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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打造廉洁文化 构建和谐企业,分享内容,为什么要建设廉洁文化 环境分析和企业需求分析 从“经济人”到“社会人”的升华“贪欲”引发的悲剧 中西廉政思想的起源和差别建设有企业特色的廉洁文化 “廉政”“廉洁”不分家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廉洁不是口号-用制度规范保障廉洁 廉洁不仅靠自律给付与处罚 大型央企廉洁文化建设成果分享,和谐社会的六个基本特征,六个基本特征 民主法治 公平正义 诚信友爱 充满活力 安定有序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九个目标任务（2020年） 民主法制 协调发展 收入分配 公共服务 思想道德 科学文化 社会管理 创造活力 生态环境,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社会公平,
2、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思 对市场经济制度精彩归纳: 当一个人能从其经济活动中获得的“个人回报率” 接近社会同一活动中获得的“社会回报率”时，经济运行才最有效率。 当“个人回报率”远低于“社会回报率”时，个人就不会努力为社会创造价值了， 个人的闲暇时间也就升值了。,“59岁现象” “广东民工荒现象”,个人回报率,教育先行,民心所向,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行业差距 中国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已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10%最低收入家庭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不到2%，而10%最高收入家庭财产总额则占40%以上。 特权垄断：效率低下、不公平竞争 中国国有银行利润率不及发达国家大银行的
3、1/101/100，不良贷款率是发达国家大银行的10倍以上。 北京市2006年以工资水平较高的银行业为例，高的单位年平均工资超过百万元，低的单位年平均工资在万元以下。 垄断企业经常以亏损为由涨价，以维持垄断收入，而成本由群众买单。 贪污腐败：国家公务人员、公司、企业以及其他单位的特权任务 用MBA管理方法管理情妇的官员 里应外合的贪污受贿案件 外商在华企业的非法商业手段,警钟长鸣,驶上高速腐败道毕玉玺鲸吞千万 2004年3月以来，在中共北京市委的领导下，中共北京市纪委、北京市人民检察 院、北京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组成联合调查组，严肃查处了北京市首都公 路发展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毕玉玺
4、受贿、私分国有资产违法犯罪案件。 该案涉案人员多、涉及金额大、涉及问题领域广、案情十分复杂，是北京市所查 处的市管局级干部中最突出的一个腐败案例。 他利用职务便利，多次收受或索取贿赂，共计折合人民币1004万余元；擅自决定 以公款为个人购买商业保险的手段私分国有资产300万元。 展板上还抄录着毕玉玺的一封悔过书：“我是多年受党教育培养的领导干部，又是普通农民 的孩子，也是党培养教育长大成人的。本应为党为人民更好地工作、服务。但由于自己长 期不认真学习，不认真改造世界观，淡忘了党组织，淡忘了人民，也忘记了自己是个党员 领导干部“ 展场里还有两台电视机，循环播放毕玉玺在法庭受审的画面。昔日风光一时
5、的毕玉玺，此 刻泪流满面，表情极度痛苦。 照片上的毕玉玺眉头紧锁、双眼红肿、嘴巴下咧，痛哭流涕。,法网难逃,巨额公款作私有潜藏境外亦难逃 李化学37岁时就担任了北京城乡建设集团副总经理的职务。从1993年担任恒万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后，他集党政大权于一身，不受任何约束，由一般意义上的从公家身上“揩油”，发展 到从公司财务拿一张几十万元的支票，眼不眨心不慌。 李化学的犯罪大多发生在国(境)外。城乡建设集团的2660万元人民币，一出国就完全被李化 学和他加入澳大利亚籍的哥哥李某某操纵了。为掩人耳目，李化学先是用其中的部分款项在 悉尼购买了地皮进行房地产开发，又以这些地皮和房子作抵押在澳大利亚的银
6、行申请贷款继 续开发。他还将103万美元分两次打入其在新西兰的个人账户中。1999年，集团与李化学之 兄在澳大利亚合作开发的12幢别墅完工后，李化学竟将这12幢别墅的产权全部登记在其兄公 司的名下，只字不提城乡建设集团。一个月后，6套别墅的产权又被转到了李化学个人名下。 1996年至2000年1月，李化学利用负责本公司在澳大利亚、新西兰投资项目的职务便利，侵 吞公款人民币1145万余元，还索贿68万余元，将公款50万元转入其妻个人账户。2002年5 月，李化学因犯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罪被依法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 收个人全部财产。 查处此案历时近4年时间，案件涉及澳大利亚、新西
7、兰、香港等国(境)外多个地区。李化学负 案出逃后，公安部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红色通缉令对李化学进行境外缉捕，终于在8个月后 将其逮捕。,得失权衡,临近退休把钱捞昔日劳模入监牢 刘启超，曾任北京隆达轻工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1998年兼任北京白菊 电器集团董事长、总经理。年富力强时的刘启超工作上有魄力、有办法，为企业 的发展做出过贡献。他两次被评为北京市劳动模范，参加过中央领导主持召开的 国有大中型企业座谈会并作专题发言。 在临退休的几年里，刘启超的心态开始失衡，他认为自己付出很多，得到却很 少，为自己今后挣钱铺路的欲望越来越强烈。1998年至2002年间，他利用职务 之便，先后多次收受贿赂共计
8、人民币53.59万元，将公款人民币210万元用于交纳 其个人承包某宾馆的费用。为感谢该宾馆副总经理周某在承包中提供的帮助，给 予周某3万元。2003年10月，刘启超因犯受贿罪、挪用公款罪、行贿罪被依法判 处有期徒刑二十年。,两利相权取其重 两害相权取其轻,法人之责,私分国资集体定党纪国法决不容 不要以为是为“大家”谋福利就没大事，不要以为是集体决定就好推脱。 2004年11月，法院以私分国有资产罪，分别判处原北京市东城区住宅建 设开发公司法定代表人、经理龚伟明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万 元；该公司总会计师夏某有期徒刑三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4万 元；该公司审计部主任李某有期徒刑三年，
9、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 万元；该公司党总支书记兼副经理张某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 罚金人民币3万元。 2000年7月至2002年9月，该公司领导班子经多次讨论，决定为职工购买 多项商业保险，龚伟明率先提议，还介绍了保险公司业务员，且同意将 支付的商业保险费及相关个人所得税款中的人民币780余万元列入管理费 中。夏某赞同购买并参与操作，经龚伟明授意，指派李某疏通关系掩盖 事实。李某积极参与购买，直接执行了将商业保险费列入管理费的行 为，并在龚、夏授意下，与会计师事务所疏通关系。张某在行使决策权 时，同意了购买保险并将商业保险费列入管理费的损害国有资产权益的 行为，造成企业成本增大，利润
10、减少，致使国有资产被私分。,柳传志与孙宏斌,判决书（1992）海法刑字176号 “利用职务之便，于1989年5月至10月期间，以方便给下属分公司购货为名，先后截留北京联想计算机集团公司武汉、太原、青岛分公司还总公司货款共计人民币76万元，入到其友杨建忠个人承包的北京市海淀区通用计算机经营部帐户内。杨建忠为购货经营，多次动用此款总金额达13.46万元，盈利2.6万余元。 孙宏斌1990年5月28日被警方羁押，6月5日被逮捕收监，1991年7月10日公开审理，1992年8月22判决，1992年9月被开除。1994年3月出狱。 一个曾经为所欲为因而陷公司于危机之中 另一个毫不容情地将其送交法律审判,
11、第二百七十二条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或者虽未超过三个月，但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进行非法活动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挪用本单位资金数额巨大的，或者数额较大不退还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以及其他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有前款行为的，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的规定定罪处罚。,腐败是人类公平和正义的公敌 腐败随官僚政治的产生而产生，并随官僚政治的发展而日益膨胀 西方文明起源于古希腊，法制
12、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 古罗马帝国，法律更是得到了空前发展，甚至有人认为，罗马法的成就至今无可超越 进入黑暗的中世纪后，基督教、上帝成为人类一切的主宰，法律被圣经取代 但这一切随着中世纪的结束以及文艺复兴的到来而发生根本的改变，“上帝死了”，神学迷雾逐渐消退，古罗马法的复兴势在必然，运用理性、追求公平的精神重新成为法学的主流。 被誉为“政治学之父”的马基雅弗里是世界上第一个深入研究腐败问题的思想家。他认为腐败的产生源于社会的不平等、人的私欲、权势者为满足自己一己私利的权力欲等，提出了依靠领导者的自律为公民作出良好的榜样、依靠法律规范人们的行为、依靠有效的监察制度、依靠相互制衡的政治
13、制度等消除和防止腐败的办法。最重要的是他还提出了依靠改革来防止腐败的思想，“因为随着时光的流逝，德性必然腐化，如果不加以治疗，这种德性的腐化必然会导致政体的毁灭”，因此他主张经常革故鼎新，为国家注入新的生机，通过种种兴利除弊之举来克服腐败，使国家历久不衰。马基雅弗里对腐败危害性及其根源的认识，不仅震撼了他的同代人，使人们开始正视腐败的灾难性后果，还为后来西方国家的政治学说开创了新的研究方向。 阿克顿勋爵有一句至理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 孟德斯鸠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西方廉政思想的起源,可以说，以后以自然法三权分
14、立学说为理论基础，以反腐败为主要目的的西方廉政思想，以及“廉洁政府”理论的盛行，溯其思想源流，无不是这些思想家思想光芒的闪烁。 美国国父华盛顿曾谈到：“政府本身不是对人性的最大侮辱，又是什么呢？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内在的控制了。”这可谓是西方近现代政治监督机制的最好描述。 西方近现代国家的三权分立体制，是通过宪法将政府划分为立法、行政、司法三部门或三部分。 三个部门中的每一个部门都一定要限于行使自己的职能，不允许侵蚀其他部门的职能。 进而组成这三个政府机构的人员一定要保持分离和不同，不允许任何个人同时是一个以上部门的成员。 这样一来，每
15、个部门对其他部门都是一个制约，没有任何一群人将能控制国家的全部机器。 实际上，三权分立体制的最终目的就是试图通过政治权力内部“分立”、“分工”来达到权力的均衡，以防止权力专制和腐败。 总之，西方近现代现代社会，上承古希腊、古罗马的法制遗产，近受启蒙思想家的政治学说，形成了以法治国为基础，以分权制衡、以法制权为核心的廉政思想。,西方廉政思想的起源,中国在步入国家阶段时，原始的氏族血缘关系并没有充分瓦解，故而在夏、商、周三代时期，其社会政治结构的最大特点便是“家国一体”或称“家国同构”（国即家的扩大，家不过是国的缩小），无论在政治统治还是社会交往中都特别强调宗法血缘关系、伦理道德。 战国以降，随着
16、三代传统社会政治体制的崩溃以及兼并战争的需要，各国纷纷进行变法，法家思想异军突起。正是在法家“法治”思想的指导下，偏处西陲的秦国愈战愈强，最后扫灭关东六国，一统天下，建立起一个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大帝国。 只可惜，重视法治的秦王朝仅历两代便灭亡了，于是重视伦理道德、倡导仁政的孔孟儒家学说得以重兴。到汉武帝时正式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法家思想由显而隐，法治逐渐为人治或德治取而代之。由此，形成了专制皇权与儒家思想二位一体的中国社会政治结构，这种结构历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不改。 在中国封建专制皇权体制下，皇帝的权力至高无上，无所不统，皇权凌驾于国家法律之上，政治监督制度不过是维护皇权的工具而已。为了达到皇帝专权和中央集权的目的，历代统治者无不遵循“以内驭外”、“以小驭大”、“内外相维，犬牙交错”等原则。在监察工作上，往往通过各类监察机构的设置以及连坐告密、遣使巡行、牵制监督、特别侦缉、密奏传呈、检核簿册、举动劾章等方式的采用，对各级机构和官员进行严密监督。而且，愈到后世，监察机构越来越繁杂，监察官员越来越众，最后发展对监察机构的监察，对监察人员的监察。结果，造成政府机构的架床垒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