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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和变革笔记 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一书是诺思运用一套完整的经济史理论考察和解释了自农业起源到二十世纪大约一万年的经济增长的漫长历史，使得经济理论和历史研究达到了结合和统一。全书的结构框架为三编，第一编是理论，第二编历史，第三编是理论和历史。在第一编中，诺思搭建好了新经济史学理论的框架，为解释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布置好了舞台。在第二编中，诺思就利用这一灵活的工具对人类从农业起源到二十世纪的工业革命，大约一万年的人类经济史作了精彩的论述，。第三编，作者把第一编提出、而在第二编当作探讨经济史的框架来用的制度变革理论统一起来。第一编 理论 制度变迁理论分析框架的三大理论分别是：（）在一
2、个经济体系中对个人和集团有激励作用的产权理论；（）界定和实施产权的国家理论；（）意识形态理论。 产权理论 诺思将产权理论与国家理论结合起来：国家决定产权结构，因而国家最终要对造成经济的增长、衰退或停滞的产权结构的效率负责。关于制度变迁的国家理论既要解释造成无效率的政治经济组织的内在倾向，又要能说明历史上国家本身的不稳定，即国家的兴衰。 国家理论 关于国家的存在有两种解释：契约论（以卢梭为代表）和掠夺（剥削）论（以马克思为代表）。契约论认为国家起源于契约。掠夺论认为认为国家是某一集团或阶级的代理者，它的作用是代表该集团或阶级的利益向其他集团或阶级的成员榨取收入。诺思认为两种理论都是不全面的，因为
3、契约论解释了最初签订契约的得利，但未说明不同利益成员其后得最大化行为，而掠夺论忽略了契约最初签订得得利而着眼于掌握国家控制权得人从其选民中榨取租金。他提出 了“暴力潜能”分配理论把两者统一起来。契约论假定主体间暴力潜能得平等分配，而掠夺论假定不平等的分配。诺斯构造了一个统治者福利或效用最大化的国家模型，该模型中的国家有如下三个特征：第一， 国家为取得收入而以一组被称为保护和公正的服务作为交换；第二，为使统治者收入最 大化而为每个不同的集团设计不同的产权；第三，面临能够提供同样服务的潜在对手的竞争，这些对手是其他国家和现存政治经济单位中可能成为潜在统治者的个人。 在这个模型里，诺思解释了经济史的
4、两个基本方面：一方面，解释了产生无效率产权与不能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国家扩展趋势；另一方面，解释了导致经济变迁并最终致使经济衰退的所有国家的内在不稳定性。诺思 的国家模型有四个主体：统治者、代理人、竞争者和选民。治者与选民的关系 印了中国的一句老话：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意识形态理论 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假定，人都是理性的，而且有机会主义倾向。如果人是理性的且有机会主义倾向，那么就会导致“搭便车”行为无处不在。诺思认为，意识形态是指人们用以解释周围世界和指导其判断和行动的一套主观信念。每一个人都生活在意识形态当中。意识形态借助于家庭、学校的教育和各种知识存量，深深地扎根于人的头脑中。意识形态与
5、理性联系在一起的。在新古典的选择世界中，人们可以根据物品的价值和完全的信息进行决策，这被认为是理性。第二，意识形态的改变。产权的改变、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上的交换条件的变化、利益集团相对收入的变化以及信息成本的降低都会改变人们对制度公平性的看法，并进而导致意识形态的变化。第三，意识形态的成功。成功的意识形态必须具备三个特征：首先，能够解释历史，并且能够解释现行的产权结构和交易条件是如何成为更大的体制的一部分的。诺思认为，对历史进行解释的假说受到意识形态影响，成功的意识形态必须能够支持历史假说。其次，必须是灵活的。在变化多端的现实世界中，意识形态本身必须是灵活的，否则不能生存下去。最后，一个成功的
6、意识形态必须能克服“搭便车”的问题。由于意识形态，一些群体可以不按照有关成本与收益的简单计算来行事，这可以弥补新古典经济学分析上的不足。 第二编 历史 在历史篇中，诺思用上述框架分析了大量史料，其得到的主要观点可以用两次经济革命来概括。 第一次经济革命及其组织结果 第一次经济革命是指发生在1万年前的人类生产生活方式从狩猎采集业向定居农业的转变。大致有三种变化可以用来解释从狩猎业向农业的过渡：第一，狩猎劳动生产率的下降；第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第三，劳动力规模的扩大导致人类从一个单纯的狩猎者逐渐向农民转变。因为这种转变为人类带来了基本均衡的激励机制的变迁：排他性公有产权的出现。排他性公有产权
7、的建立扩大了专业化和劳动分工，并且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组织形式国家。国家的出现，一方面发明出一组使统治者收益最大化的所有权，另一方面发明一套旨在提高经济效率从而增进税收的法律及其实施机构。并且，诺思指出“自然地理条件、地区资源和国家的军事技术在决定国家的规模和特点以及塑造经济组织形式方面，起了决定性作用”。在意识形态方面。“与部落社会公有的经验和意识形态相比，在历史上，专业化和分工的扩大产生了不同的经验以及随之而来的不同的现实结构，在与分工有关的产出的分配（即收入分配）上发生了冲突”。由此，诺思解释了从农业起源到罗马帝国衰落期间经历的大约八千年的风雨和起伏。在八千年的经济周期中，有经济的空前繁荣和
8、增长，如公元前五世纪的雅典、四世纪的罗得思，或者公元后头两世纪的罗马帝国；但也有经济的大幅衰退和帝国的没落。 第二次经济革命及其后果 诺思认为第二次经济革命产生可以分成三步：第一步是科学法则的提出；第二步是工业革命期间科学家与发明家之间的知识交流；第三步是产权的演变，使私人收益率更接近于社会收益率。第二次经济革命导致了技术进步，机器在生产中替代了人脑和人手，同时，新的能源得以利用。这种技术进步和能源转换使持续的经济增长成为可能，并且能应对人口数量的大规模增长。技术进步也以生产过程中的巨大的固定资产投资的明显的不可分性为特征。潜在的规模经济的实现需要大量持续的生产和分配，从而带来了交易成本上升的
9、问题。因此，才有企业的管理革命，其意义就在于降低伴随新技术而来的交易成本的上升。交易成本上升体现在五个方面：第一，考核产出质量的资源费用增加；第二，虽然班组生产存在着规模经济，但却因消极怠工增加而付出了代价；第三，由于得自机会主义行为的潜在收益是丰厚的，导致了企业内和企业间契约关系的策略性行为；第四，大型组织导致官僚问题；第五，大规模的企业生产还存在负的外部性，这导致了政府干预的增加。另外，由于新技术降低了运输和信息成本，导致了地区、国家和世界范围内的分工和专业化，它产生了针对世界范围供求条件的市场意识以及传导机制的变化，也刺激了国际范围内的机会主义，结果是政治不稳定和经济依附成为专业化的代价
10、。第三编 对制度变迁理论的总结 诺思对第一编的理论及其理论在第二编经济史关系中的应用加以归纳，提出了制度变革中的一些要点。第一，制度的范畴。诺思指出，“制度是为约束在谋求财富或本人效用最大化中个人行为而制定的一组规章、依循程序和伦理道德行为准则”。其中，在经济制度方面，财富或效用的最大化要求交易能够带来增益，而增益的产生是专门化（包括暴力行为的专门化）。其模式的基本特征在代理人和本主之间。理性经济人最大化的假定是“首先，个人在没有任何约束的情况下可以最大限度地增加其利润；其次，人类组织可以通过对某些行为类型的限制实行约束”。而这些约束就包括宪法章程、规章条例以及道德伦理准则，它们合为一体，构成
11、制度稳定性的基础，并使制度变革放慢了脚步。第二，构成经济组织的契约关系的形式。统治者与选民的总交易费用，将由其本主的机会成本来决定；统治者的净费用为总费用减去官僚制度的代理费用，由此，诺思认为“构成经济组织的契约关系的形式，基本由政府决定，首先，要考虑各种选民的机会成本（可能会导致反映选民集团政治权力的所有权），其次，要考虑统治者检查经济绩效的成本。”“在这一框架下，发展的资源性组织形式将依赖于相对价格、技术存量和实施经济组织替代形式的费用”。第三，关于资本存量。诺思认为“制度不仅是个人和资本存量之间的过滤器，而且是资本存量和经济绩效的过滤器”，资本存量的变化可以引起制度多方面的变革，因为相对价格的变动影响着本主之间的议价地位和能力，也影响着本主和代理人之间的议价地位和能力。资本存量的变化越快，现存的制度体系就越不稳定。而资本存量是随着人口变动和知识的变化而改变的。知识存量的变化，不仅改变了相对价格，而且“由于它在历史上大体是不可逆的，这就保证变革不是纯周期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