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编》经济发展思路的新进展及其对我国的启示》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精编》经济发展思路的新进展及其对我国的启示（11页珍藏版）》请在金锄头文库上搜索。
1、结构主义经济发展思路的新进展及其对我国的启示摘要：近十余年来,西方发展经济学界出现了一股重新评价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结构主义经济发展思路所做贡献的理论思潮,结构主义思路再度被人们所关注。本文主要介述20世纪80年代初到本世纪初结构主义思路取得新进展的三个主要领域,即国家干预理论、收入分配理论和国际贸易理论,在此基础上,再就这一思路的新进展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启示这个问题谈几点看法。 一、结构主义思路政府干预理论的新发展 众所周知,“新古典主义复兴”中批评结构主义思路国家干预理论的主要论点是:这一思路中隐含了政府具有干预经济的无限能力的假定;贪污受贿和“管理失效”等“政府失效”比“市场失效”更
2、糟;政府干预为租金打开了广泛的空间;外向型经济可使政府不容易助长直接非生产性寻利活动;为了纠正政府干预造成的种种“扭曲”必须“矫正价格”,等等。 早期结构主义者曾经批评传统新古典理论体系中实际上隐含了市场机制通过价格调节足以带来效率的假定。新一代结构主义者H.夏皮罗和L.泰勒指出,传统新古典经济学的主要缺陷之一是缺乏一个国家理论,原因在于它把经济领域同政治领域分离开来,但与此同时又至少预设了市场机制有能力自我纠正和政府只需起最低限度“守夜人”作用这两个假定。尽管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了“新制度经济学”(有的场合又被称为“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新的国家理论,包括J.M.布堪南应用“公共选择”理
3、论讨论政治市场上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D.诺思把国家视为诸“既得利益集团”中的一个,并将国家的作用理解为在众多集团中间进行经济效率与国家权力的相机抉择,M.奥尔森对讨价还价、“搭便车”、“分配联盟”等集体行动的分析,等等,但这种新理论不过是把政府干预理解为类似于在政治领域中个人实现最大化的行为,进而将政府政策内生化于一般均衡体系中而已。他们回击了新古典主义者有关政府干预造成“扭曲”并降低市场效率的说法,认为成功的经济发展伴随着扭曲,同时他们承认,长期偏离市场信号成本高昂,但短期内却能激励企业家精神并促进生产率增长。他们反对新古典理论有关公共工程势必“挤出”私人投资的推论,认为公共工程
4、可通过互补性“挤进”私人投资,而不是通过利率“挤出”私人投资。他们肯定,政府对教育投资带来的成效远胜于新古典模型中常常讨论的个人或家庭对教育投资带来的收益。H.夏皮罗和L.泰勒还设想,用政府不完善不可避免性假设取代流行的市场不完善假设,用以解决在发展中国家任何一种制度安排都无法避开政府被“寻租”所腐蚀的环境但同时又要求政府从经济活动中脱身出来的两难矛盾。 P.斯特里顿认为,“新古典主义复兴”混淆了市场和国家之间各自作用的一些重要差别。他反对那种声称效率、公平和自由要求甩掉政府而听任市场的“国家最低限度干预论”,认为那种纯理论意义上自由的、不受管制的市场依赖于现实中几乎不存在的许多条件;为了使现
5、实的市场正常运转,强大的、在某些场合甚至是扩张的政府必不可少。他甚而指出,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看不到“看不见的手”,假如能感觉到一只“看不见的手”的话,它肯定是被一只“看得见的强有力的胳膊”所引导。在他看来,自由市场是一种既可以行善又可以从恶的中性制度,“看不见的手”能以窒息的方式发生作用,它还会为某些不利于公众的共谋行为助一臂之力。发挥市场优点的条件在于竞争的存在。他提到,亚当.斯密所说的商人们为“反对公众而进行勾结”和“用诡计来提价”以及地主们“在从未播种的土地上收获”,实际上就是寻求“租金”的过程,但他认为,新古典理论得出减少“寻租”的唯一途径是限制政府的结论却是错误的。他写道,私人动机和
6、公共部门的动机之间有着重要的区别,虽然追求私利的行为在公共部门也会发生,但如果把公共部门同私人之间的区别降低到统一的自利层次上并且将理性行为等同于自利行为,那就太荒唐了。他发现,新古典主义国家学说走了两个极端:在A.C.皮古、A.勒纳、J.米德那里,政府是不会做错事的;而在新制度经济学中,政府是不会做正确的事情的。他以为,政府无法使一切(公共福利或自身利益)都达到最优。P.斯特里顿赞成有必要对“矫正价格”这一概念区分为“使价格得到矫正”和“让价格逐渐得到矫正而政府无所作为”两种不同含义。他认为,要是没有公共部门的互补性行动,即使价格是“适当的”,也只会是低效率的,价格只有在政府采取互补行动的前
7、提下才能对供求产生影响。在他看来,“矫正价格”绝非东亚经济成功的主要秘方,也就是说,它不是一剂足量的药方。 P.巴丹指出,在发展中国家,一些为市场经济运作所必不可少的制度结构要么不存在,要么很脆弱,要么制度设计有问题,要么设计好的制度在履行时绩效不佳。他觉得,发展经济学家需要的是一种更为精细的国家理论。他把对发展中国家分权化的研究看作是一条走出“老掉牙的”国家与市场争论死胡同的好路子。在他看来,在不少发展中国家(例如印度),一方面,在宏观层面上,低效率同国家干预不协调往往是社会深层次中潜在冲突的征兆;另一方面,比宏观层次更尖锐的是地方社区层次上的“制度失效”,这两个方面在市场与国家的争论中往往
8、被忽视。他重视东亚政府用为私人部门提供支持与互补作用的方式在解决“协调失效”中担当重要角色的经验,认为P.克鲁格曼等人低估了发展中国家由于行政能力低下和政治凝聚力不够而带来的政策协调困难以及对资本的微观管理中出现的激励和组织难题。至于“寻租”理论,他认为该理论虽然有一定道理,但它仍然不能解释在政府干预程度相同的国家之间腐败在程度上的差异为什么如此之大。在“寻租”理论中,政府被看成是一群有组织的盗贼,这无助于解释某些国家中腐败何以更盛行的难题。他提出减少腐败的途径之一,是削弱官员在对居民发放许可证、提供补贴或转移支付资金方面的权力;另一个途径是采取行政方面的改革措施以抵制腐败。尽管许多国家周期性
9、地开展反腐败运动,但这类运动的效力因场合不同而不同,重要的是使各种诚信机制制度化。他提到的诚信机制有:独立的公共审计机构,设立由市民组成的监督委员会以提供信息和实行监督,建立地方巡视官机构以便对官吏在一定程度上实行监控,形成强有力的新闻曝光制度,等等。 二、对收入分配理论的进一步推进 20世纪80年代以来,结构主义思路的收入分配文献可以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沿袭早期结构主义思路论证模式,主要代表有J.M.劳、I.阿德尔曼和S.罗宾逊。J.M.劳批评了包含在新古典资源配置模型中的收入分配理论。他写道,新古典思路从工资决定于充分就业这一假定出发,认为对生产资料支配的不平等不会对资源配置产生后果。
10、然而,按照结构主义思路,财富分配同资源配置之间的关联总会发生,其原因不仅在于财富集中将导致失业和生产过程的矛盾,而且还在于这一关联是同通过市场进行的资源配置过程相关联的诸多难题的主要根源。显然,仅仅对市场过程进行分析不足以理解全部经济后果。I.阿德尔曼和S.罗宾逊表明,新古典收入分配理论所依据的“涓流效应”假设是建立在对历史误解基础上的,它忽略了19世纪工业革命中不平等愈益增大的特征。该假设认为,当穷人的条件改善时,增长会对不发达国家中最穷的人施加影响,正如20世纪的经济增长对发达国家中的穷人施加影响那样。他们探讨了许多国家收入分配的趋向,证明在工业化初始阶段上没有显现出收入分配自动改进的趋向
11、,因此存在着库氏“倒U曲线”,但在结构转变的后期阶段上,不平等趋向是否下降取决于各国实行的有关政策;此外,国内不平等比国际不平等显得更加重要,但无论是国内或国际不平等的下降,都将对减少贫困起作用。 第二种类型文献侧重于结构与制度的功能性效应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代表人物是L.泰勒、D.雷伊和P.巴丹。为了反映第三世界国家收入分配的“扩大的功能性分配”特征,L.泰勒建立了结构主义的收入分配矩阵模型,以表现在储蓄倾向、消费与投资行为、资产选择和对价格形成的支配力方面不同于发达国家。在他的矩阵中,任何角色的运行空间均取决于被研究经济的制度与历史。D.雷伊强调,市场不存在或功能不全不仅创造了广泛的外在性,
12、还在于消失的市场具有重要含义:收入或财富分配不平等在许多发展问题中起着关键作用,也就是说,不平等对于人均收入水平、增长率等经济绩效指标具有重要意义。P.巴丹从三个方面批评了新制度经济学家涉足收入分配领域时暴露出来的理论缺陷。第一,新制度经济学所继承的传统新古典理论关于平等与效率之间相互替代的推论在许多场合不适用,虽然有利于穷人的增加平等的政策在严重地破坏效率的前提下不可能维持长久,但仍然有某些场合使得效率与平等并行不悖,例如由政府出面实行收入的再分配改革,向穷人提供生产性和赢利性的就业机会,等等;第二,新制度经济学家同传统新古典经济学家一样专注于改进配置效率的经济制度,他们往往把改进效率的制度
13、变迁同与收入分配有关的制度变迁分离开来,这无助于透彻地解释同收入分配有关的集体行动、讨价还价等问题;第三,新制度经济学家把环境资源被过度利用和恶化归结为对地方性公共资源的私人产权界定不明晰,他认为,将公共资源私有化意味着剥夺了穷人接近公共资源的权利,进而使穷人的状况更加恶化,因此,公有地产权私有化具有严重的收入分配后果,尤其是当私有化被认为是不公正时,会导致不负责任及破坏活动,最终使包括产权所有者在内的所有人的境况变坏。在他看来,在人类不平等状况既定的前提下,某些人持不参与的态度甚至退出而引起的低效率可能比更为不平等情况下的低效率更低。 三、对进口替代的重新思考 围绕进口替代所作的理论与政策分
14、析一直是结构主义思路关于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石之一,针对近年来西方发展经济学界重新表现出对进口替代的浓厚兴趣,结构主义者也对这个领域的有关问题进行了重新思考。D.菲利克斯认为,由于发展中国家中的债务国实行反进口替代计划归于失败,加上发达国家保护主义再度抬头,激起了人们重新思考把进口替代作为取代出口导向的一种选择。在他看来,进口替代实质上是发展中国家的一种赶超战略,其中技术引进起着关键性作用,而技术缺口的存在是区分经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主要标记,以往的所有争论集中在进口替代能否缩小该缺口这一点上。同技术缺口相联系有两个主要障碍,一个是融资,另一个是规模经济。历史上有法德两国以金融业和企业相互融资
15、以及沙皇俄国以政府集资和融资的方式来跨越第一个障碍,但规模经济这个障碍却不容易越过,这是因为保护培育了一大批同进口技术相关的规模不足的企业,致使进口替代向大规模工业品出口的转变过程放慢。他赞同那种把进口替代成功与否同“硬国家”(strong state)与“软国家”(weak state)的差异有密切关联的说法(例如,P.巴丹并不认为进口替代的衰竭使得印度的工业增长放慢,相反他认为,由于印度的“软国家”在管理工业计划方面越来越缺乏效力而阻碍了增长,进口替代的目标并没有错,而是目标实施过程中出了差错;由此他建议,“硬国家”只需更有效率地推进现有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在有节制地依赖工业品出口的同时
16、,随之而来的是中间产品和资本品的更快增长),并且也认为东亚的进口替代模式是一个由国外设计并且由国内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生产的初级进口替代,继之为出口同类产品以赚取外汇和进口技术上更加复杂和规模密集型产品的阶段,然后导致旨在减少这类进口的第二级进口替代阶段的系列过程。D.菲利克斯试图解释拉美的进口替代工业化同亚洲相比何以更不稳定、更不平等和更易于发生危机的原因,为此而强调文化和历史对消费偏好形成过程的影响。他指出,这类影响是决定进口替代成功与否的关键:在东亚地区,亚洲人共同拥有使得产业排序过程同拉美各国相比能够更富有社会理性且又更经济地进行的那些制度和文化特征,因此,这一地区除韩国之外并未出现收入集中的趋势,同时私人储蓄率大幅度上升;在拉美地区,城市中上阶层的消费行为不仅能解释消费的进口密集型倾向趋高而家户储蓄率趋低的原因,而且能说明在收入愈益集中的同时仍然存在高通货膨胀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