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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韩兆琦：文景之治，光明的背后史记研究专家讲述“文景之治”及其另一面有些事情说说是容易的，关键是做得究竟怎么样，黎民百姓得到了实际利益没有鼓励农业生产，减轻农民负担，救济鳏寡孤独穷困之人在这方面，文帝、景帝都做了很多工作。文帝二年正月下诏表示：我要亲自耕种一块示范田，以给全国农民做表率，收获的粮食用来祭祀祖先。文帝十三年二月又下诏表示：我要为全国农民做表率，我用我亲自生产的粮食作为祭祀祖先的供品；用皇后亲自养蚕织出的布制作祭祀大典的礼服，要订出一套相应的礼仪，形成制度。景帝在其三年（公元154）的正月也下诏说：“农，天下之本也。黄金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以为币用，不识其终始。间岁或不登，意为
2、末者众，农民寡也？其令郡国务劝农桑，益种树可得衣食物。”这是根据晁错论贵粟疏的精神下达的命令。文帝于其二年（公元前178）下诏说：农业是立国之本，没有农业谁也不能活。有些人舍本逐本，荒废田园，我今天率领文武百官从事农业活动，就是要纠正这种偏向。我命令减免全国农民今年租税的一半。汉代从刘邦时起规定农民“十五税一”，也就是收十五斗交一斗。文帝减免一半，就是 “三十税一”了。十三年（公元前167）六月，文帝又下诏说：要免除全国农民的一切税收。这倒是破天荒的事。人们会问，作为一个封建的农业国，如果所有农民都不交税，那这个国家的统治者靠什么生活呢？原来当时的皇帝宫廷、国家政权的各个部门，以及全国各级的官
3、僚机构，都管有相当数量的奴隶，这些奴隶可以为它们开发山林湖海，可以为它们经商赚钱来供它们使用；除此之外就是向全国的手工业者、全国的大小商人收取租税，以及铸造钱币等等。统治者是不愁没有收入来源的。文帝、景帝时期在国家遇到灾荒时，都及时地采取过一些救急的办法，如汉书文帝纪在后六年记载说：“大旱，蝗发仓庾以振民”；景帝在其元年正月下诏“民欲徙宽大地者，听之。”这是一项很好的措施。当时人口稀少，全国也过不去两三千万人，而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土地多的是，那些受灾的地区，那些贫瘠土地上的穷人，何不趁机换到一个水土肥沃的地方生活呢？只要国家给他们稍加指点、安排，问题就可以解决了。文帝、景帝还都对鳏寡孤独这些
4、社会上的弱势群体特别予以关怀，文帝在其元年下诏，对鳏寡孤独进行接济。十三年又下诏“赐天下孤寡布、帛、絮各有数。”文、景时期又特别关心老人。在朝廷的督促下，各县各道都制定了体恤老人的特别规定：具体规定出了对八十以上的老人如何关照，对九十以上的老人如何关照；而且要求县令、县长亲自过问这些事情，要责令县丞、县尉或啬夫、令史亲自把这些东西送上门去；各郡国的太守与诸侯相要派人巡视检查。一个高高在上的封建皇帝，竟能如此充满感情地想到并如此细致具体地布置解决问题，真令两千年后的读者仍感到心头热乎乎的。在减轻刑罚，坚持依法办事方面取得较好的效果一个时代的司法好坏要看两个方面，其一是看实行的“法典”本身是不过严
5、或过宽；其二是看当时的执法队伍是不是能够严格地“奉法循理”，严格地依照法律条文办事。二者当中尤其以后者更为难办。史记、汉书中都有循吏列传与酷吏列传，二者之间的区别都不在于法典本身的宽严，而在于是不是“奉法循理”、照章办事。文、景时期在这两个方面都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其一，文帝、景帝都废止了一些残暴的刑法。如文帝二年（公元178），废除了惩治“诽谤、妖言”的命令，又废除了“株连灭族”。接着文帝于其十三年（公元前167）又因为缇莹上书请求自己降身为奴以换赎其父淳于意的肉刑，文帝很受感动。汉文帝下令把它废除了包括宫刑、劓刑、断左右脚等在内的“肉刑”，改用别的办法予以惩治，从主观动机上应该
6、说是好事。汉景帝在其中元年（公元149）下令废止把人剁成碎块的“磔”刑，而改为 “弃市”。把人剁成碎块也是从秦朝传下来的酷刑，一直用到汉初；“弃市”就是把犯人拉到市场杀头或者腰斩，汉景帝的这项变更显然是很好的。其二，是文、景时期都在整顿司法队伍，提倡“奉法循理”、惩治违法乱纪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司马迁在史记中歌颂了文帝时期的一位优秀执法官员张释之。张释之的执法一方面是不避权贵，大公无私。当皇太子与其弟梁王乘车闯司马门，犯了禁令的时候，张释之毫不留情地将他们扣押了起来。直到皇太后出面求情，汉文帝亲自为儿子道歉，张释之才释放了他们。当汉文帝捉到了一个违反戒严令，冲撞了皇帝车驾的农民，想让张释之判他死
7、刑的时候，张释之依据法令条款将他判成了罚款等等。张释之说：“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张释之宁可得罪皇帝，也决不随着皇帝的心意而枉法以徇其私。而汉文帝竟也接受了张释之的意见，同意了张释之的做法，这是很不容易的。司马迁在这里歌颂张释之，是和在酷吏列传批判武帝时代张汤、赵禹那种一味看着武帝脸色行事的执法相互对照的。汉书刑法志写文帝时期的司法还有所谓“罪疑者予民”。这“罪疑者予民”虽只五个字，但涉及了一条重要的司法原则。当一个人犯罪的证据不清楚，存在疑问时，是按照有罪对待，还是按照无罪对待呢？中国两千多年的司法都是取前者。也就是说一个人一旦被刑拘，他就立刻成了罪人，剩下的事情就
8、是千方百计的让他自己“承认”了。而汉文帝居然能“罪疑者予民”，也就是凡不能定案的都只能按无罪处理。“罪疑者予民”，与“罪疑从轻” 是一个意思，这就很接近现代社会的文明司法了。文帝、景帝还都在整顿司法队伍、平反冤假错案、严查与惩办官员犯罪等方面做了工作。此外还严令禁止各级长官接受所辖地区、所管部门的请客、送礼，以及相互提供各种赚钱获利的方便之门等等。读历史读到史记、汉书的文帝本纪时，的确有一种很温暖、很开心的感觉，看来此后历代对“文景之治”所做出的那些赞誉的言论、那些歌颂的诗文、那些搬演不休的说书唱戏的确不是偶然，的确有值得后人认真研究、学习的东西。文帝、景帝在生活上带头俭朴节约据史记文帝本纪叙
9、述文帝的生活情景：他在物质生活上“衣绨衣”、“帏帐不得文绣”；他的居住条件都是沿用了前辈传留下来的宫室，连一个只需花费百金的露台也没有新建；他的园林猎场不仅没有新增，而且每遇灾荒年头，就把那里的门户打开，让百姓们进去耕种；他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而且要求身边的所有人也都这样做。他在为自己预建陵墓时，要求不改变那里的山冈、河流、树木的原有面貌，只从旁边挖个洞口进去就行了；他要求殉葬品一律使用陶器瓦器，不用任何金银铜锡做装饰；下葬后封好洞口完事，不再堆土成丘。在景帝元年所下的诏书说到文帝俭朴节约的圣德时有所谓“减嗜欲，不受献”，此事在汉书文帝纪中有具体记载：文帝元年曾有“令郡国无来献”；文帝后六年又有
10、“令诸侯无入贡”。所谓“郡国”即包括了汉王朝治下的一切政区，“郡”指郡县制的行政单位；“国”指分封制的行政单位，包括郡一级的王国和县一级的侯国。所谓“贡”、所谓“献”，意思大致相同，都是指正常规定以外的“送礼”。当地的官员王侯利用适当时机，以各种名目给皇帝、给朝廷、给各层上级长官送礼，借以求得提拔、求得恩赏、求得开恩免罪等等，花样繁多，深不可测。“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可以完全不用一个贪字。文帝深知此弊，故一再申令禁止，用心可嘉。文帝还有一项是司马迁上文没有提到的，这就是削减身边的仪卫，削减那些摆架子、摆阔气的无用排场。文帝元年下诏说：“今纵不能罢边屯戍，又饬兵厚卫，罢卫将军军；太仆见马裁
11、足，余皆以给传置”。意思是裁掉一部分御林军，皇宫里的马匹留下够用的就行了，剩余的都补充到驿站上去。后六年又下诏说：“弛山泽，减诸服御，捐郎吏员，发仓庾以振民。”意思是放松对山林湖水的管制，允许百姓去开采捕捞；降低自己的铺张标准，减少身边的服务人员，打开国库以救济平民。以上所说都是文帝的事情，景帝的具体生活情况史书记载不多，大体上应该是继承了其父的样子。故汉书景帝纪赞说：“汉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争取与周边少数民族维持一种相对和平的状态“文景之治”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一个非常响亮、非常神圣的称呼
12、，一直享誉两千年，被称为古代的“盛世”，它究竟好在哪里？汉王朝建国以来，对汉王朝边境不断进行骚扰与发动进攻的主要是匈奴。汉王朝早从刘邦时代就与匈奴建立了和亲关系，在吕后执政时期继续保持这种关系。到文帝在位的二十多年间，是匈奴对汉王朝侵扰、进攻最多的时期。在这段日子里，匈奴单于不止一次地给汉王朝写过信，汉文帝也不止一次给匈奴人写过信，派出过和亲的公主，但都没有解决问题。其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是匈奴人在文帝初期曾征服了许多西域的小国（在今新疆境内），因而气焰比较凶盛；其二是文帝在派诸侯女以公主名义北嫁匈奴时派宦者中行说陪伴前往。中行说不肯去，汉文帝非要他去。于是中行说含恨而行，一入匈奴就成了匈奴的
13、狗头军师，千方百计地帮着匈奴与汉王朝为敌。在文帝时期双方动用兵力最多的是两次，一次是文帝十四年（前166），汉王朝调集了车千乘、骑卒十万人，结果匈奴退走；另一次是在文帝后六年（前158），两支匈奴军每支三万人，分别进攻上郡（今陕西榆林一带）、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县一带），所杀略甚众。边方的烽火报警，一直报向甘泉宫、长安城。连长安城的郊外都布置了守军，有名的“周亚夫军细柳”就在这一次，但也是汉军一到边境匈奴人就撤走了。终文帝之世，汉王朝一直是坚持奉行和亲政策，力争不打仗；每当匈奴撕毁和约，进犯边境，汉王朝也就是调集大兵将其赶走而已，从没有深入敌境追击，更没有先发制人地主动出击。这就是班固汉书文帝
14、纪所说的“与匈奴结和亲，后而背约入盗，令边备守，不发兵深入，恐烦百姓。”到景帝在位的十六年间，史书记载汉王朝曾三次派公主北嫁匈奴；匈奴侵扰汉王朝共两次，一次在景帝中元六年（公元前144），“匈奴入雁门，至武泉，入上郡，取苑马，吏卒战死者二千人。”一次在后元二年（公元142），“春，匈奴入雁门，太守冯敬与战死。”文帝、景帝都是严格奉行和亲政策的皇帝，他们思想上都崇尚黄老、崇尚清静无为，主张以静制动，舍小节，顾大局，以保存民力，以保证有效的休养生息。在秦末农民起义、中原大乱的时候，在今广东、广西一带出现了一个南越国，国王赵佗，国都即今广州市。刘邦打败项羽称帝后，曾派陆贾出使南越，劝说赵佗归顺了汉王
15、朝。吕后执政时期，曾下令不准向南越出售铁工具，赵佗大怒，遂自称皇帝，发兵进攻汉王朝属下的长沙国，占去了几个县。文帝即位后，二次派陆贾出使南越，重申旧好。说得赵佗很高兴，于是取消了帝号，仍向汉朝皇帝称臣。“愿长为藩臣，奉贡职。”能这样，其实也就很可以啦，何必像日后的汉武帝那样，非要把人家搞成为自己属下的一个郡呢？神圣光环下的黑暗与残暴有些事情说说是容易的，关键是做得究竟怎么样，黎民百姓得到了实际利益没有。以上有关“文景之治”的介绍基本是根据封建统治者的诏令与当时史官的记载，这里边有一部分会是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但也肯定有一部分是片面的或是被夸大出来的泡沫。我们后代的读书者应该去伪存
16、真地进行一些分析，以求对它认识得更深刻、更全面，也就是要看到在这种神圣光环下的黑暗与残暴的另一面：文帝、景帝是下过不少很好的诏令，做过不少很好的规定，但这些诏令下达到基层没有，真正贯彻实行到什么程度，是大有疑问的。即以减少农民税收的“十五税一”“三十税一”以及“免除农民租税”而言，当时农村贫苦的农民究竟能够得到多少好处就很难说了。晁错的论贵粟疏是写于文帝后期，其文有所谓：“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当具。有者半价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这就是说的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