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编》关于论量刑信息的调查》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精编》关于论量刑信息的调查（19页珍藏版）》请在金锄头文库上搜索。
1、论量刑信息的调查陈瑞华关键词: 量刑信息/量刑前报告/量刑建议/量刑意见/量刑程序 内容提要: 确保量刑信息得到全面、准确的调查，是量刑程序改革所要解决的一项重大课题。中国迄今没有引进“量刑前报告”的可能性，也难以将少年司法中的“社会调查报告”推广到“成年人案件”的量刑程序之中。在量刑建议制度的推行中，一直存在着“重量刑结果、轻量刑信息”的问题，而律师在从事量刑辩护过程中也对量刑信息的搜集不予重视，也缺乏相应的制度保障。被害方对量刑程序的参与不仅具有必要性，而且也可以向法庭提供新的量刑信息。为实现量刑裁决的公正性，为了使法官在量刑上的自由裁量权受到有效的规范和制约，法院有必要对量刑信息的调查确
2、立更为合理的程序。 一、引言作为一项影响重大的司法改革，最高法院推动的量刑制度改革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按照最高法院的改革设想，量刑制度的改革包括两个密切相关的环节，也就是量刑规范的改革与量刑程序的改革。前者其实是一种量刑方法的变革。为克服那种按照法官个人经验和素养进行“估堆”式量刑的弊端，有效地解决量刑不公和量刑不均衡的问题，最高法院通过总结一些基层法院的数量化量刑改革的经验，初步确立了“以定量分析为主、定性分析为辅”的量刑方法。而量刑程序改革的核心问题则是构建“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将量刑“纳入法庭审理之中”。1当然，在量刑程序改革试验过程中，无论是司法界还是法学界都对何谓“相对独立的
3、量刑程序”问题有着不同的理解。尤其是在被告人拒不认罪的案件中，法庭是否要按照先裁断定罪问题、后裁决量刑问题的思路，分别就定罪与量刑问题举行两次独立的法庭审理活动，这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存在着较大的争议。2数量化量刑方法的确立以及独立量刑程序的构建固然是十分必要的，也取得了积极的试验效果，但是，量刑制度的改革似乎还不宜局限于这两个方面，而应有更为开阔的视野。通过观察各地基层法院的改革试点情况，笔者发现，大凡公诉方提供了较为丰富的量刑情节的，法庭对其量刑建议就容易接受和采纳；只要辩护方提出了新的从轻、减轻处罚的情节，特别是那些为公诉方所忽略的酌定量刑情节，法庭就有可能接受辩护方提出的量刑意见。
4、不仅如此，控辩双方如果对一些量刑情节是否成立的问题产生了分歧，并就此展开充分的辩论，那么，法庭就有可能放弃庭审前对案件量刑的初步裁判意见，而根据庭审情况确定一个适当的量刑结果。在此情况下，法院的量刑裁决结果就有可能形成于量刑答辩过程之中，中国刑事审判所固有的“先定后审”、“判、审分离”的问题也就暂时得到了缓解。 与此相反，在量刑程序改革过程中，假如公诉方仅仅局限于从案卷笔录中遴选量刑信息，辩护方在开庭前不进行任何量刑事实的调查，也提不出有意义的酌定量刑情节，那么，法庭就量刑问题所组织的调查和辩论就会流于形式。可以说，量刑程序改革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诉方和辩护方的有效参与，而这种参与则主要
5、表现在双方提出了案卷笔录中所不包含的量刑信息，特别是那些为“犯罪行为过程”所不能包容的量刑信息。毕竟，仅仅根据案卷笔录所记载的信息来形成量刑裁决，这恰恰是中国现行审判方式存在的问题之所在。假如这一点不能发生较大变化的话，人们有理由怀疑构建“独立量刑程序”究竟有无实质性的意义。 量刑信息的调查不仅关乎“独立量刑程序”的存在价值，而且还对数量化量刑方法的确立具有制约作用。在笔者看来，所谓“量刑规范化改革”，无非是为了克服刑法分则过于粗略的弊端，使各种罪名的量刑种类和量刑幅度变得更为精密而已，它大体上属于对刑法分则量刑规范的细化和完善。数量化的量刑方法尽管使法官在针对特定的量刑情节确定“从轻”、“从
6、重”、“减轻”处罚的幅度时受到了一些限制，但对于哪些量刑情节可以被纳入裁判之中的问题，却无法发挥有效的规范作用。举例而言，某一案件可能存在10种对量刑富有意义的情节，而由于控辩双方没有进行任何量刑事实的调查，法庭也没有其他途径掌握全面的量刑信息，结果，被纳入法庭审理程序的只有其中的5种信息。应当说，对于这5种量刑信息而言，数量化量刑方法的确立可以发挥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的作用。法庭可以先确定“法定量刑格”，选定“量刑基准”，提取“量刑要素”，然后确定“宣告刑”。3然而，对于那些无法进入法庭审理程序的其他量刑信息而言，这种量刑方法却是毫无意义的。这是因为，量刑方法的改革充其量只对各种量刑信息的法律
7、影响作出了规范，使法官在针对特定情节确定量刑幅度时不得不遵循“法定”的标准，但对于确保量刑信息的完整性、避免量刑信息的虚假性而言，这种改革就显得无能为力了。事实上，假如法庭所接触的量刑信息是不全面的，那么，那些未显露出来的量刑信息对于量刑结果的影响也就无法得到适当的评估；假如某一量刑信息是不真实、不可靠的，那么，法庭按照数量化量刑方法对其所确定的量刑结果也很难保证其公正性。 迄今为止，最高法院的改革试验对于量刑方法的改革给予了高度重视。诸如量刑规范的确立、量刑建议制度的完善、量刑理由的说明等方面的制度设计，大都是围绕着规范“量刑信息对量刑结果的影响”而展开的。甚至就连被害人对量刑程序的参与，也
8、被视为确保被害人发表“量刑意见”而做的制度安排。但是，对于量刑信息的全面调查问题，这些改革试验则有意无意地予以忽略了。在目前的改革中，各地法院对普通案件没有组织任何形式的“社会调查”，无法获得包含丰富量刑信息的“社会调查报告”；公诉方所提出的量刑情节主要是“法定量刑情节”，且不超出案卷笔录所记载的信息范围；辩护方没有机会进行有效的量刑事实调查，无法向法庭提出新的量刑事实，特别是大量存在的“酌定量刑情节”，更是难以全面地出现在法庭上。没有新的量刑事实，法院所组织的量刑听证经常流于形式，为建立独立量刑程序所进行的改革努力也经常形同虚设。 有鉴于此，本文拟对量刑信息的调查问题进行初步的研究。笔者将首
9、先考察英美法中的“量刑前报告制度”，评价其对中国量刑制度改革的借鉴价值，然后对当前试行的量刑建议制度作出反思，对于律师参与量刑辩护以及被害人参与量刑程序的效果进行必要的评估，然后，对量刑信息调查机制的缺陷及其消极后果作出总结。笔者所要提出并加以证明的假设是，只有建立适当的量刑信息调查制度，量刑制度改革才具有实质性的意义。二、英美“量刑前报告”制度及其可借鉴性从保证量刑信息全面性的角度来看，英美法中的“量刑前报告”（Pre-sentence Report）制度对中国的量刑程序改革无疑具有较大的借鉴意义。在中国的少年司法改革探索中，一些基层法院将这种制度嫁接过来，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调查报告
10、”制度。在近期有关量刑程序改革的讨论中，有研究者就认为，少年司法改革对“社会调查报告”制度的探索，对于成年人案件的量刑程序改革是具有启发性的。4有人甚至认为，不确立这种“社会调查报告”制度，刑事法官将无法获得较为充分的量刑信息，而量刑信息的不完整和不充分将直接影响量刑程序改革的实际效果。5 那么，英美“量刑前报告”制度能否为中国量刑程序改革所借鉴呢？更进一步地说，中国少年案件中普遍试行的“社会调查报告”制度，对于成年人案件的量刑程序改革有无参考价值呢？假如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都是否定的，那么我们究竟如何保证法院量刑信息的完整性和准确性呢？ 在美国，联邦法院和各州法院对于“量刑前报告”采取了各不相
11、同的制度安排。不过，通常情况下，量刑报告由设于法院内部的“缓刑官”（Probation Officer）在陪审团作出定罪裁断后通过调查加以制作。对于那些争议不大的案件，法院并不要求制作这种书面报告，而允许缓刑官以口头方式向法官提供相关的量刑信息。“量刑前报告”一般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犯罪事实、先前犯罪记录、被告人陈述、被害人陈述、犯罪记录、被告人的社会经历、可适用的法庭规则、缓刑官的结论和量刑建议，等等。6“量刑前报告”被提交给法官之后，法官会将这一报告的副本向检察官和辩护律师进行展示，控辩双方在充分阅读和研究该份报告的基础上，参与法官组织的“量刑听证”（Sentence Hearing）程序
12、。在量刑听证过程中，法官不再宣读该份报告，各方也只是围绕着该份报告的争议点进行陈述和辩论。当然，在量刑听证中，无论是检察官还是辩护律师都有机会提出新的证据，甚至通知新的证人出庭作证，以便说服法官采纳某一新的量刑事实。一些法官甚至允许被害人出席这种量刑听证程序，向法庭陈述犯罪给自己带来的各种影响，并就量刑发表自己的意见。7 相对于美国的量刑听证程序而言，英国的量刑程序要复杂一些，并具有较为完整的诉讼构造。比如，英国的量刑听证程序较为重视对犯罪事实争议问题的审查，以保证量刑与有罪裁决保持一致；英国量刑程序允许控方当庭提出有关犯罪者品行和前科的证据，甚至要求提供这些品格证据的警察出庭作证，接受辩方的
13、交叉询问；“量刑前报告”的调查安排在控方举证与辩方举证之间的程序中进行的；在“量刑前报告”调查完毕后，辩方就量刑发表意见，并提交本方的证据，甚至通知本方证人出庭，对其进行交叉询问。不过，在“量刑前报告”的制作和量刑信息的调查上，两个国家却采取了一些相似的做法。例如，成年被告人的量刑前报告由缓刑官负责制作，少年被告人的案件则由社会工作者单独或者会同缓刑官一起制作。又如，英国的“量刑前报告”一般包括以下部分：“前言”，即有关犯罪人的基本信息；“介绍”，就是报告所依据的信息来源的总结；“与犯罪者有关的信息”，也就是犯罪者的个人和社会背景；“再犯可能的分析”，亦即犯罪者重新危害社会的可能性之分析；“结
14、论”，也就是量刑建议。8由于“量刑前报告”对于法官的量刑裁决具有重要的影响，法官会将这份报告连同其他可能提交的报告（如“生理与心理检查报告”等）的副本一并交由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给予其查阅研读和进行防御准备的机会。 在英美量刑程序中，“量刑前报告”对于法官的量刑裁决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并不具有约束力。不过，由于该报告包含了较为丰富的量刑信息，且缓刑官作为法院专职的司法行政官员，具有丰富的职业经验，听从法官的命令，有的甚至曾经从事过律师职业，他们为准备该报告会进行较充分的社会调查，因此，法官一般会对该报告予以高度的重视，甚至直接作为作出量刑裁决的事实基础。尤其在美国的量刑程序中，量刑听证程序就
15、是在诉讼各方查阅研读“量刑前报告”的基础上进行的，控辩双方也主要围绕着该报告所记载的量刑信息来展开量刑辩论。有时候，辩护方和被害人也会向法官提交一定的量刑证据，并促使法庭对这些证据进行质证和辩论。但相对于内容信息极为丰富的“量刑前报告”而言，这些量刑证据带有明显的“拾遗补漏”的作用，仅仅是量刑调查程序的必要补充。 量刑报告既然为法官量刑提供了如此重要的量刑信息，那么，在陪审团作出有罪裁断与法官举行量刑听证之间的这段时间里，缓刑官究竟做了哪些社会调查工作呢？他们向法官提供的量刑信息又是从哪里获取的呢？我们可以通过美国一个联邦地区法院（驻波士顿）首席缓刑官的经历，对此有一个直观的了解：9 量刑前调
16、查开始于对被告人的一次面谈，该面谈将包含被告人的背景、儿童时期的成长经历、教育状况、雇员情况、精神健康状况以及法院的记录（如果可能的话）。其后，缓刑官试图通过医疗记录、雇佣记录、社会服务部门的记录、学校记录以及特定情况下通过以前的缓刑官来核实这些情况。他们还可能会与被告人的家庭成员以及亲朋好友等接触，以便进一步核实这些信息的准确性。他们也可能会获取起诉书中包含的特定信息，比如一次抢劫案中的银行记录、实验室出具的关于毒品重量的报告等 为了准备一份“量刑前报告”，缓刑官一般需要工作数周甚至几个月的时间，围绕着被告人的家庭、教育、财产状况、社会关系、工作经历、医疗病例、犯罪前科、吸毒经历、被逮捕的经历等进行全面的调查。在那些有被害人的案件中，缓刑官还会对被害人受伤害的情况、后果、影响等问题，进行专门调查，并了解被害人希望法官科处的刑罚。该报告建立在缓刑官尽可能多的面谈、调查、研究、查阅资料的基础上。如前所述，“量刑前报告”尽管也包含着相关的量刑指南和所建议的量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