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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苏秉琦 殷玮璋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是我国考古学，特别是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一项基本任务。1979年4月，在西安召开的全国考古学规划会议上，我们曾经提出这个问题，目的在引起各地的同志们在今后的工作中予以重视，并适当地把它列入今后的工作计划之中。这里，我们对这个问题再作些探讨，以期与同志们进一步讨论。关于我国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的划分，是我国考古工作获得飞跃发展后提到我们面前的一个新课题。近代考古学在中国出现的时间并不长，但这一学科获得的发展却相当迅速。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考古发现无论从上下所跨的时代或涉及问题的广度来说，都是空前的。很多空白已被填补；不少
2、重大的课题被提到我们的面前。我国的考古学已经初步建立起自己的体系。这一切都表明我国考古学的发展已经进入新的阶段。这是我们今天提出探讨区、系、类型这一课题的前提。以新石器时代考古来说，解放前的工作主要局限于黄河流域的少数几个地点，而且工作很不深入。例如仰韶文化或龙山文化，对它们的特征、分期、分布、时代等都不是很清楚的。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发现了大批新石器时代遗址，不少遗址已经试掘或正式发掘。已被命名的考古学文化有数十种之多，其中有些文化的内涵、分期、年代等都了解得比较清楚。碳十四测定年代的方法和其它自然科学手段应用于考古学，为建立比较可靠的史前时期的编年起到重要的作用，从而使这一时期的研究工作置
3、于可靠依据的基础之上。在这种情况下，作一些基础性的研究，组织并推进一些重大的学术课题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事业的发展。在我国辽阔的国土上，迄今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有六千处之多。它们的时代绝大多数是距今七至四千年间的遗存，就其文化面貌来说也诸多差异。这些差异与变化意味着什么呢?在已经命名的数十种考古学文化中，除了一部分可能存在前后承继的关系外，其它各种考古学文化溯其渊源又是什么关系呢?过去有一种看法，认为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我国的民族文化先从这里发展起来，然后向四处扩展；其它地区的文化比较落后，只是在它的影响下才得以发展。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在历史上，黄河流域确曾起到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文明
4、时期，它常常居于主导的地位。但是，在同一时期内，其它地区的古代文化也以各自的特点和途径在发展着。各地发现的考古材料越来越多地证明了这一点。同时，影响总是相互的，中原给各地以影响，各地也给中原以影响。在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之后，目前全国还有五十六个民族，在史前时期，部落和部族的数目一定更多。它们在各自活动的地域内为开发祖国，在同大自然的斗争中创造出丰富多采的物质文化是可以理解的。目前还有这样一种倾向：即把某种考古学文化与文献上的某个族人为地联系起来，把它说成是x x族的文化。从长远来说，进行这样一项工作可能是研究工作的一个方面；但在现在，在对各地的考古学文化的内涵、特征、与其它文化的关系以及上下的
5、源流等的认识还很不充分，还不具备做这种探索或考订的时候，似应先做些基础性的研究，积累起必要的原始素材，以备为进一步的研究工作打下牢固的基础。为了进行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的划分，各地同志应立足于本地区的考古工作，着力于把该地区的文化面貌及相互间的关系搞清楚。要选择若干处典型遗址进行科学的发掘，以获取可资分析的典型材料。然后，在准确划分文化类型的基础上，在较大的区域内以其文化内涵的异同归纳为若干文化系统。这里，区是块块，系是条条，类型则是分支。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之后，有关区、系、类型的课题必将会出现突破并取得重要成果。迄至目前为止，我国已有二十四个省、市、自治区发现了旧石器时代的遗存。这说明，
6、早在一万年前，我国很多地方已经适合于人类的生存，繁衍，因而留下了他们进行生产劳动的踪迹。到了新石器时代，人们活动的领域更加广阔了，他们在征服自然界，进行物质资料的生产方面跨出了重要的一步。假如我们拿这一时期的遗址分布图与今天的人口分布图加以对照，那么不难发现：我国今天的人口稠密区恰恰也是古遗址分布比较密集的地区。这种情况是耐人寻味的。不过，人们所在活动地域的自然条件不同，获取生活资料的方法不同，他们的生活方式也应该是各有特色的。这样，表现在他们的产品，即我们今天接触到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器以至其它遗存所表现出的差异也就可以理解了。当时，人们以血缘为纽带，并强固地维系在氏族、部落之中。这样，不同的
7、人们共同体所遗留的物质文化遗存有其独特的特征也是必然的。今天我们恰可根据这些物质文化面貌的特征去区分不同的文化类型，同时，通过文化类型的划分和文化内涵的深入了解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探索，以达到恢复历史原貌的目的。由于各地区考古工作的发展很不平衡，要在今天对全国的考古学文化进行区、系，类型的详细划分，难度是相当大的。不过，假如我们以已公布的材料为依据，以典型的发掘材料为骨干，借助于调查试掘的材料，那么我们在目前的人口稠密地区内，依各地区文化内涵的差异和特点；它们的发展道路（阶段性和规律性），及其源流等方面，可以划分的区域当不下十块之多。这里，我们试对这些地区的文化面貌作一些简单的分析，跟同志们
8、一起讨论。(一)陕豫晋邻境地区这个地区是历史进入文明时代以来我国的腹心地区，也是仰韶文化的主要分布区。这里工作做的较多，材料比较丰富，但问题也不少。不过，就我们所要讨论的这个问题而言，有些现象是很重要的。例如丁村遗址中的出土物，与山西境内其它不同时期的旧石器时代遗存在文化面貌上有不少共同之处。有趣的是丁村遗址(汾河西岸)中也有细石器，层位关系清楚，距今二万六千年以上，是迄今发现最早的细石器。它与沁水下川的细石器遗存，在文化面貌上也有连续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无论中条山北侧的西阴村，还是南侧的东庄村、西王村以及垣曲境内发现的仰韶文化遗存中，除其它特征有相似之处外，都含有细石器。这或可说明山上山下
9、的文化之间具有承继关系，应在今后的工作中注意探寻。至于仰韶文化，虽然武安磁山，新郑裴李岗或华县老官台都发现了距今七、八千年的较早遗存，为探讨仰韶文化的起源提供了线索，可是迄今只有宝鸡北首岭遗址的下层遗存，从地层与器物两个方面提供了较直接的可资讨论的资料。众所周知：半坡类型与庙底沟类型文化都是各有特点并经历了很长一个阶段的古文化遗存。华县泉护村、元君庙和临潼姜寨等地的发掘，则进一步揭示了它们的内涵。在这两种类型的遗存中，都有小口尖底瓶(它们的形制各有特点)和彩绘的装饰花纹(主要是鱼、鸟、花卉，多为黑彩)。它们各为该两类型的代表性器物，并在阶段性变化中各具特征而可以排出序列来。但从北首岭下层到中、
10、上层的材料中看到，这两种不同形制的小口瓶却是共生平行发展的。不过，在经历了一段时间之后，约在庙底沟类型的后期，两者又逐渐统一起来，而为另一种新的文化型所代替。在豫北、冀南地区，被称为后冈类型和大司空村类型的两种遗存，也不排除与半坡、庙底沟类型文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类似情况。问题在于它们本身的发生、发展(分期)与相互关系等，都缺乏必要的材料可以说明。更不能因磁山、裴李岗在这一地区，就简单地把它们说成是这两种类型的前身，因为还缺乏如宝鸡北首岭那样的材料。南阳一襄阳地区的仰韶文化遗存也有特色。典型器物中的罐形釜不饰绳纹；高颈小口瓶的变化与庙底沟类型相似，但自有特点；鼎、圈座自成序列；彩陶花纹中的阴阳三
11、角纹、叶瓣纹也自成序列。镇平也发现了与裴李岗类似的早期遗存，可以推断该地区的古代文化有其源流，并经历了独特的发展过程。(二)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围绕泰山发现的被人们称为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的遗存比较密集，这一地区也是我国一个重要的古文化中心。有一个时期，因为工作做的不多，认识不深，出现了孤立地对待这两种文化的情况。在两者的关系方面，概念也很含糊。就它们的范围来说，被不恰当地夸大了。近几年来新发现的材料，使我们对大汶口一龙山文化的认识逐步明确了。它们分布的范围基本上围绕着泰山，并且自成一个系统。大汶河上游的新泰，曾经发现过旧石器地点。但是这方面的工作做的太少，所以对大汶口一龙山文化的起源还很不清
12、楚。不过，兖州西桑园等地发现的新石器时代较早的遗存，为我们最终解决这个问题缩短了距离。特别是近年在大汶河北岸、兖州王因和滕县北辛这三个遗址的发掘，证明它们的遗存可以相互补充。北辛是类似磁山、裴李岗那样的单独存在的代表，王因遗址的下层则类似北首岭下层那样提供了两者间衔接关系的线索；而在大汶河北岸遗址则找到了王因大汶口(专指已发表报告的河南岸遗址)两者间衔接关系的线索，这样，就可以把大汶口文化的上限推至距今七千余年。我们从器物的形态上看到，北辛的典型器类如堆纹带腰釜跟王因等大汶口文化中的釜形鼎的发展序列互相衔接。这种鼎则一直延续到大汶口文化的后期，是大汶口文化中的代表性器物之一。北辛发现的三足杯，
13、不仅与王因遗址的三足杯可以衔接，近年的工作成果还表明，大汶口文化中的三足杯和它后期出现的高脚杯，都与龙山文化中常见的黑蛋壳陶杯连接起来。至于鬶的变化，是从实足变为空足和袋足。在大汶口文化的中晚期，这三种器形曾共存过一段；后来，尤其到了龙山文化中，鬶的器形才变为空足和袋足两种。由于在几种器类上都能看到这样一些变化，因而使这两种文化之间本来很模糊的关系逐渐清楚了。不过，综合这一地区的文化遗存，可以看到两者的活动中心却并不完全一致。大汶口文化的分布以泰山为中心。龙山文化最初发现的蛋壳陶虽然是在历城的城子崖，但它的老家却在鲁东南的临沂、昌潍地区。大汶口一龙山文化的特征十分突出。除了陶器以外，生产工具中
14、以出土大量石铲而引人注目。这里出土的石铲从早到晚，由厚变薄，越做越精。但是，山东境内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并非仅此一个系统。胶东半岛的古文化遗存就另有特色。虽然这一带的考古工作比较少，材料比较零散，但从半岛顶端的荣成到黄县的沿海一侧遗址中看到，农耕工具很少出土，陶器中筒式的夹砂陶使用类似铆钉状附件作把手，甚至到了铜器时代还保持了这种传统痕迹在同类器上加有泥饼。假如把长岛的出土物与辽东半岛上旅顺郭家村和长海广鹿等地的出土物加以比较，却可发现两者有很多相似之处。例如，在长岛缺乏农耕工具，而大量使用鲍鱼壳作工具，甚至打制或磨制的石刀，形制也与鲍鱼壳相近似。这种工具既利于切割，也便于刮削。此外，辽东半岛的两
15、处遗址虽似缺乏用鲍鱼壳制作的工具，但是，却大量出有类似前者的石刀。这种情况，应与当时的生活方式有关。不能低估这一地区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山东发现的商周青铜器地点，以胶东一带为最多。烟台地区十七个县市中，有十三个出有商周青铜器。不过，与偃师二里头、郑州二里冈相似的早商遗存却只在济南一带发现。这或可说明，山东及其邻近地区的古文化发展是经历了独特的道路的。(三)湖北和邻近地区这里的考古学文化以它们的特征和变化情况及分布地域大致可分为三块：汉水中游地区；鄂西地区；鄂东地区。属汉水中游的南阳、襄阳地区的仰韶文化，上面曾经提到过，它们的特征是很突出的。这里是仰韶文化的边缘地区，处于长江与黄河两大流域的连结点
16、上，是很值得重视的。宜昌及其周围的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面貌也很有特色，并有其自己的渊源。命名为大溪文化的巫山大溪及县城下压的遗址就有时代较早的遗存，而宜都红花套、枝扛关庙山等遗址所包含的不同时期的文化层，表明它们经历了很长时期并且自成系统。例如：盂簋类器、盘豆类器都具有高、低圈足两种；支座、圈座、器盖的形制富于变化；器物上压印有点、圆圈、方格等几何纹样，彩绘的绹索纹从早到晚自成系列。鄂城周围的鄂东地区是尤为重要的一块。虽然过去在几个地点(京山屈家岭、黄冈螺蛳山、武昌放鹰台、天门石家河等)做过一些工作，但材料较少，本身分层分期有困难，它们的相互关系缺乏深入分析的条件。不过，如参照其它两个地区的材料也可以看出它曾经历过同它们大致类似的几个阶段。如富有特色的细泥薄胎光面陶杯、碗、高颈壶、彩绘纺轮等，器表的彩绘纹样中圆点和罗网纹的变化都有规律可寻。这三个区域的文化遗存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从物质遗存的比较研究中可以发现，一个区域与另外两个区域的相互影响、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