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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元代江南税粮制度新证(1)税粮是元代重要赋税项目之一。顾名思义，这是一种以征收粮食为内容的税收项目。 元代的税粮制度颇为复杂， 南、 北有很大的不同，官、民田又有明显的差别。 过去我写过元 代税粮制度初探，对此有所论述。由于资料的欠缺，还有 不少问题有待作进一步的研究。近年我读到上虞县五乡水 利本末一书，其中记载，对于认识元代江南税粮制度，颇 有帮助。此书迄今尚未引起治元代经济史者的注意。现将有 关记载，结合其他资料，说明如下。关于上虞县五乡水利本末一书，光绪上虞县志36经籍志有介绍：上虞五乡水利本末二卷，陈恬著。有刘仁本、杨翮 二序。嘉靖间邑令张光祖重刊。 国朝朱鼎祚续刻。是书分上、 下二卷
2、，上卷乃陈恬所著，。下卷乃朱鼎祚所增刻。历 叙三湖兴废事迹暨堰琪成规，足备考镜。近时枕湖楼连氏有 重刊本，连蘅又附刊续水利一卷。按，此书刘仁本序云：“县旧有三湖，曰夏盖，曰上妃， 曰白马，五乡受田之家实蒙其利，疏治围筑之规，启闭蓄泄 之法，自东汉逮今，既详且密。间有擅为覆夺更易者，赖载 籍明白，持以证据，于是乎得不泯。乡之人陈恬又惧其久而或讹也，裒集古今沿革兴复事实以及志刻左验公规讼牍，锓 梓成帙，将垂不朽，俾谂来者，其用心溥矣。”杨翮序云：“盖夏盖、上妃、白马之为湖于上虞旧矣，幸而不为田则其 乡之利甚厚，不幸而不为湖，则其乡之害有不可胜言者，利 害之分较然明著。奈何细人之肤见，往往役于小利率
3、倒施之， 可为浩叹。此晏如所为夙夜倦倦欲使后世长享厚利而毋蹈遗 害焉。”文中“晏如”是陈恬的字。可以看出，陈恬作此书， 目的在于保存文献，防止有入围湖造田，破坏当地的水利灌 溉。此书所收资料，从时间上看，最晚到元顺帝至正二十一 年。刘仁本、杨翮的序分别作于至正二十二年九月和十二月， 当时已“锓梓成帙”。到明代中叶，“其板已坏，其书仅见 而损，且将亡之矣”。嘉靖十五年，上虞知县张光祖命人整 理，捐俸重刊，见此书张光祖序。清代前期朱鼎祚将明代后 期至清康熙年间的五乡水利，辑为一卷，和陈恬的著作合为 一书，上卷是陈恬的原作，下卷是朱鼎祚的续刻三湖水利 本末，全书沿用上虞五乡水利本末一名。清光绪十年，
4、 上虞人连衡重刻，后附水利案卷，记录清道光、同治年 间有关夏盖湖水利的争讼。这就是现在通常见到的枕湖楼连 氏刊本，书名重刻五乡水利本末。上虞县在元代属江浙行省绍兴路。全县共十四乡，“大 抵九乡在东南，皆绵亘山谷，水利无所预。其西北五乡襟海 带江，土多斥卤，雨泽不时，禾受其害”，主要依靠三湖之利灌溉。陈恬的上虞县五乡水利本末一书，如名称所 示，主要内容便是搜集三湖灌溉的文献资料。因为五乡地处 海边，又有海潮之患，所以书中亦有海堤情况的介绍。全书 包括“四图”，十三目。对于研究元代水利和田赋制度，都 有重要价值。但清代修四库全书时，未曾收入，所以没 有受到人们的重视。本书“征粮等则”中说：“田赋之
5、起，因地定则，地有 肥硗，赋有轻重，古法然也。并湖之地，虽曰滋饶，地力亦 复不同。自宋至今，其法三变，而赋之上下亦第为三焉。” 所谓“其法三变”，是指“宋咸淳年间推排时等则”，“国 朝至元间抄籍后等则”和“至正十九年归类田粮等则”，也 就是南宋末、元初和元末三个时期的不同科征标准。“咸淳”是宋度宗的年号，共十年。这时已是南宋亡国 的前夕。“推排”即南宋权臣贾似道推行的“公田法”，政 府强行收购民间的部分田土作为“公田”，以“公田”收入 弥补军饷的亏空。与此同时，重新确定了田赋的标准。“至 元间抄籍”指元灭南宋后在江南推行的人口和资产登记，在 登记的基础上确定了田赋的征收标准。这次确定的“等则”
6、实际上是元代通行的征收标准，因为“至正十九年”的“归 类田粮等则”施行时，距离元朝灭亡已为时不远。“咸淳年间推排时等则”和“至元年间抄籍后等则”都是以乡为单位分等征收的，为便于比较，见表一:“至正十九年归类田粮则例”，则是以都为单位分等征收的，见表二：从此二表可以看出，“至元等则”和“至正等则”所记 田粮数额，实际上相差不大，而“至元等则”和“咸淳等则” 相比，则减少了一半以上。为什么有这样大的变化？原因有两个：一是元朝在计量方式方面的变化，一是忽必烈减免江 南租税的决定。“宋代咸淳年间推排等则” “用文思院园斛”。文思 院原是宫廷器物制作场，后来职能扩大，承担度量衡器的制 作。“文思院园斛”
7、便是文思院制作的标准量器，在宋代 广泛使用。元平江南以后在至元二十年五月，“颁行宋文思 院小口斛”。可见文思院园斛仍继续沿用。但没有多久， 中书省便另颁量器，称为“省斛”（11）。“省斛”比“文思院 园斛”大。过去我们讨论“文思院斛”与“省斛”关系时， 曾指出当时有两种比例：一种是文思院斛一石折省斛七斗， 亦即十与七之比。一种是文思院斛一斗五升折合省斛一斗， 亦即十五与十之比（12）。按照后一种比例折算，文思院斛合省 斛六升六合强。本书则提出了另一种比例：“至元年间抄籍 后等则”“用省降方斛，假如文思院斛米一斗，展省斛米六 升八合五勺。”（13）正好在上述两种比例之间，上虞县通行的 这一折合比
8、例，我们在昌国州也可看到。昌国州秋税“该征二千八百三十一石六斗八升二合三勺，此文思院斛。以今省 降斛折之，止该一千九百三十九石七斗一合”圍。正好合上 虞的比例。这就是说，在江南，征收税粮时，以文思院斛折 合省斛，有三种不同的比例，因地区不同而差异。本书所载 “至元等则”是按省斛计算的。这样，从具体数额来说，比 起南宋的等则来，就减少了三分之一左右。总起来说，元代前期江南地区两种量器系统同时存在， 种是文思院斛，一种是省斛。但官府征收税粮时，显然都 以省斛为准，文思院斛都要折合为省斛。所谓“省斛”，应 是元朝政府沿用金代的量器系统，原来行于北方，统一后又 逐步推行到南方。元代北方并不存在两种量器
9、系统。元 史食货志税粮说：江南税粮，“其输米者，止用宋斗 斛，盖以宋一石当今七斗故也”。这段话是很不确切的。江 南税粮，在忽必烈时代，作为过渡，两种量器系统并行，但 已经以省斛为主。至打元中期，文思院斛系统实际上已逐渐 消失。而且，文思院斗斛和“今”斗的折算有三种比例， 石”当“七斗”只是其中之一。折合之外，又有减征。本书“至元年间抄籍后等则”下 注，当地税粮，“除免三分，实征七分”。另一处说：“世 祖皇带悯念越民旧赋之重，岁纳秋粮，以十分为率，永蠲三 分。德之至渥，万民感赖。”（15）在现存其他元代文献中，我 们看到减免税粮三分的记载， 有以下两次：至元二十年十月， 忽必烈颁诏：“江淮百姓生
10、受，至元二十年合征租税，以十 分为率，减免三分。”(16)但这次减免，明显仅限于至元二十 年。至元三十一年成宗即位时颁布的诏书中说：“诸色户计 秋粮已减三分，其江淮以南至元三一年夏税，特免一年， 已纳官者，准充下年数目。”(17)“诸色户”应就全国范围而 言，减免的秋粮应与夏税相同，亦限于当年。显然，这两条 记载都不足以证明元朝政府曾对江南税粮“永蠲三分”。从 上引本书记载来看，这是忽必烈“悯念越民旧赋之重”而采 取的一项“德政”，很可能是仅限于绍兴路范围之内的。由于以上两个原因，至元等则中各类田的秋粮额和咸淳 等则相比，相差很大。南宋末年交纳秋粮一斗，到了至元年 间，折合成省斛6升8合5勺。
11、再除免三分，就变成 4升7 合9勺5抄(18)。以永丰乡民田一等为例，南宋末每亩田税为 1斗4升2合7勺，到至元间折合省斛便成为 9升7合7勺 4抄9撮；再减免三分，打个七折，就成为 6升8合4勺2 抄5撮了。永丰乡的其他等级和其余四乡各等级的税粮额， 都可以此类推。元代后期，浙东各地普遍实行核田定税(19)。 至正十九年， 韩谏任上虞县尹，“议履亩以计田定赋而差役，思以均齐其 民.其法每田一区，亩至百十，随其广袤高下形势，标其号 若干，画为之图曰鱼鳞，以鱼鳞条号第载简册曰流水，每号 署图一纸，其四至业佃姓名，俾执为券曰乌由。集各号所载 得亩若干曰保总，集各保所积得亩若干曰都总。又自各都流 水
12、类攒户第其实管田数日鼠尾，小大相承，多寡分合，有条 而不紊，为法可谓密矣”。“由是积弊以革，民瘓以苏，贫 富适均，征差有则，民输惟期，岁人用足。”（20）本书所载“至 正十九年归类田粮等则”，无疑就是这一次核田的结果。需 要说明的是，这时包括上虞在内的绍兴地区，已经处于方国 珍控制之下。方国珍是浙东台州路黄岩县人，至正八年起兵 海上，后来归附元朝，但实际上是割据一方的封建势力。对 于方国珍管辖地区内的社会状况，迄今缺乏研究，至正十九 年核田定赋之事，可为此提供若干资料。试以至正十九年等则与至元等则相比较，可以发现有两 个明显的区别：一个是以乡为单位分等征收改为以都为单位 分等征收，有的甚至以保
13、为单位分等征收。另一个是由四等 改为三等。元朝的基层组织，县以下是乡，乡以下是都，都 以下有里、保、村。县、乡、都三级各地都是相同的，都以 下的设置各地不尽相同。以乡为单位分等征收，改为以都、 保为单位分等征收，意味着征收标准更加细致，显然更能反 映土地的肥瘠程度。元延祐七年的一件官方文书中说，江南“田地有高低，纳粮底则例有三、二十等，不均匀一般”21。分等征税，是元代江南税粮不同于北方的一大特点。元代北方地税每亩 三升，是划一的。江南税粮则各地有不同的等级。如昆山“悉以上中下三等八则计亩起科”22。常熟亦同23。徽州路“一州五县税则，婺源六乡四十都田，但分上中下早晚凡六 色，祁门六乡、黟县四
14、乡田，但分上、中、下、次下、次不 及凡五色，惟歙县十六乡三十七都田，四色之外，又有所谓 天荒田、荒田、沙涨田、众荒田、水冲破田”。徽州路的税 粮，是在元朝统一之初，因“无所依据”，用税钱折合的， 比较复杂。各县、州每亩税钱不等，秋苗米相差也很大。但 可以肯定的是，各州、县均分色征收，并不划一。可惜的是， 现有文献只有部分县、乡“上田”的秋苗米数额24。歙县明德乡上田每亩税钱一百八十文，凡五亩二角为钱一贯，科 夏税丝六两三钱一分四厘，绵一两四钱一分七厘，茶租中统 钞一百四分二厘，秋苗米三斗三升二合二勺三抄。也就是说 五亩二角地纳秋苗米三斗三升多，折算起来，每亩应合六升 多。按此类推，婺源州上田每
15、亩不到一升，休宁县忠孝乡上 田每亩约三升，祁门县上田每亩约一升六合，绩溪县仁慈乡 上田每亩约七升，黟县会昌乡上田二升弱25。各州县相差悬殊，虽然有土地肥瘠的因素，但“轻重相悬”，其不合理 是很明显的。相比之下，上虞县五乡水利本末所载至元等则和至 正等则，是现在已知元代江南最完整的税粮分等征收的资料。它详细叙述了各乡分等征收税粮的情况，这是其他同类 记载中没有的。而且，它清楚地说明了与南宋粮税的继承关 系，这在江南是有代表性的，不像徽州路的秋粮，是元平江 南以后新定的。从上虞县五乡的情况来看，至元等则中民田 每亩税粮最低为4升3合，最高为6升9合；至正等则最低 为4升，最高为7升；上下差别是不大
16、的。水利本末一 处记载：“邑所垦田大率三十三万亩，公赋一万八千斛。濒 湖五乡为田三之一，而粮乃当大半。盖因田为湖，租未尝减， 再包湖面不耕之地，故赋视他乡为特重。”26可知上虞县其余各乡税粮比濒湖五乡要低得多，但六升、七升应指上等 田而言，并非平均数。与绍兴路毗邻的是庆元路，有民田 19 675顷强，交纳 秋粮米70 173石强。按此折算，每顷纳米3石5斗强，每亩纳3升5合强。但庆元路各州县情况很不相同，请看下表 27:以绍兴路上虞县和庆元路相比较，可以认为，浙东一带 每亩民田秋粮额数，自2升至7升不等，其平均数应在 3、4 升之间。江南其他地区民田秋粮数额，应与此相去不远。当 时北方民田每亩税粮三升，南、北实际上是差不多的。南方 民田的亩产量普遍比北方高，看起来南方百姓似乎负担轻 些。但兀朝政府在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