观唯心主义。”我从主观唯心主义概念的来源出发,认识到当时讲的主观唯心主义不是西方哲学的概念,也不是我们自创的术语,而是望文生义的误解的产物。时代周报:晚清以来,中国在引进西方观念时常常有望文
6、生义的误会。刘笑敢:一百多年来,我们一直缺少专心、专门、专精的学术研究,都是拿来就用,不问就里。比如,我们现在都说封建主义如何,要反秦始皇以来的封建。反封建的口号是陈独秀从日本搬回来的。日本是真的反封建,明治维新以前,权力分散在各地将军幕府那里,是分封制或封建制,天皇要把权力收回来,所以要反封建。陈独秀照搬日本做法,也到中国来反封建。但他针对的所谓中国的封建跟欧洲、日本以及西周所讲的封邦建国,都是相反的。欧洲中世纪是封建制,有很多诸侯城邦,而中国自秦始皇以来主要是皇权,是集权制不是封建制。我们常常在很多基本常识、基本概念上闹笑话,不求甚解。这一点我很不满意。你可以改造古代的、西方的概念,但不能
7、不求甚解地大发议论。时代周报:当年研究庄子的时候,有没有投注你对现实世界的关怀?刘笑敢: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有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对国家、对民族含有一种关切,但是这种关切不能变为影射史学。对古代思想的理解虽然没有一个客观的唯一的必然结论,但是还要尽可能客观地研究它,这是做学术、做研究的基本路向。你要借庄子思想建立自己对21世纪华人社会,或者对人类社会有意义的一种理论,当然可以;但是这和狭义的学术研究不是一回事,不要混起来。如果想为21世纪的华人社会提出一个有价值的精神指向,为什么非得局限在庄子里面呢?我讲过一个“道家与现代人生”的课,一个学生就建议我写一本书,讲道家的生态学理论。但如果我关心的是
8、生态问题,为什么要把自己限制在道家里面?我近几年就强调要提高学术研究的目的、方法和标准的自觉性,避免将现实关怀与纯学术研究混为一谈,两头不就。于丹的讲法,就像在大树底下老奶奶给小孩讲故事时代周报:你在北大念书的时候,怎么看陈鼓应先生的老庄研究?刘笑敢:我的路数跟他接近,但不完全一样。前两年在北大开杜维明组织的中印学者对话研讨会,我讲到老子的自然有总体的关怀,不是个体的自然,他不赞成。他说王弼讲自然就是个体自然。王弼是这样讲的,但是在王弼之前没有人这样讲,老子那个时代也并没有自然本性这种概念。就像有人通过朱熹的四书集注看论语,其实看到的是朱熹讲的论语,我研究老子,就尽可能先不看王弼的注,直接去看
9、老子,所以我看到的老子跟牟宗三等人通过王弼所看到的老子很不一样。时代周报:近年讲庄子,最有名的要算于丹了,你有没有看过她的东西?刘笑敢:翻过。她说她讲的是自己的心得我不知道她是不是用过“诠释”的说法。在我看来,“诠释”是比较严肃的字眼但是她讲心得,那就没话说啦。于丹很聪明。她不做研究。于丹对普及庄子是有贡献的。不过,这里面会有一种误导。于丹是北师大教授,在中央台讲庄子,会让人误会这就是专家所讲的庄子。这种误会不一定是于丹本人的过错,也许普通听众对学术研究和普及性演讲的区别没有概念。于丹的讲法就像传统社会里,在大树底下,老爷爷老奶奶给小孩子讲故事一样,是一种文化传承,是必要的,对小孩有好处。但是
10、,小孩在村里听来的故事有几句是可靠的?没有,随便讲,大家听得高兴:哦,有个三国志,哦,有个红楼梦,哦,有个庄子。文化传承是复杂的,不能要求民间的文化传承都达到学术研究的境地。问题在于我们华人社会现代学术制度尚未健全,什么是严肃的学术研究,什么是普通的学术推广,什么是通俗文化,似乎没有分工。办社会科学杂志,都想扩大发行量,都想有更多的读者,迁就读者数量,迁就现实需要这样一来,学术水准就很难把握了。在美国,纯学术就是纯学术,全世界有5个内行认为你好,你就是好的。中国哲学代表民族文化和生命导师时代周报:到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访学,对你的学术研究有什么新的影响?刘笑敢:影响很多,一言难尽。其中之一是
11、美国的经历加深了我对中国哲学研究之困难的理解。我在哈佛主要是在哈佛燕京学社,和东亚系在一起,我去的时候,韩南是社长,后来杜维明当社长,跟我联系比较多。我跟哈佛的学者交流,向他们请教,怎么研究中国哲学:要有新意,又不能胡说八道。有人故意标新立异,借一个其他的理论,往上一套,新的东西就出来了;或者根据现实感受重新解释古代经典,好像很简单,很实用,但不够严肃,根据不足,论证不足。受东亚系的影响,我更重视文本,重视历史,重视学术的严谨。杜维明跟宗教系比较密切,我受他的影响,也感到中国的“孔孟老庄”又像哲学又不像哲学,又像宗教又不是宗教。所以我后来讲“反向格意”的困难之处:把“孔孟老庄”定义为宗教,很多
12、人不赞成,把它定义为哲学,又有很多人不赞成。可是在美国,哲学系讲“孔孟老庄”,宗教系也讲,东亚系也讲,历史系也可能讲,甚至政治系都有可能讲。可是只有一个“孔孟老庄”啊!我更希望看到“孔孟老庄”真实的全貌。也许我做不到,但这个愿望是正常的,不能放弃。时代周报:现在西方学术界是怎么研究中国古代哲学经典的?刘笑敢:西方很复杂,有东亚系的研究,有宗教系的研究,有历史系的研究,也有哲学系的研究。随便举例,密西根大学有一位Doanld J. Munro, 中文名叫孟旦,一方面是英文姓名的谐音,一方面取自孟子和周公旦。他提出一个观点是我们中国人都没有注意的。他说中国人有一种天生平等的观念。人生下来是平等的,
13、人的自然本性是平等的,所以人人可以为尧舜,人人可以成佛,人人可以成仙,可是后来为什么不平等呢?因为后来的道德行为、后来的努力不一样了,所以他说中国人有先天平等的观念即描述意义上的平等,而不是价值意义上的平等,这是我们自己没有意识到的。仔细想一下,孟旦是对的,孟旦做得很扎实。可能现在有人会觉得这种做法太古老,实际上这种做法现在很难学习了。中国哲学严格来说不是一门学科,作为现代学科的中国哲学尚未成熟。就像“国学”是一种领域,还不是一门学科一样。除了学术含义,中国哲学还代表民族文化和生命导师。20世纪初,中国的大学开始有文科系,有人主张不要哲学系。后来蔡元培说必须要有哲学,这个哲学是从西方哲学搬过来
14、的,胡适、冯友兰都是借助西方的哲学眼光来看中国的“孔孟老庄”,借助西方的哲学概念、理论框架来重新整理中国的儒释道,这就叫中国哲学了。可是,这个做法是不是最好的做法?还有没有其他做法?不同做法之间有什么关系?这个学科主流应该是怎么样的?是以探究中国古代为主,还是以建构21世纪新的哲学理论为主?这没人讨论。什么观点都有人讲,但是缺少认真的、直接的讨论。现在的学术界,各讲各的话,反正能发表论文,能在年终统计的时候有多少篇论文统计出来就行了,至于这些论文有几个人看、看了之后有没有影响,就没有人管了。所以,我的比喻是:现在写学术论文就是在放气球,写一篇论文就是放一个气球上天。有几个人看见?在哪破了?没有
15、人关心。教育“病毒”与量化管理时代周报:在21世纪,中国还有可能产生哲学家吗?刘笑敢:不容易。不光是产生哲学家不容易,产生什么家都不容易了。太浮躁,太急功近利。谁还能潜心研究学术?学术研究是要潜心、专心、安心地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地做下去的,可能有些路子不出成果,可能有些路子会出意外的成果。现在的评审和经费拨款的制度,等于说还没有做就要保证效果,而且要的是快速效果。出什么家都难,教育家也没有了。大学校长都变成行政官员了,都要服从教育部的安排,他还有自己的教育理念吗?他的理念能坚持、能贯彻吗?现在亚洲似乎跟国际形势跟得很紧。哈佛大学、耶鲁大学都有自己深厚的传统,但我们学的不是他们的传统,我们学的是最时髦的管理方法,可是这些方法不是他们的主要优点。无止境地追求量化指标、经费数量、学生数量、博士数量、论文数量、得奖数量,越来越表面化、功利化,我把这叫做一种病毒。这种病毒是从西方来的,但是西方人自身抵抗力强,很多大学有二三百、三四百年的历史,比国家的历史还久,政府不干涉,捐款人不干涉,能够发展保留各自的特色和传统,所以西方大学有抵抗力,生病较慢、较轻。我在新加坡、中国香港、大陆都待过,也去过中国台湾、马来西亚访问、兼职,我觉得亚洲地区的大学发展都属于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