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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国经济体的内在缺陷西方吸收转轨经济体的制度红利存在着边际递减的趋势，社会财富的“倒三角”虚拟化现象已经无法持续。美国的价值取向不会走社会主义道路，现在只是国家干预职能发挥了特殊作用而已。 /2/view-13087175.htm对西方经济制度尤其对美国经济制度的反思，实际上始于上世纪90年代的东欧剧变。当时，苏联东欧等计划经济国家，也包括中国、越南（除了少数像朝鲜等比较封闭的经济体），几乎是一边倒地倒向了市场经济。在这个“倒”的过程中，市场化取向实际上就是私有化的过程，只不过中国的理论界没有用这个字样来表述。以私有经济为主体的美国，实际上是在拼命地吸取这次全球化浪潮中这些国家转型过程中的制度
2、红利。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亚洲国家也分享了一些全球化的红利，那就是发展速度比较快、资源实现了全球配置，但同时，也有很多原来潜在的经济价值丢失了。对于中国来讲，这个“丢失”主要表现在上世纪*十年代在引进外资过程中各种低成本的资源出让、税收优惠、环境代价等。当然，这些利益的出让也引来了大规模的外资进入。到了20世纪末、新世纪初，这个“丢失”则表现在国有商业银行改制方面。现在，有一些比较激进的学者正不断对此提出质疑。在几大银行改制过程中，中国在引入外方股权时向西方金融机构输送了大量的制度价差外国银行用很低的成本入股，但股票公开发行则根据市场定价，造成数倍价差。于是，这些入股的外方金融机构在中国
3、银行业走向国际化的过程中轻而易举地获得了巨额投资回报。这个现象怎么评价，尽管人们看法各有不同，但是起码有这个事实。这是本次全球化浪潮的典型形式。财富倒三角大厦的坍塌在传统的计划经济国家没有倒向市场经济的上世纪90年代之前，资本主义世界还是一个分割的世界，而现在则几乎是涵盖了全世界绝大部分经济体。这也是现在反全球化力量对此提出质疑的原因因为在全球化的同时也让一些落后经济体的利益受损。西方这些金融机构在肆无忌惮地得到制度红利以后，还千方百计地想让红利获取路径延续下去，所以，就通过各式各样的制度设计精细化、模型化、高级化，力求让金融体系更加庞大和复杂，从而让整个世界经济越来越虚拟化。温家宝总理在此次
4、亚欧会议上提出要谨慎地管理虚拟经济，实际上也就是从政府的层面上传导出一个信号。显然，现在世界各国都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这次美国金融风暴表明，在最近10年中，全球整个经济体的“倒三角”现象变本加厉，实体经济所的比例越来越小。生产者受益最小，普通贸易者是第二得益者，大部分利润来自于金融交易环节。于是，交易信息大增，生产信息大降，金融衍生工具的总规模远远大于原生金融工具的规模，原生金融工具又远大于非金融的生产和贸易的规模。于是，整个社会财富体系就发生了这么一个“倒三角”现象。这个倒置现象出现以后，就会出现不稳定。因为越来越多的金融工具是以“透支未来”来表达的，但未来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像美国这样的
5、经济体，就由于规模太大同时国内储蓄又严重不足，必须依赖于美国以外的金融资源的输入。这也是大量次贷证券化产品流向美国以外的原因。由于美元是世界货币体系中主要的结算货币，于是，世界各国获取美元的途径主要是通过向美国出口并 有较大的贸易顺差来取得的。顺差产生的美元对发展中国家是实物转化为货币的第一层次的金融渠道，证券化美元资产的更高收益率则吸引顺差国将其纳入投资组合，这是第二层次。于是，这些国家在向美国输出实物产品的同时也输出货币资产，换回风险收益型证券资产。但转轨经济体的制度红利会存在边际递减的趋势，贸易顺差国的证券化投资也会因为国际分工的明显失衡而逐步调整。因为美国人印钞而全世界为其提供实物产品
6、，这一现象从长期看肯定是不可持续的。而不断放大的金融杠杆体系如果没有不断流入的现金流加以充实，其崩溃就会成为不可避免的事件。从长期的可持续发展来说，“经济”是以实实在在的财富形式来表达的，但是这个财富被虚拟化后问题就出现了。具体表现就是，社会的新兴阶层特别是知识分子，求职的倾向越来越虚拟化，不愿意从事创造物质财富的生产劳动，而愿意从事高智商的投机活动并获取更大的利润。社会激励机制在设计上也鼓励了这种倾向。从事虚拟经济的人群得到的回报很高，银行、保险、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都是如此，这些机构的高层管理者的收入更是高出低收入人群许多倍。这个现象形成的激励机制宏观化后，物质财富的生产经营就会相对的边缘化
7、，于是，越来越多的人从事以钱生钱的活动。在这个过程中，技术进步也起到了巨大的推进作用。比如说互联网技术，在最近的10年中被大量应用于虚拟交易，使其达到了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程度并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达到了任何时候都可以交易、可以在市场套利的程度（当然，任何时候也都可能亏损）。于是，这一技术进步无形中把整个社会的风险边界大大地拓宽了。从这个前提再来看，美国次贷风暴其实就是像美国这样的经济体因其内在缺陷造成的像美国、欧洲这些经济虚拟程度越高的国家，问题也越大。美欧经济体最主要的特点是储蓄不足，所造成的最大缺陷就是社会消费水平很难有一个大的提升，因为它终究有一定的约束。然而，我们这些年被灌输的就是这
8、种“需求导向说”，以前计划时代更多的是供需管理，有多少财力办多少事，现在则是有多少需求就办多少事。需求导向靠的预期，消费的不是历史形成的储蓄，而是消费对未来的预期，把预期中收入的上涨或资产的上涨作为消费的来源。在这次美国次贷危机中，没有储蓄的美国人消费的就是预期中房价和股价的上涨，尝试着消费未来的快乐。但是，未来也是有限的，特别是对未来的消费也是以实际财富的创造为前提的。比如，由于浮动利率上涨而房价没有跟着上涨，仅仅因为占百分之十几的人群付不起按揭，次贷链条就出现了缺口和房贷断供。这个小小的缺口不断扩大，从初期的二三千亿美元到今年初的1万亿美元不断被放大，并逐步传递到信用违约掉期（CDS）的交
9、易对手风险上，整个世界的财富大厦就发生了地震。如果政府不出面，那么市场本身也会“出清”，但不管是美国社会还是欧洲社会都付不出这个成本，所以现在政府要出面。实际上，政府出面是风险后置，这个过程可能就得过一两年，等基础房价稳定后局面才能稳定。另外，市场也有一个自我修复的过程，美国现在建房肯定慢了，建房投资慢供求关系就会发生逆转，逆转了以后，房价会重新走稳。不过，如果以此来否认市场化改革是一种偏激的做法，因为现在首先需要反思的是这个放大出来的信用违约掉期（CDS）这一块怎么办？放大出来的这一块是对未来的预期，可能由于这个预期会使几十万亿美元灰飞烟灭。金融机构以前认为信用违约掉期这些金融衍生产品，是财
10、富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常规财富，于是便大量持有。但是，突然有一天因贬值而形成了一个大窟窿，而常规支出又不能减少得太快在这种情况下，机构的首要目标是减少损失，于是就停止了常规性的经营活动，比如说放贷，造成现在的美国房地产市场房子很难卖出去，或者是卖得很慢，因为原来是靠贷款来支撑的，现在则没有了。经济监管的各个层面都应该反思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中国也出现这个问题怎么办？1998年前后，买房首付只需按揭20%贷款，大家原来都可通过低息贷款的方式买到房子，但当这个链条变了，变成首付30%和40%的时候，与房地产相关的行业、给房地产提供相关设备和服务的行业的需求相应就会下降，所以，危机就这样从金融业传导到了实
11、体经济。金融业如果出了问题，实体经济没有不受波及的。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警惕这次美国金融危机中出现的“反市场”倾向。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怎么办？笔者认为，一是要坚持市场经济的方向，二是要确立社会公益的价值取向，也就是科学发展观的导向。实际上，美国次贷危机已经威胁到了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在此前提下考虑国内的应对问题和反思，可能更能为社会所接受。现在从企业制度、行业制度、国家制度，以及国际监管这四个层面来观察此次美国金融危机和经济体制。一是企业层面。应该承认，美国模式对新技术的吸纳是非常成功的。但美国的融企业在“二战”之后，过度利用了美元的霸权地位。如，美国的GDP大约占全世界的
12、25%左右，但是它的结算货币、储备货币在全世界占比却达到了70%左右。就是这么样的一个不对称，助长了或者是使得美国的金融机构过度膨胀，出现了巨大的金融流量，也就是过度虚拟化了。为了消化、消耗这种巨大的金融流量，美国金融机构进行了各种精细化的设计。虽然它们都有理性的计量数据支持，但问题是，太多的“设计”形成了非常大的总量，一旦出现危机，对整个经济体系所造成的影响将是毁灭性的。比如，雷曼兄弟在CDS上预计损失6000多亿美元，美国政府掂量后觉得基本上都是在可控制范围之内，所以任其破产了。但贝尔斯登掌握的CDS大概是17万亿美元，占全部60万亿美元的1/3，规模太大，影响不可估量，于是，政府就不能不
13、出手相救了。这种金融衍生工具杠杆放大以后，原来认为没有风险或是风险很低的产品，也会出问题了，即使原来是“3A级”的。这种风险通常是市场出清，任其破产。这对市场每天都发生的普通危机是合适的，但是，现在出现的是系统性风险，那么国家就该出手，实施国有化。 二是行业中介层面。美国有两种中介，一个是投资银行本身，作为中介设计出标准化的资产包，比如股票、大宗商品合约甚至是期货和期权，然后向社会出售。这些资产包投资人很难了解其真实内涵，但它可以通过历史数据告诉投资人年均预期回报，因为投资人不关心标准化合约中的资产，他只关心年度预期回报。然而，这些预期回报是根据过去的业绩计算所得，投资人以为未来回报会与过去一
14、样，一旦发生危机情况就产生了变化。另一种中介就是评级机构。现在对评级机构非议极多，美国这些评级机构与中国国内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有相似的地方，也要争揽生意，因此评级并非那么中立。除此之外，有的评价机构还亲自参与、帮助企业或相应的资产包怎么样把评级评得高一点，以达到某个标准，这样就变成了“利益合谋者”。如何让中介成为局外的、客观的第三者，这个问题很难解决，于是，风险就埋下了。中国也存在这种情况。在金融行业，中介环节肯定需要严格监管，现在不是要求中介行业承担无限责任吗？就是要用这种信用机制来约束它。在美国出现这个问题以后，中国尤其需要关注这个问题。三是国家监管层面。现在美国金融危机深化后出现
15、的国有化倾向，实际上是外部问题内部化的倾向。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出手，把社会影响很大的企业转型或转让，目的是要减少社会振荡，于是，这又无法避免地出现了道德风险问题。因为国家一出面，国有化本身效率是下降的。所以，只能先通过国有化以国家的信誉作担保将这些保护起来，当社会环境稳定后再私有化。因此，现在不能简单地看美国就是走向社会主义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它的价值取向是私有化的。现在只是国家干预职能明显发挥了特殊的作用。私有企业或者是私有经济主要的问题在于其行为边界太散漫，包括个人激励机制，现在国际上的这些现象都影响到了国内。比如，今年初讨论最凶的就是中国平安保险总裁马明哲的6000万薪酬问题。中国平安
16、虽然2007年经营状况不错，但2008年却出现了投资富通银行却出现了巨额亏损。当初，按照国际流行标准来设定的薪酬定价现在看来绝对是不合理的，你参与的决策造成了股东将近200亿元的资产损失，这个责任你承担得起吗？所以，我们要重新审视这种激励机制。中国现在很多企业都是高风险运行，责任与风险是不对称的，赚钱奖励，亏损却不承担相应责任。四是国际安排层面。实际上，在美国发生次贷危机之前，美国的金融机构早已把风险大部分转移了出去。有媒体报道说欧洲有可能买了60%的美国金融衍生产品。欧洲现在是无力自保，2万亿美元的救市计划主要表明欧洲各国救市的决心，但如果真的要拿出2万亿美元救市，对欧洲的伤害将是致命性的，将耗尽很多欧洲国家的国力。这次金融危机对欧洲的财富无疑是一次打劫，所以欧洲现在寄希望于亚洲国家。亚洲国家实际上大都是受害者，韩国、日本、中国就是这样。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