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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两个龙头 给北京和上海的发展建议,简述,中国对经济增长的源泉有充分的理解，并用于政策目的，在19782008年间GDP平均达到10%。 中国三大工业区，以北京为枢纽的渤海地区、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以广州和深圳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自1985年以来，平均增长率远高于11%。 北京和上海以及少数其他城市地区的表现将决定中国未来几十年的经济命运和创新能力。 北京和上海都渴望保持较高的增长率，两市政府都认为服务业应该为未来的增长作出远大于当前的贡献。 两市政府渴望培育创新能力以增强现有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竞争力和生产力，刺激新产业出现，这些产业提供可占领全球市场并获利的产品，为此政府都强调高校和研发的作
2、用。 北京和上海两个城市的区别在于，北京的经济、建筑和空间特征受到中央政府庞大行政机构存在的影响。,北京和上海的战略是不同的,北京和上海迄今为止遵循的轨道和它们的经济结构建议它们采取不同的未来战略以及非常差异化的目标。 上海需要采取一种更重视生产复杂资本货物和高科技部件的制造业战略，依靠商业，尤其是金融服务业作为主要增长动力的迫切要求应该得到缓和，同时不会减少更发达的上海金融业能对上海城市区域和整个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表现作出的贡献。 北京拥有庞大的政府部门、迅速发展的信息技术产业以及庞大的科研基础设施，因此北京的战略应注重高科技和创意产业，支持商业服务以及一些构成政府部门并与政府机构运行相匹
3、配的行业。 高科技产业虽然很有吸引力，但可能无法带来增长、利润和就业，同时还会吸收大量资金，创意产业所增加的价值可能不确定，并仅带来少量高薪岗位，而政府部门的需求来源可以平衡这些风险。（如华盛顿地区的联邦调研机构促进了产业多样化） 北京和上海都该追求平衡的经济结构，令制造业继续在GDP中占有很大比重。鼓励生命科学、新材料和电子产品的发展，但是要意识到这些领域产品研发与交付使用的间隔很长，可能无法带来大额利润或就业，中期内对GDP的增长贡献不会太大，多行业战略更有可能带来均衡的持续增长，吸引多样的城镇人口。,创新的价值,创新有望引入新产品和服务，这些产品和服务的盈利能力随着全球化而提升，这能带来
4、生产力的提高，能通过扩大选择范围并提供更优的价值而增加消费者福利。 国家市场融合和全球化提高了创新所能带来的回报，如果创新能系统化，并被制造商和服务提供商有效利用，那么它将补充并明显扩大投资收益，也能放大城市劳动力的素质逐步提高所带来的好处。 创新型城市的建设，没有捷径可走，各种有利于创新的思想都有可能在某些城市环境中繁荣发展。其中包括：熟练工人的弹性供给、某些种类的机构和设施、在技术变革方面的潜力高于平均水平的经济活动。最为重要的是培育一种既能强化现有增长产业，又能通过引入可能成为未来主要部门的新领域而激励“创造性破坏”的新文化。 创新型经济体取决于何种行业在城市中繁荣发展，取决于主要企业的
5、竞争战略，取决于高科技行业中新加入者的进入。创新型经济体还依赖主要高校的质量以及它们对城市的知识文化作出贡献的方式（除力求吸引人才外，将教学和基础研究视为首要任务，带来商业应用的下游研究应向发达国家那样处在次要位置）。,建设创新型城市,北京和上海的创新性将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它们对思想和人才的开放程度以及宜居性，这将有助于吸引并留住技能娴熟、富有创业精神的流动知识型工人。 影响创新性的因素还有，城市成为全球中心的知识龙头，拥有独特的眼光和战略计划。 建设世界城市需要界定宜居性和文化资本，强调紧凑和不断变化的多用途街区，重视娱乐设施，尽可能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新的中期发展战略应包括三个短期目标：
6、第一，上海目前和未来的比较优势在于复杂资本货物和高科技零部件，因此需要保存这些领域，并使其更具竞争力，这需要相关企业获得资源度过衰退，维持提升能力的投资，并增强技术能力。 第二，选择性地从正在遭遇倒闭的外国企业那里获得生产、研发和知识产权相关资产，以及隐性知识和品牌。 第三，将资源从比较优势正在消失的工业部门转移至其他更有前途的部门，加大培训一些部门释放的人力资产，以能被吸收至其他领域。,大城市的优势来自规模和工业多样性,规模和工业多样性是规模经济和城市化经济的来源，包括： 若干制造业子部门的竞争力； 商业服务业的出现； 人力资本加强、研发增加、高科技领域的外国直接投资以及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所
7、带来的技术能力扩大； 来自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增加创新需求）； 大城市是一个新的独特空间形式、互相连通性以及内部连贯性，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生产单位、一个单一劳动力市场和一个特定的权力体系。,金融和商业服务业是否被强调过了,上海的金融区、北京的金融街，效仿其他全球城市中心商业区的土地使用模式。二市都在追求提高金融业和商业服务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重要性的战略。 在美国银行以及证券和经济公司在纽约华尔街的聚集程度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在下降，取而代之的是住宅楼和零售店，提供可能更适合现代城市的平衡使用结构。 给予金融业特殊优待可能从更长远来看对一个大城市而言是一项代价高昂的选择。,高增长战略,将科技升级和创
8、新置于显著地位的高增长战略可能与北京和上海目前的战略不同。 第一，单行业的、以服务业为基础的经济体增长缓慢，因为它们从行业内生产率提高和创新中获益更少。 第二，生产复杂资本货物、电子设备和精密零件的制造业更加强调研发，能带来更多的创新，更加以出口为导向，拥有不间断的生产率提高记录，由于高的进入门槛，这些行业更容易保持已经拥有的竞争力。 第三，工业城市能为中产业阶级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与服务业占主导地位的城市相比往往收入分配更加均等。 第四，拥有与工业有关的世界级高等教育和科研基础设施的城市更具创新能力，更能重塑经济。,教育和医疗的重要性,对于北京和上海而言，教育和医疗服务可以作为两个重要的科研
9、以及工业高科技集群的基础。波士顿和旧金山的经验表明，高等教育和医疗服务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它们可以带来可观的盈利； 带动对其他商业服务的需求； 能成为主要的出口领域； 能带来重要的意外创新； 能吸引新企业进入。 医疗卫生行业与许多制造业都有关联，比如制药、设备制造、植入体制造、高科技电子仪器和其他IT服务提供商。该行业除了为城市人口提供直接社会福利以外，还可以提供就业机会，提高附加值，进行不同水平的创新、出口服务和推出复杂产品。为经济增长创造新的动力，并拥有长期的发展潜力。,解释中国成功的七个原因,第一，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工业化“大推进”为制造业打下了基础，使得城市工业部门涌现了由管理人员
10、、技术人员和工人组成的劳动力大军。 第二，早期积聚的工业能力对于利用从起始于1979年，并在1994年之后开始加速的向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进行的开放而获取收益至关重要。 第三，生产能力和物质基础设施方面的大量国内投资补充了外国直接投资的不足，带来了若干重大好处，增加了“资本劳动比率”，引入了以资本设备为表现形式的新技术。增加了中国工业的竞争优势。 第四，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国有部门的改革，减少了国有企业的比重，提升了其竞争力，使得人力、物力和财力更有效配置，生产率提高。 第五，全民教育、提高小学入学率为70年代磨、80年代初的初级工业化提供了具备必须基本技能的劳动力大军，80年代后期中等教育
11、、高等教育、公派留学扩大了技术娴熟和拥有专业技能的人员供应。 第六，80年代后期对于教育的重视，以及一系列促进研发的计划，打造了技术能力，为创新之风打下了基础，也加快了技术转让和技术吸纳速度。 第七，聚集型经济加强了以上六方面因素。广州、上海和深圳等城市发展成聚集型经济，规模和活动的聚集演变成规模化、工业多样化、劳动力市场深化以及服务经济强势等优势，有助于企业的生产率的提高，打造了一个更有助于技术进步的环境。,未来展望,利用从海外吸纳的技术、国内创新、生产率的提升、工业深化以及可贸易的商业服务。 “低成本”模式和扩大工业将继续带来增长，但程度要小。 中长期内把提高生产率，后向整合以增加附加值，
12、运行可以带来新产品和服务的创新，改进流程和商业模式等作为维持快速增长的手段。 无论是制造业还是在服务业，创新需要扎根于几个大的城市中心，这能够把聚合型经济与能够鼓励创新、保护城市环境的知识和企业文化结合起来。 城市的凝聚效应与人力资本相互作用，城市知识工人越多，知识溢出越旺盛，技术变革速度越快。,制造业是创新与增长的动力,美国工业所进行的研发几乎都是由制造企业完成的，制造企业带来了其所在行业内外采用的大部分技术创新，带来经济增长的很多技术进步的根源最终都可以追溯到制造业基地。 大城市可贸易服务的扩张不太可能在短期内带来增长和就业复苏，如果更多地代替制造业将不利于长期的增长。 大城市的目标是借助
13、一个有效形成的网络和具有创新能力的经济体所带来的收益不断实现收入增长，大规模制造业部门必须存在下去。 制造业企业需要进入成熟和新兴产业部门，这需要各种政策和机制，包括城市和郊区的空间发展政策，这将加强潜力产业的竞争力，避免产业空心化。 制造业提供各经济领域之间最密集的反向和正向联系。,发展复杂资本货物的理由,生产复杂资本货物（如耕作设备、发电设备和运输设备）的产业拥有很多反向链接，众多专业化供应商常聚集在主要装配商附近，共同为满足最终用户的特殊需求而开展研发，为新一代设备生产而协作。 全球资本货物供应商能支撑一系列在城市中提供高薪工作的附属企业，中国“十一五”高度重视复杂资本货物产业（汽车和机
14、械产业）。 德国、日本和美国的经验表明，对拥有熟练高薪劳动力的资本充裕的经济体而言，复杂资本货物、零部件和电气设备是最适合的工业产品。 具有增长吸引力的制造业部门逐步展开创新，推出重新划定市场界限并使新企业崭露头角的革命性产品。这类部门包括食品加工、化妆品、医学影像、纳米技术和新材料。这些部门都是研发密集型产业，涵盖多个领域，依赖于高校和专门的研究机构。 中小型企业是这些产业的命脉，很大一部分创新是由这些企业开展的。,工业生产力和创新,保持知识密集型、将强大的技术能力与创新结合起来以实现竞争力，并在现有产业转移的同时灵活地适应新兴产业的制造业基地，靠三种服务，如下： 城市学校的教育质量，灌输科
15、学，培养一种探究精神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初等、中等、技术或职业教育的深厚基础是打造一个产业多元化得全球城市的基础；以第一条为基础，全球性的一流大学和健全的大学教育，催生先进的科学、技术、工程、数学技能以及管理、设计、营销才能；集中在大学和大型公司的研究机构构成了城市研究体系，研究人员的开放、互联可将知识成倍放大，为城市的发展进程作出了贡献。 服务业生产率的快速提高不可能长期持续，具体体现在硬件、服务交割、服务质量等方面缺乏重大突破。服务业必须有相当规模的制造业作为基础。 服务业的研发投入力度最小，能影响研发的政策对于服务业创新的激励作用微乎其微，商业模式和服务配送方面的创新更加重要。 国家应该先
16、建立知识基础，并向某些领域的技术前沿靠近，这就具备可持续创新的空间。,高校的作用,大城市的教育和研究机构有助于积累有效的科学知识和技能，提升需求急剧下滑、工业发展环境恶化等背景下的工业竞争力和活力。 劳动技能的深度和质量是生产率的决定因素，也影响当地工业能否快速应对竞争威胁和新机遇。 研究型大学非常适合开展基础性研究和跨学科研究，这些是推动创新的关键。 高校和企业的合作有三个好处：推动了企业与高校的研究，企业受影响开展更多的研发活动；接近优秀研究型大学的企业更快地获得先进知识，地理位置促进研究人员的联系；使得大学能够筹集资金，为企业量身打造研发项目。另外也能通过实习计划促进高校学生就业。 高等教育具有高附加值，快速推动本地经济发展的效果，增加服务出口，吸引海外人才。因此高等教育本身就可以成为一个领先的行业。 如果高校没能看到机会，没有主动设立新学科、吸引来自全国和全球人才，为当地企业的现实和新兴需求量身设计新课程的话，就抓不住机会。 斯坦福大学在每一次技术进步后都会开设新的课程，并对原有课程改进以保证新一代的发动机同最新技术完全融合，进一步推动技术进步。,小企业、年轻企业以及“有耐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