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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西方哲学智慧的比较分析一、中国哲学智慧及其发展特点 19至20世纪是中华民族威风扫地的世纪，也是它面对咄咄逼人的西方 文化自惭形秽的世纪。从那时起，西方文化及其哲学渐渐蚕食了中国 文化和哲学的领地，终于在1949年之后形成哲学界马哲一花独秀，科 学领域只认西方实证科学为科学的局面。1978年以后，在教条化的马 克思主义哲学素养和实证科学素养的基础上，中国学界乘着国门开放 的机会把西方哲学渐渐学透，在哲学上也就渐渐地完全钻入西方哲学 思维模式中。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几千年来中国人胸有成竹堪为国宝骄傲的民族哲学智慧几乎被马克思主义荡涤一空。再后来，西方文 化和哲学伴着改革开放大量涌入，使不少
2、中国文化人把西方哲学当成了衡量是否哲学，以及哲学水平高低的唯一标尺。不但中国独特的哲 学大智慧不被炎黄学子理解，且连中国哲学的哲学身分的合法性也被置疑。“中国有无哲学”成了需要引经据典论证的问题。学者们在争辩论证中国有无哲学时，也都是拿着西方哲学作模子，翻出自己的家底儿，一个思想家，一种范畴地去与那个模子相套。无论是“中国压根儿就没有哲学”的蠢话，还是“中国从来就不乏哲学”的自信，都由一种标准而来，这标准就是西方哲学的套路和形式。要全面而恰当地展示中国哲学的博大精深，非是本书一章的有限篇幅所能尽述，也非是笔者现在的学识修养所能胜任。但是笔者所领悟的中国哲学却仍有助于对西方哲学做比流行见解远为深
3、入的把握，进而也就有助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较深入的分析。所以对中国哲学之特点作一种大纲式的概括，就成了本书这一篇必不可少的一个前提性环节。对于中国哲学及精神和特点的把握是相对于西方哲学及精神而言 的。首先，中国哲学是从实际出发的。一说到“从实际出发”，不少人会想到从物质的客观实在出发。这是按照西方经验科学的实体化习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哲学教条对中国哲学的误解。这种误解甚至在我们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中都有体现，如把“世界的物质统一性”作为“实事求是的哲学依据”。其次，中国哲学在求善和真善统一的自觉程度上也达到了迄今为止的至高水平。 中国哲学在求善的自觉程度上对比西方哲学，即使以今天的眼光看
4、也达到了更高的高度。在西方哲学史上，这一维度的自觉程度，只有中世纪基督教哲学堪与其相提并论。甚至求真与求善的自觉统一也还不足以全面地说明中国哲学的全貌。这里借用老子的话，“强为之”或“强字之”勉强地可概括出中国哲学的四条思想原则：一天人、同真善、合知行、道中庸。一天人，是说天人合一。人生活的世界是天的大系统之中的一个子系统，人得益于天又受制于天。上举阴阳五行学说就是天人合一的很好 例证。而阴阳五行学说渗透于中国的医学、养生保健、农业、建筑、天文、气象、心理、艺术等方方面面。天人合一，还意味着强调天人和谐。中国人对待自然的态度不是征服，而是把大自然看成自己的生命家园，看成仰赖它人才得以获得生命、
5、延续生命的母亲。中国人看到“天有好生之德”。那么人对于天地的态度，首先是感恩，并接受它的赠与，同时要努力达到与天地自然的和谐相处，而不是为了征服自然而向自然开战，一味地向自然索取。同真善，是说真理与价值是一致的、天道与人德是一致的。张岱年论证说：“中国哲人认为真理即是至善，求真乃即求善。真善非二，至真的道理即是至善的准则。即真即善，即善即真。从不离开善而求真，并认为离开善而专求真，结果只能得妄，不能得真再来看老子的辩证认识方法论。按照现在中国大陆使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安排，哲学被分为四大板块：唯物主义、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也有的教材还会加上一块实践观。在辩证法部分，会讲“客观辩证法”
6、，即“对立统一”、“质量互变”、“辩证否定” （或“否定之否定”）这三大规律和“现象与本质”、“形式和内 容”、“必然性与偶然性”、“原因和结果”、“可能与现实”这五对范畴。这被模模糊糊地认为既是属于世界观的内容，也是属于方法论的内容。而在认识论部分，除了论及实践与认识、认识的过程、真理外，还会论及“主观辩证法”，“主观辩证法”涉及了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抽象与具体、逻辑与历史的统一等内容。这被模模糊糊地认为是属于认识论的内容。这样的安排其实很不严谨。按笔者的分类，辩证法属于客观辩证法的内容可以归为本体论或世界观的范畴，象上文论及的老子在本体论问题上的辩证法思想，可说是辩证的本体论。而属于认
7、识的辩证法或主体对辩证法的自觉运用则归入认识论中认识方法论的内容。老子的辩证认识方法论是与其辩证的本体论一致的。既然世界的存在是对立统一的，事物是动态地存在着，会有发展变化，那么老子就要教人如何去适应并把握事物变化的规律，以使人的生活能达到最佳状态。老子揭示了事物发展到极端就会向反面转化的规律，教给人们做事不可走极端，要有意识地保持在适量，适度才可长久的道理。这时对客观辩证法的主动运用，就变成认识方法论的内容。老子提出：凡要达到收缩之目的，必先要让其 扩张；凡要削弱的对象，必先要允许它增强；凡要废除的事物，必先要使它兴旺；凡要取得一定的收获，必先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就是将物极必反即矛盾着的对立双
8、方在一定条件下彼此地位会相互转化作为辩证认识方法论应用于解决实际问题。老子也明确地强调了量的积累对质的建立的必不可少的重要性。比如他说，“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想解决难事须从易处着手，想完成大事要从小事切入。老子还提醒人们事物是变化着的，因此要用发展变化的眼光看问题才能得到主动：“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泮，其微易散。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过犹不及的中庸思想更是老子非常明确的方法论原则：“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 老子哲学是中国哲学的高峰。老子的生卒早于孔子这一点现在也是共识了。在那样久远的年代，中国哲学几乎是一产生就达到了如此
9、的高度，这决定了中国哲学发展的路向是从高端发起，向下向广发散。老子以五千字的篇幅表达出来的哲学思想、孔子和其后的儒家哲学，特别是他们注解过的篇幅有限的易经、易传所表达的哲学思想，其本体论、价值论和认识论都达到了高度完美的统一。就其求道的自觉与对道的认识的深刻而言，至今堪为人类哲学的高峰。并且，老子之道由于历代儒家道家学者的发扬，也一直是中国人的信仰对象。由于其一上来就几乎站在一览众山小的绝顶上，后人也就只能述而不作，只能结合自己具体的生活经验来体味、理解和实践先哲们的微言大义，只能将其在自己所处的时代与思想平面上向细微处扩展，而没有办法在其高度上达到新的超越。更为可叹的是，到今天，这种哲学大智
10、慧除在部分优秀中医中仍被理解和运用，在中国几近失传。 二、西方哲学智慧及其发展特点 “好奇”作为人类哲学发生的心理因素无论中国哲学还是西方哲学都是相通的。然而据亚里士多德解释，古希腊的哲学家们“探索哲理只是为想脱出愚蠢，显然，他们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的目的。这个可由事实为之证明：这类学术研究的开始，都在人生的必需品以及使人快乐安适的种种事物几乎全都获得了以后。”这就引出了相对于中国哲学智慧而言西方哲学智慧的一个鲜明特点：如果说中国哲学所追求的是实用的智慧，因此即事言理是它的动因；西方哲学所追求的就是思辨的智慧，因此它的动因是离事言理。中国古代哲学家更象是成熟负责有担当的成年人，他研究
11、哲学是为了好用；而西方古代哲学家则更象是天真烂漫无忧无虑的孩子，他研究哲学是为了好玩。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他以前的西方“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这种解释是否正确，也就并不需要在现实中得到验证，只在逻辑上能自圆其说就行了。所以哲学在西方的脱颖而出是以思维的抽象水平达到一定程度为标志，而不是象中国那样以提出“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的实际生活的规律性指导为标志。与中国哲学关系地、动态地、系统地、综合地看世界截然相反，西方哲学的主流一直是实体地、静态地、孤立地、分析地看世界，还原论是其主要思维倾向，形式逻辑的公理演绎方法则是哲学思考的主要程式。开始的哲学家把世界的本源和本质还原为某
12、种具体的物质，后来随着其抽象思维水平的提高，巴门尼德提出“存在”是哲学的对象。可是，他的“存在”并不是物质的存在，而是作为思维抽象的结果的，静止的、永恒的一般（概念）。相应地他的“非存在”也不是虚 无，而是指感性的、变化的、暂时的现象、杂多。毕达哥拉斯提出了“数”是世界的本质，因而也是哲学的对象。柏拉图提出“共相”或“理念”是哲学的对象、亚里士多德提出“实体”是哲学的对象。从巴门尼德以后，西方哲学家自觉面对的就主要是一个概念的世界，而不是象中国哲学家那样直接面对生活的世界。因此，他们总是趋向于把感性与理性、普遍与具体、物质与精神等等中国哲学家视为象手心手背那样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的两个方面明白地在
13、哲学思维中分开，再在分开了的两个方面中确定出孰前孰后、孰轻孰重、谁产生谁、谁决定谁的关系。从巴门尼德区分“存在”与“非存在”、到柏拉图区分“共相”（或“理念”）与“殊相”、亚里士多德区分“实体”与“偶性”、“形式”与“质料”，到中世纪哲学利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论证上帝的存在和全知全能全善直到近代强调要通过归纳获得新知的经验论异军突起，在中世纪唯名论与唯实论争论的基础上，经验论与唯理论认识论之争白热化，直到康德通过把认识论的关注焦点从认识对象转向认识主体的主观能力，用先验主义的方式解决经验论和唯理论的对峙这种还原论的、分析的，或如杨振宁所说的“演绎方法”倾向一直主导着西方哲学。更不用说真与
14、善、知与行的关系相比于中国哲学也一直是泾渭分明的，只是在基督教托马斯哲学中，真与善、知与行才通过哲学与信仰的统一，以基督教哲学的形式，达成过一度的统一。之后，随着文艺复兴和基督教改革时期的到来，西方哲学渐渐重又走出信仰，而成为祛除信仰的“纯粹理性”。直到黑格尔的辩证的绝对唯心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辩证的彻底唯物主义，虽然有了成熟的对立统一的、联系的、发展的、系统的辩证视角，但最终还要在本体论上归结到或唯心或唯物的“一唯”上，仍然不能彻底摆脱还原论的思维模式。雅斯贝斯说：“西方具有不屈不挠的特征，即决心把事物带到极端，把它们连最后一个细节都详尽说明，让它们处于非此即彼的地位。”西方哲学从未达到过老子哲
15、学，易哲学所达到的整体地、辩证地把握世界的高度，与中国哲学相比，其发展路向也是相反的。它不是从一览众山小的高端发起，而是从平面起步。它走的是垒石成山的路，象英文发散与汉语收敛的不同那样，西方哲学也是发散的。中国哲学的向下发散最终受制于顶端划定的范围，而西方哲学的发散则没有范围。所以西方哲学总能推陈出新，但是它却有可能最后找不回自己经营了几千年的家产殷实的哲学家园，即最后失掉自己的基业。这当然也有其积极的一面，雅斯贝斯说得很好，“象所有文化一样，西方意识到一种普遍原则的形式。但是在西方，这种普遍原则并没有凝结成一种限定的制度和观念的固定教条”，“西方给例外以活动的余地。它经常容纳绝对新颖的生活和
16、创造的模式，然后，又能从根本上 毁灭新模式”。因此西方哲学发展之路也就不是通过哲学家实际的修炼和体悟，以“我注六经”的着眼点去阐发先哲的微言大义，而是以怀疑为动力，不断地去置疑已有的哲学，提出前面哲学家根本没有注意到或有所忽视的新视角和新答案。而在他们论述自己的观点时，往往又都会走入“舍我其谁”、“非我必误”的极端，把自己的哲学新贡献的意义夸大到不适当的程度。相应地，西方哲学把对真理的探求当成了自己的责任，而把对善的力行倡导拱手交教给了宗教。用中国哲学的眼光看，许多西方哲学家做普通人恐怕都要算是“有问题“的，怎么可能成为哲人呢？可是在西方哲学园里，他们却仍被视为哲学大家受到人们的崇拜，比如培根、尼采、海德格尔、福柯等等。 三、中西哲学的相通、相异与互补 总结上面所谈的内容，我们可以把中西哲学特点列出一表来作对比： 西方哲学中国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