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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明经济与布罗代尔的现实情怀探索论文近些年来，文明的观念在学术界与大众传媒中获得了较多关注，这主要是缘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从伊斯兰重新崛起的角度理解国际政治风云，认为未来的国际政治不再是民族国家而是文明之间的较量。然而，在20世纪初，有些历史学家例如斯宾格勒、汤因比早就讨论了文明概念及文明史的写法。斯宾格勒秉承德国传统，将文明(Zivilisation)和文化(Kultur)对立起来，认为文明代表唯物主义、工业化，而文化是价值和精神的表现，不应存在优劣之分。汤因比则言明了大写文明和复数文明之间的关系，从西方中心论的角度认为“一些文明产生又消逝了，唯有大写的文明得以持续”。这些史家侧重于政治
2、层面的表述，忽略了文明要素的丰富性。到了20世纪中期，布罗代尔在菲利普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与地中海世界(以下简称地中海)一书中形成了独特的文明观。1949年机地中海问世，从第二部分“集体的命运和总体的趋势”里，我们可以看出他对结构的关注，他将经济体系、国家、社会、文明的历史纳入视野加以考察，认为它们比事件要慢。1959年，他在文明史:过去解释现在一文中批判了基佐、布克哈特、斯宾格勒、汤因比等史家的文明观之后，提出历史学应面对现实，而文明研究应打破学科分界。1963年，他又出版了文明史纲，纵论东西方文明的变迁，从地理、社会、经济以及集体心态的角度将西方文明界定为趋于理性主义的，且因此摆脱了宗教生活的
3、干扰。1967年，他在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以下简称物质文明)第一卷中，重拾40年代的想法，将文明界定为文化财富之间建立起来的秩序。1986年，他在铭去兰西的特性中，将法兰西区分出次级文明、区域文明等，由此认识到地方知识的重要性。学界己有的研究大多关注布罗代尔的长时段、资本主义，即使谈到他的文明观，也未曾考虑到布罗代尔与前贤存在“互动”的地方，更未触及他的时代处境和生活经历对历史书写的影响。本文侧重从经济与文明之关系的角度审视布罗代尔对文明的定义及其产生的意义，特别述及他忽略创伤事件、刻意遗忘穆斯林等的原因，指出他在20世纪70年代前后的观念差异是受到了现实的促动。布罗代尔
4、从跨学科和历史比较角度展示出的文明一经济分析，对深化布罗代尔的著述以及研究其他史家的写作路径有着方法论意义。一、延续与断裂布罗代尔比较早地关注到了文明问题。1937年，布罗代尔与社会学家马塞尔莫斯相遇，就借鉴了莫斯关于文明要素和形态的说法，将之运用到钊也中海。早在1902年，莫斯在社会学年鉴就开辟了“总体文明和文明的形态”专栏，从民族志的角度探讨文明的单复数问题。1913年，莫斯在论文明概念一文中主张，不存在“那种孤立的事实，而是一些复杂和相互依存的系统，它们没有被局限在一个特定的政治组织中，而是在时空中地方化了”。地中海文明和基督教文明一样，都是“某种伦理场所，潜在一些民族国家中，且每种民族
5、文化都是特殊的”莫斯的文章只有5页，也没有界定什么是文明，但他指出了一点:文明与政治组织不同，不同的政治组织，例如民族国家，可能为了自身目的运用某种文明。布罗代尔在这一时期从地理的角度看文明:“山通常是远离文明的世界，而文明又是城市和低地的产物。山没有自己的文明史，它几乎始终处在缓慢传统中的巨大文明潮流之外。”#布罗代尔将文明与山、宗教联系起来加以考虑，认为文明无法像地理环境、宗教那样易于控制。这种表述揭示了文明不同于民族国家以及其他政治形态，因为后者存在“政治边界”，而文明是没有边界或只存在象征边界的。布罗代尔和莫斯都认为文明不存在实质的边界，不同之处在于布罗代尔认为文明之外的人或族群是野蛮
6、的，即将文明与野蛮对立起来。一般认为，文明等同于进步，野蛮则是意味着未开化、蒙昧。 1929年5月，亨利贝尔召集历史学家费弗尔、社会学家莫斯等人探讨文明概念的历史，拒斥了文明即进步的观点。在文明:语词与观念的转变一文中，费弗尔回顾了“文明”一词的来龙去脉，其中还特别分析了18世纪启蒙恩想家认为“文明”所包含的“进步”观念。费弗尔强调法国史中的创伤，认为“要建构法文中文明这个词的历史，实际上就意味着要重构法国人民从18世纪后半叶开始至今，所取得与经历的所有革命中最深刻的阶段”。在费弗尔看来，衡量文明的尺度和标准不在于看社会发展到什么程度，而在于通过正义和秩序来构造一个共同体或社会;进步概念部分是
7、与科学技术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在18世纪才得以确立。他们都认为文明并非等于进步，因而也不是进步史观的代表。这种认识的形成与费弗尔、布罗代尔所处的社会情境是分不开的。192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余波未了，资本主义世界便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在此情况下，费弗尔等学者讨论文明问题，是要回答法国文明在世界之中的位置及其向何处去。布罗代尔这时是要批评二战后人们对法国文明的失落情绪，所以文中多提“借鉴，“抵制”，只有这样“文明的寿命”才会更长、更持久，才能走向“现代人文主义”。在文明作为事实和文明作为价值之间，两位学者分属不同的立场:费弗尔强调文明作为一种价值，用来指某一人群的集体生活。布罗代尔认为文明首
8、先是文化的各种特征和现象的总合，因而强调文明作为事实的一面。他的这种说法将文明抽象化，不再局限于科技、道德和宗教层次。他还尝试性地给文明下了一个“排除任何价值判断”的定义，即文明是个文化区域，有一个场所。这种表述承接了莫斯的提法，只是没有提及“伦理”的一面。从地理范畴上说，区域有自己的中心和核心、边界和边缘(这与“经济世界”的概念相通)。文化区域中的那些文化特征“构成了文化一致性的最初标记”。其次，那些文化特征在文明之间相互输出、借鉴。这种不间断的交流，赋予文明以活力。然而，并不是每一次交流都能取得成功，因此文明之间存在相互“抵制”的情%物质文明(第一“中国的双重家具”一节，他就举过一个例子:
9、公元2至3世纪椅子传到中国，但到13世纪才得到广泛使用。这是因为接受椅子需要一套新家具，如高桌子，还有一种新的坐姿，即“一种新的生活艺术”。这些在日本就被盲目地拒绝了，因为“传统的文明忠于它们习惯的生活场景”。在布罗代尔看来，西方文明兴盛的根本原因在于能利用各种文化的优势，从各个方向吸收营养，甚至向“己死的”文明借鉴，通过收受、借鉴和迁移，西方文明将各家之长融会贯通，这才使自身光芒四射，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的中心。这里讲的是文化的交流和渗透，有别于她中海以地理为基础来看待文明的缓慢变迁。文明史纲虽然强调上述这一点，但还发展出作为“社会的n经济时n“集体心态的”文明。社会与文明之间关系密切，城市的存
10、在是文明区别于文化的外在指标。经济方面，物质和生态条件在决定文明的命运上起着重大作用。在集体心态上，宗教是文明中最重要的特征，且一直是文明的中心问题。在布罗代尔看来，只有在长时段中研究文明，才能发现在经济和社会中持续存在的珍贵遗产。因此，他将世界划分为非洲、远东、东南亚、伊斯兰、前苏联和西方六大文明，与汤因比的26种文明划分区别开来。这里就涉及一种转变。例如，在1949年初版的地中海，他主要是规范长时段，侧重描写地理环境对塑造文明所产生的影响，因而带有地理决定论的色彩。在这一时期，他将文明界定为人类对待自然环境的态度，是利用、转变甚至添加自然资源。1959年，他又声称文明等同于历史，文明史等同
11、于通史，同时将文明理解为复数的。1967年，他在强调文明和文化之间的辩证关系时又说到:“文明在成千上万种乍眼看来互不相关、而实际上也是五花八门的文化财富之间建立起联系或者说秩序。”因此，他游走于社会文明和经济文明之间，并主张“后者与前者相辅相成，既干扰它，又在对立中说明它”。需要注意的是，这种转变不存在矛盾之处，他强调文明的不同侧面，因为他试图区分大写的文明和复数文明。 文明研究有其独特的方法论，那就是跨学科和历史比较法。布罗代尔认为，文化和文明之间虽然存在紧张关系，对文明概念威胁较大的却还是人类学家和民族志学者对它的使用。因此，与其他学科研究者的对话成了布罗代尔展开文明论述的方式，例如与列维
12、一斯特劳斯的对话。布罗代尔关注“无意识、日常生活、结构、深层”，但他从事的研究却是有意识的层面，属于“热社会”，斯特劳斯关注属于“冷社会”的原始人。在布罗代尔看来，结构则是“那些不受疾风暴雨的影响而长期存在的东西”，也就是理解历史的模式，或“几个互有联系的解释体系”。结构是静止不动的，受政治实体的制约。经济生活的某些方面，例如财产权和经济法规，则依赖于或局限于政治实体。说到这里，我们就明白布罗代尔着力的是历史的模式。其实，我们可以把斯特劳斯和布罗代尔的差别看作是人类学与历史学在研究方法上的差异。同时社会学在文明分析中也扮演着重要作用，提出了更一般的问题。对于布罗代尔来说，社会学的魅力在于它那“
13、总体化的”路径，关注人类行为及其之间的关系:社会学和历史学不可分割，是“一项整体的知识事业”。这里的社会学，首先指的是法国社会学家，其次是注重经济视角的德国社会学家，例如马克思、韦伯和桑巴特，而不是其他国家的社会学家。至于历史比较法，最不寻常的是，在1967年的物质文明中，布罗代尔试图将欧洲文明、东亚和美洲文明的饮食、服饰、住房和家具的历史放在一起比较，转向了日常生活的历史，将文明复数化了，因而尤其认可文明的相对价值。总之，文明既是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又是一种意识形态。对于前者，它需要“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和集体心理学”等社会科学的合作。对于后者，布罗代尔所说的文明至少包括了以下几个层次:文明
14、是精神层面的文化，代表着高度的选择性;大写的文明是世界历史的最高形式，复数的文明是作为一种地方现象;“文明的进程”在微观层面，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中得到实现;文明受一系列特殊的价值主导，因此在社会现实中可能存在诸多的冲突，西方文明优于其他文明。二、事件的选择1572年成了法国乃至欧洲史上具有转折性意义的一年，因为造成王国传统断裂的“圣巴托罗缪惨案”就发生在这一年地中海中译本全书近2000页，却未提及这一惨案，尽管它发生在菲利普二世在位时的中期，且它对于法兰西来说是一件大事。既然如此，就得思考布罗代尔为什么没有提到这件惨案。是没有足够的历史记载支撑布罗代尔对“圣巴托罗缪惨案”的叙述吗?还是发生在1
15、6世纪的这场屠杀不够惨烈?这些并非布罗代尔不记载此惨案的原因。他在法兰西的特J险中谈到了拒绝的原因，他“并不是要缩小宗教战争的影响”，而是就个人而言，“对这些内战深恶痛绝”。布罗代尔是将现在作为他的考察起点，在考量了整个地中海的过去和法兰西的现在的基础上，在考量了数以百万计的死亡之后，才更新为没有“圣巴托罗缪惨案”的地中海史。在布罗代尔看来，真正的死亡是那些可以化为缓慢变化甚至“几乎不动的”历史事件，而无关于当时的死亡率和死者的国籍。为了服务于他的长时段，布罗代尔遗忘了“圣巴托罗缪惨案”，将能够服务于短时段的“惨案”忘记了。我们没有必要在这里指责布罗代尔忘记了事件，忘记了“惨案”，因为诺拉的“
16、事件的回归”早己经向我们表明“那些与结构有关并由结构促成，可引发创新的能指事件”在真正的现代历史科学中的重要性。I S事件并非像布罗代尔所说的那样，只是“海面上的浪花。“圣巴托罗缪惨案”也不是所谓的“浪花”，而是使法兰西再次分崩离析的大事件。遗忘、选择事件在建构民族的集体记忆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勒南就指出: 遗忘行为我是说历史上的错误在民族创建上起着重要作用，因此历史研究的推进对民族来说通常具有威肋、。事实上，历史研究通常揭露了那些发生在政治体初创时期的暴力事件，即使它们的结果是有益的。在勒南看来，有必要维护民族共同体，提倡共同记忆和共同生活的愿望。勒南在1882年3月11日巴黎大学的讲座何谓民族中还提到:每一个法兰西公民都必须己经遗忘了圣巴托罗缪惨案，还有13世纪南方的屠杀事件。”布罗代尔和勒南都试图遗忘“圣巴托罗缪惨案”，以构建法兰西的民族统一性。对现在来说“要忘记”的出发点在于寻找一种新的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