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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唐律疏议中国古代法律与历史融合的典范 唐律疏议是中国现存第一部内容完整的法典，也是中国古代法典的楷模和中华法系的代表作，在世界法制史上具有很高的声誉和地位，可以说是世界中世纪法典的杰作。它有许多成功之处，其中有一点是把法律与历史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许多内容是法制史的内容，可称是中国古代法律与历史融合的典范。就这种意义上讲，唐律疏议还是一部法制史著作。一、法律与历史结合的内容唐律疏议的内容大多围绕刑法问题展开，涉及的历史也主要是刑法史。此部法典中的有些字、罪名、罪行、刑罚、制度和篇目都有自己的历史，都与历史结合在一起。（一）字与历史的结合唐律疏议中的字是其内容组成的细胞，与内容息息相关。为了准确地
2、理解它们，乃至律条的含义，唐律疏议专门对有些相关的字作解释，包括从历史的角度作些说明。“大不敬”罪中包含有多种犯罪行为，“盗及伪造御宝”是其中之一。这里的“御宝”是犯罪对象，特别是“宝”这个字对正确理解这一对象关系重大。为此，唐律疏议它专门从历史发展的角度作了说明，内容从先秦一直讲到唐朝的开元时期。“说文云：“玺者，印也。古者尊卑共之，左传云：襄公自禁还，及方城，季训子取卞，使公冶问，玺书，追而予之。是其义也。秦汉以来，天子曰玺，诸侯曰印。开元岁中，改玺曰宝。”1还有，“夫”等字也都有相似情况。（二）罪名与历史的结合唐律疏议中有大量的罪名，它们是构成其中内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有许多罪名
3、都存在历史渊源，有其历史发展的过程，唐律疏议很注意把这种历史过程表达出来，有意识地把罪名与历史结合起来，以便人们能更全面地理解这些罪名。“十恶”这个大罪名就是如此。唐律疏议从它的产生开始探源，直到它的定型，其发展脉络清清楚楚。“汉制九章，虽并湮没，其不道、不敬之目见存，原夫厥初，盖起诸汉。案梁陈已往，略有其条。周齐虽具十条之名，而无十恶之目。开皇创制，始备此科，酌于旧章，数存于十。大业有造，复更刊除，十条之内，唯存其八。自武德以来。仍遵开皇，无所损益。”2“十恶”是个大罪名，其中包含有十个小罪名。唐律疏议还对其中的一些小罪名也作了溯源性阐述，展示出它们源头，使人们知晓设定这些罪名的历史原因。“
4、不睦”罪名的确定可以追溯到礼记和孝经的记载，并以此为依据，形成了这一罪名。唐律疏议明示了这历史性的联系。“礼云：讲信修睦。孝经云：民用和睦。睦者，亲也。此条之内，皆是亲族相犯，为九族不相叶睦，故曰不睦。”3还有，“十恶”中的“谋反”、“谋大逆”、“大不敬”、“不孝”、“内乱”等罪名也都是如此。（三）罪行与历史的结合罪行也是唐律疏议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法定刑共同构成完整的律条内容。唐律疏议中的有些罪行也与历史有联系，是历史造就了它们。“不孝”罪包括有多个罪行，其中的“供养有缺”和“闻祖父母父母丧，匿不举哀”两个罪行均源于礼记。它们的确定是以历史上的礼记为依据，与它有渊源关系。唐律疏议揭示了它们之
5、间的这种关系。“礼云：孝子之养亲也，乐其心，不违其志，以其饮食而忠养之。其有堪供而缺者，祖父母、父母告乃坐。”4由此而确定子孙们“供养有缺”是“不孝”罪中的一项罪行。“依礼：闻亲丧，以哭答使者，尽哀而问故。父母之丧，创巨尤切，闻即崩殒，擗踊号天。今乃匿不举哀，或择时日者，并是。”5以礼记的这一记载为依据，唐律疏议确定了“不孝”罪中“闻祖父母父母丧，匿不举哀”的罪行。“谋反”、“谋大逆”、“恶逆”、“大不敬”等一些罪名的确定也都有类似情况。（四）刑罚与历史的结合唐律疏议中的制裁方式以刑罚为主，尤其是五刑。这五刑都有自己的历史，唐律疏议重视描述它们的历史，而且其发展脉络非常清晰。这里仅以杖刑为例。
6、杖刑的历史悠久，早在蚩尤时就已有萌芽，经过汉等朝代的发展，到隋、唐朝时成型。“蚩尤作五虐之刑，亦用鞭扑。源其滥觞，所从来远矣。汉景帝以笞者已死而笞未毕，改三百曰二百，二百曰一百。奕代沿流，曾微增损。爰泊随室，以杖易鞭。”6还有，笞、徒、流和死刑等，也都有不同程度的这类描述。除此以外，有些刑罚也能体现出这种与历史的结合。加役流就是这样。它的适用对象原为犯有死罪者，武德年中期曾改为断趾，出于恤刑的考虑，贞观六年（公元632年）改为加役流，一些过去要被适用死刑者因此而被免死了。“加役流者，旧是死刑，武德中改为断趾。国家惟刑是恤，恩弘博爱，以刑者不可复属，死者务欲生之，请轸向隅，恩覃祝纲，以贞观六年奉
7、制改为加役流。”7（五）制度与历史的结合唐律疏议中还有一些制度也和历史结合在一起，并把这些制度的历史沿革情况阐述得一清二楚。“八议”制度是其中之一。它作为唐律疏议中的一项特权制度，源于周礼中的“八辟”，以后逐渐演进为“八议”。到了唐朝，这一制度完备化了。唐律疏议表述了这一渊源关系。它说：“周礼云八辟丽邦法。今之八议，周之八辟也。”“以此八议之人犯死罪，皆先奏请，议其所犯，故曰八议。”8还有，“妇人有官品邑号”等制度也有这种制度与历史结合的情况。9（六）篇目与历史的结合唐律疏议共有12篇。这些篇目都有自己的历史发展过程。唐律疏议每个篇目的开始，都设有“疏议”，专门介绍这一篇目的产生、变化过程。比
8、如，卫禁律的历史大致是：晋时创立卫宫律，宋至后周沿用，北齐改称为禁卫律，隋朝改为卫禁律，唐朝沿袭隋朝的称谓，也称卫禁律。“晋太宰贾充等，酌汉魏之律，随事增损，创制此篇，名为卫宫律。自宋洎于后周，此名并无所改。至于北齐，将关禁附之，更为禁卫律。随开皇改为卫禁律。”10其他11篇也都有类似的历史叙述。二、法律与历史结合的意义唐律疏议中的字、罪名、罪行、刑罚、制度和篇目等与历史的结合有其重要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一）有助于加深对唐律疏议内容的认识唐律疏议的内容承前启后，在总结了前人的立法成果和经验的基础上形成，其内容又以刑法为主，其中的许多字、罪名、罪行、刑罚、制度和所有篇目的内涵中都有
9、历史含量，要深入理解它们，不知晓它们的历史不行。唐律疏议的制定者已考虑到这一问题，并用在律条后增加“疏议”的办法来解决这一问题。它的功能就是帮助人们正确理解律条的内容。正如沈家本在重刻唐律疏议序中所讲的：“名疏者，发明律及注意；云议者，申律之深义及律所不周不达”，以使“律文之简质古奥者，始可得而读焉。”11当时，决定增加“疏议”的原因主要有两个。即为了方便科举考试，以致有“凭准”；也为了统一司法，避免“刑宪之司执行殊异”。12实际上，“疏议”就与律文紧密结合在一起，与律条并行。唐高宗于永徽四年（公元653年）颁行唐律疏议以后，司法官在断狱中也“皆引疏分析之”，13“疏议”具有与律条相同的法律效
10、力。这里的“引疏分析之”包括对唐律疏议中字、罪名、罪行、刑罚、制度与篇目等的分析。这种分析自然少不了它们的历史分析，这是“疏议”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唐律疏议这些分析，可以加深对其中内容的认识，这对当时的科举考试和司法实践都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这种意义的关键所在是它的权威性。缺少这种权威性，科举考试和司法实践的权威性就要受到动摇，这对国家来说是一种不幸。唐律疏议从各个方面去树立这种权威，其中包括使用历史的方法，从历史中寻找权威，把律中的字、罪名、罪行、刑罚、制度和篇目等等都与历史挂勾，以提高它们的权威性。这种提高对唐律疏议内容的认识是一种必需和根本性的认识。因为它是唐朝的一部主要法典，也是科
11、举考试和司法实践的重要依据。唐律疏议从历史角度去提高它的权威性的途径主要是三个。第一个途径是从历史的儒家经典中去发现权威。唐朝的正统思想是儒家思想，也是一种国家、权威的指导思想。它从汉武帝确立这一地位到唐朝，已历经了几百年，其权威地位已无异议。借助这一思想的权威，确立唐律疏议的相关内容，就可使权威延伸，使它们也具有权威性。所以，它大量使用历史上儒家经典中的经句去论证、解释其中的内容。据统计，唐律疏议引用的这类经句取自诗、书、礼、易、春秋、公羊、左传、尔雅和孝经等。有的篇目中援引它们还特别多。如名例律仅五十七条，但引证的经句就有四十余处。14历史上的儒家经典与唐律疏议中的内容融合在一起了。第二个
12、途径从历史上的法制中去发现权威。唐律疏议中的许多内容都有历史渊源，以前的一些朝代都在使用，唐律疏议继续使用、完善并在律文中加以明示，从历史的沿用和权威的延续上来提高、确立这些内容的权威性。因此，唐律疏议中就有许多这类内容，上述的“十恶”、刑罚和篇目等的发展历史都是如此。历史上权威的法制内容演绎成唐律疏议的内容，两者紧密结合在一起了。第三个途径是以上两个途径的结合，即有些内容具有儒家经典和法制史的双重依据。这两者结合以后，其内容的权威性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唐律疏议中的有些内容就采用了这一途径。笞刑就是如此。它的律条文既引用了尚书中“扑作教刑”的经句，又叙述了笞刑的发展历史。它在汉朝已使用，汉文帝十
13、三年（公元前167年）进行刑制改革时用笞取代劓刑，即“当劓者笞三百。”以后便不断被沿革使用。“随时沿革，轻重不同”。15类似的内容还有不少。随着人们对唐律疏议内容权威性认识的提高，科举考试和司法实践的正常秩序也利于形成了。（二）有助于增长中国法制史知识唐律疏议不仅是一部唐朝的法典，还是一部包括唐前期在内的中国法制史著作。阅读唐律疏议，不仅可以知晓唐朝法制的内容，亦可了解包括唐朝前期在内的中国法制史的一些内容。这是因为在唐律疏议的内容构成中，有些字、罪名、罪行、刑罚、制度和篇目等，都有历史积淀。这一积淀从夏朝前后中国法制的萌芽到最终起源和形成，至唐朝也有二千余年，已经是一个时间不断的法制历史过程
14、，可以构成一部名副其实的中国法制史了。通过阅知唐律疏议的内容，有助于人们增长这一方面知识，从而有利于对其中内容的把握。从唐律疏议中可以获得的中国法制史知识主要是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可以获得中国法典的体例产生、变化和发展方面的知识。这方面知识的掌握对于正确认识中国古代的法律体系、法典体例及内容的组合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的第一部律是战国时期秦国的秦律。它由商鞅改法为律而成，法经成了它的直接渊源。以后，又有许多法典面世。秦朝亦有秦律，汉朝有汉律，魏晋南北时期有魏律、晋律、宋律、齐律、梁律、陈律、北魏律、北齐律、北周律等，隋朝有开皇律和大业律。唐朝先后制定过武德律、贞观律、永徽律和永徽律疏、开
15、元律疏等。这些律的体例不尽相同，而且还有个不断演进过程。唐律疏议揭示了这一过程。这个过程主要包括有两个。一个是以律为主的法典的整个发展过程。即从“周衰刑重，战国异制，魏文侯师于里悝，集诸国刑典，造法经六篇”，一直到“唐因于隋”。16二是每个篇目的发展过程。唐律疏议共有12篇，也有12个篇目。每个篇目的变化就意味着其所含内容的变化，律的体例变化。这里以厩库律为例。汉朝的九章律中始设厩律；晋朝的晋律以牧事合之，便有厩牧律；隋朝的开皇律以库事再附之，便有了厩库律。唐律疏议沿用开皇律的厩库律，也有这一篇目的设置。17人们从这两个过程中了解到中国法制史中法典，特别是律的体例、结构变化的知识。其次，可以获得中国重要制度建立的理论依据方面的知识。这方面知识对于全面、正确地认识中国法制中的重要制度具有指导性意义。中国自汉武帝决定独尊儒术以后，儒家思想便成了法制的指导思想，礼法开始结合。从此，中国古代的法制就走上了礼法结合的道路，法制中的重要制度的建立都离不开儒家思想。这一思想集中体现在各本儒家经典中，这些经典写成于唐朝以前，也是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