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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朱熹研究西铭的相关史料问题考述在朱熹的学思历程中,张载西铭的影响至为深远。从早年读西铭,到中年时期完成以西铭解为主的一系列解释工作,再到弥留之际仍对西铭注解增删改易,朱熹的虔诚和服膺之情始终如一。从朱熹留下的大量西铭解释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出,朱熹对张载西铭是非常重视的。仔细梳理这些史料,不仅有助于认识西铭解的流传版本问题,在此基础上深化对西铭思想内涵的理解;而且还能看出朱熹在解释西铭过程中的思想变化,这对深入理解朱熹思想的发展演变也是有所助益的。本文即拟对朱熹研究西铭的相关史料问题进行考述,以期进一步推动对朱熹西铭解义的研究。一、西铭解的版本西铭解是朱熹解释西铭的专篇文字。乾道六年(1170)
2、,朱熹草成西铭解。他追忆说:“向要到云谷,自下上山,半涂大雨,通身皆湿,得到地头,因思着: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时季通及某人同在那里。某因各人解此两句,自亦作两句解。后来看,也自说得着,所以迤逦便作西铭等解。”云谷在芦山之上,乃崇安五夫至寒泉所经之地。朱熹此年夏天游芦山,故有云谷之行。从这时起,朱熹便开始着手草拟西铭解,直至此年秋天完成初稿。乾道八年(1172),朱熹序定西铭解,这标志着朱熹西铭解义工作的基本完成。从传世文献来看,西铭解的流传版本大致可分为两个系列:一、淳熙本晦庵先生文集所收的西铭解义。淳熙本晦庵先生文集,不知何人编刻,现藏于台湾故宫博物院。据昌彼得
3、考证,此本编辑虽系按文体分类,但分前后集却又颇无章法,当属淳熙十六年朱子无职住于临安时,闽间书坊所搜得而随时付刻者。此本虽然非朱子手定,亦仅二十九卷,其文字与后来浙、闽刻本颇有异同,但不乏传世全集“足本”所未收之文,西铭解义即其一。由此可见,西铭解义是朱熹西铭解的最初流传版本,即第一个版本。朱子全书西铭解的校点者曾说:“淳熙本文集所载西铭解义因系朱熹初稿,文字异处太多,今不取。”从朱熹西铭研究史的角度来说,正因为西铭解义是朱熹研究西铭的初稿,所以它才更能够代表朱熹最初对西铭的理解;“文字异处太多”,这恰恰说明朱熹研究西铭的思想变化。因此,从“朱子全书”之“全书”的角度来看,这种“不取”的作法是
4、否合适,还值得商榷。二、朱子全书本西铭解。尽管我们对全书本西铭解不取西铭解义的做法提出了质疑,但全书本西铭解的价值却不能因此而否定。全书本西铭解是以黄瑞节朱子成书元刻本为底本,校以性理大全永乐十三年刻本,并以张子全书万历三十四年徐必达刻本、万历四十六年刊本参校。因此,从西铭解定本的流传来看,全书本应该说是目前所见最好的一个版本,是我们考察朱熹西铭解义工作最重要的文献依据。二、朱子语类、朱子文集所见西铭解释史料在西铭解之外,朱熹对张载西铭还有大量的散论性解释文字,这主要保存在朱子文集和朱子语类之中。因此,这两部书中有关西铭的解释和评论文字,同样是我们考察朱熹西铭解义工作的重要史料。我们知道,朱子
5、文集是朱熹亲笔撰写的文字,这可以说是了解朱熹学思历程的第一手材料。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即使是作者亲笔撰写的文字也不一定就能完全代表作者的真实想法,因为在作者写下这些文字时,由于受到各种外在制约因素的影响,作者的思想可能会有所保留,用语也更为谨慎。例如:在天体运行问题上,朱熹对张载“天左旋,日月亦左旋”之说非常推崇,但由于他顾虑到时人对此不易理解,因此在作诗集传时仍然采用了较为传统的“右旋说”。黎靖德编订的朱子语类也保存了朱熹解释西铭的大量史料。与朱子文集相比,语类作为老师与弟子之间直接对话的原始记录,它或许更能代表老师当时的真实想法。因为作为师生之间的直接交流,语言表达的顾忌性就会大大减少,
6、在著述中不能或不便于表达的思想,在师生问答之际,就会以口语的形式零散而直接地表达出来,显得更为真切。值得注意的是,“语录体”在彰显其优越性的同时,实际上也已暗示了其自身的劣势和不足。也就是说,语录固然能反映出师生在问答之际的真实想法,但是由于它具有很强的随机性,再加上记录者在理解和表达能力上的参差不齐,这就很容易造成思想表达的歧义性,有些甚至是自相矛盾。但是不管怎么说,朱子语类的确是研究朱熹思想的重要材料,它不仅能够弥补撰著文字表意的有限性,而且还可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答问者的思想进展情况,甚至可以从答问过程的记录中找到“身临其境”的感觉。通过比较朱子文集和朱子语类的优缺点,我们认为,要想全面
7、准确地了解和把握朱熹的西铭解义工作,我们就必须在西铭解的基础上,采取扬长避短的策略,尽可能充分地利用文集和语类所保存的朱熹解释西铭的史料。只有这样,我们的研究才有可能接近历史的真实。三、西铭解释义之演变从历史上看,西铭解一直被认为是朱熹解释西铭的最重要著作。但是,通过梳理朱熹的所有著述,我们发现,朱熹对西铭解中的具体解释并未因该书的完成而止步,而是处于不断地修改中。从早年草拟西铭解义到西铭解的定稿,再到晚年的讲论,在此期间释义用词的变化,都反映出朱熹对西铭认识的不断深化。试举三例,以说明西铭解释义之演变。第一,西铭“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朱熹西铭解曰:天,阳也,以至健而位乎上
8、,父道也;地,阴也,以至顺而位乎下,母道也。人禀气於天,赋形於地,以藐然之身,混合无间而位乎中,子道也。然不曰天地而曰乾坤者,天地其形体也,乾坤其性情也。乾者,健而无息之谓,万物之所资以始者也;坤者,顺而有常之谓,万物之所资以生者也。是乃天地之所以为天地,而父母乎万物者,故指而言之。在朱子语类中,程端蒙记录了朱熹对西铭首句的解释。其云:西铭解义云:“乾者,健而无息之谓;坤者,顺而有常之谓。”问:“此便是阳动阴静否?”曰:“此是阳动阴静之理。”暂且不论“乾健坤顺”与“阳动阴静”的关系,只要对以上两条引文略加比较,我们就很容易能看出,西铭解对“乾健”、“坤顺”的解释要比西铭解义更为完整、准确。第二
9、,西铭“存,吾顺事;没,吾宁也”。西铭解曰:孝子之身存,则其事亲也,不违其志而已;没,则安而无所愧于亲也。仁人之身存,则其事天也,不逆其理而已;没,则安而无所愧于天也。盖所谓“朝闻夕死”、“吾得正而毙焉”者。故张子之铭,以是终焉。我们知道,朱熹曾与同时代的许多学者围绕西铭展开过激烈的论战,对于朱熹而言,这些往复论辩是推动他更为深入地阐释西铭思想的重要力量。朱熹对此句解释的前后变化便是一个很好的证明。朱熹后来对此解释感到不满,他在答郑子上四中就表达过这种疑虑。朱熹说:“西铭卒章两句,所释颇未安。试更思之,如何?向来诸书,近来整顿愈精密矣,只是近处难得学者肯用心耳。”在答吴伯丰的信中,朱熹不仅承认
10、“旧说误矣”,而且还作出了修正。朱熹说:“存,吾顺事;没,吾宁也。”二句所论甚当,旧说误矣。然以上句“富贵”、“贫贱”之云例之,则亦不可太相连说。今改云:“孝子之身存,则其事亲也,不违其志而已;没,则安而无所愧于亲也。仁人之身存,则其事天也,不逆其理而已;没,则安而无所愧于天也。盖所谓夭寿不贰’,而修身以俟之’者。故张子之铭,以是终焉。”似得张子之本意。此处朱熹所改,与朱子全书本西铭解的主要差别在于倒数第二句。西铭解“盖所谓朝闻夕死,吾得正而毙焉者”,源自于论语里仁“朝闻道,夕死可矣”及礼记檀弓上“曾子易箦”之事。答书中“盖所谓夭寿不贰’,而修身以俟之&rs
11、quo;者”,则直接承自孟子尽心上“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之说。那么,朱熹为何会以旧说“未安”、“误矣”,而认为后来所改“似得张子之本意”?这二者之间,究竟有何不同呢?先来看朱熹对孟子“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的解释。朱子说:夭寿,命之短长也。贰,疑也;不贰者,知天之至。修身以俟死,则事天以终身也。立命,谓全其天之所付,不以人为害之。程子曰: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自理而言,谓之天;自禀受而言,谓之性;自存诸人而言,谓之心。张子曰:“由太虚有天之名,由气化有道之名,合虚与气有性之名,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愚谓尽心知性而知天,所以造其理也。存心养性以事天,所以履其事也。不知其理,固不
12、能履其事。然徒造其理,而不履其事,则亦无以有诸已矣。知天而不以夭寿贰其心,智之尽也。事天而能修身以俟死,仁之至也。”他在解释西铭“不弛劳而底豫,舜其功也;无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时也说:舜尽事亲之道而瞽叟底豫,其功大矣。故事天者尽事天之道,而天心豫焉,则亦天之舜也。申生无所逃而待烹,其恭至矣。故事天者夭寿不贰,而修身以俟之,则亦天之申生也。”张载曾说:“气之不可变者,独死生修夭而已。”在张载看来,人之气质不可改变的只有死生修夭,即自然生命的长短。因此,在人面对生死存亡之事时,应该顺应自然,不可强求,并以此批评道家追求长生乃是“徇生执有者物而不化”。人能够做的就是遵循孟子所说的“修身以俟之”,
13、但此“俟之”并非只是单纯地等待,而是通过“修身”将人的自然生命提升至道德生命的高度,因为只有“道德性命”才是“长在不死之物”,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孟子所谓的“立命”。再来看“朝闻夕死”与“吾得正而毙焉”。“朝闻道,夕死可矣”,朱熹解释说:“道者,事物当然之理。苟得闻之,则生顺死安,无复遗恨矣。”朱熹所谓“生顺死安”,应当是受西铭“存顺没宁”之说的启发。如果这一判断不误,那么,朱熹以“朝闻夕死”解之,尚不算为误。“吾得正而毙焉”,曾子所谓“正”,当即孟子所谓“正命”之“正”。合而观之,朱熹西铭解之说,从义理解析的角度看,均是符合先秦儒学的古义。这样一来,朱熹所谓的“未安”、“误矣”必有其他原
14、因,此即是朱熹所凸显的“事亲-事天”逻辑架构,这也是朱熹解释西铭的一个突出特点。朱熹之所以坚持以“事亲-事天”逻辑架构解释西铭,笔者认为这与张载对西铭的定位有关。张载曾说:“订顽之作,只为学者而言,是所以订顽’。天地更分甚父母?只欲学者心于天道,若语道则不须如是言。”陈来先生认为,西铭要解决的是如何从个人的角度来看宇宙,其“民胞吾与”等等的说法,其真实的用意并不在于要用一种血缘宗法网络编织起宇宙的关系网,而是表明,从这样一个观点出发,人就可以对自己的道德义务有一种更高的了解,而对一切个人的利害穷达有一种超越的态度。由此看来,朱熹之“事亲-事天”的解释逻辑是符合张子本意的。其弟子徐子融也评价说:“先生谓事亲是事天底样子’,只此一句,说尽西铭之意矣!”再由前引文亦可看出,朱熹不管是解释孟子“夭寿不贰”章,还是解释西铭“不弛劳而底豫”章,始终贯穿着“事亲-事天”的解释逻辑,而“事亲”与“事天”的结合,不仅在语意表达上比“朝闻夕死”、“吾得正而毙焉”更为具体和丰富,而且更为关键的是,朱熹在这一框架下特别强调了“修身”的重要性,正所谓“事天而能修身以俟死,仁之至也”。综合来看,朱熹以孟子“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解释西铭末章,这不仅是朱熹坚持“事亲-事天”解释逻辑的结果,而且与张载自身对西铭“只欲学者心于天道”的定位也是相符合的。朱熹在修改后所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