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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宋代时期海外贸易研究论文古代中国对外贸易中的白银流向，是学术界长期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但许多学者主要关心的是明清时期的情况，专就宋代白银流向进行研究者不多，且看法分歧。而宋史和宋会要辑稿在记载宋代市舶贸易时，白银都仅仅列名于宋人博买舶货的物资。似乎宋代海外贸易中的白银流动，始终以输出为主。笔者在李埏先生指导下，以宋代白银货币研究为题撰写博士论文时，曾检到一些对外贸易中白银流动的史料，深感对白银的流向有分期考证的必要。但由于这一问题已超出了货币化问题所能涵盖的范围，故论文中亦未能涉及。本文拟在搜集整理宋代有关史料的基础上，按时间顺序分期梳理、考证宋代海外贸易中的白银流向，以期对深化宋代外贸史、古
2、代白银流动史的研究有所裨益。_国外较早研究这一问题的当数日本学者加藤繁。所著唐宋时代金银之研究(1944年中国联合准备银行中译本)中，第8章以唐宋时期为中心，集中对白银的输出与输出进行了探讨。近年日本学者山村和神木(YamamuraKozoandTetsuoKamiki)所著SilverMinesandSungCoins-AMonetaryHistoryofMedievalandModernJapaninInternationalPerspectiveInPreciousMetalsinthelateMedievalandEarlyModernWorlds(EeditedbyJERichard
3、sDurham，N.C.:CarolinaAcademicPress、德国学者贡德弗兰克所著Reorient：GlobalEconomyintheAsianAge(汉译本白银资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3月出版，等均有论及。国内的研究分别来自货币史和外贸史两个方面，前者如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11月版)、萧清中国古代货币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等，后者有梁方仲明代国际贸易与银的输出入(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集刊第6卷第2期），全汉昇明中叶后中日间的丝银贸易（史语所集刊第54本第2分册），陈高华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9月版)，陈高华、
4、吴泰、郭松义海上丝绸之路(海洋出版社1991年11月版)，关履权宋代广州的海外贸易(1994年10月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黄纯燕宋代海外贸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3月版)等。见宋史，卷186食货下八(中华书局1977年11月版)；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一(北平图书馆影印稿本，中华书局1957年11月版)。一、熙丰以前的白银输出北宋自建隆元年(960年)开国，至治平四年(1067年)神宗继位，已经走过了一个世纪的历程。在历时一百多年的时间中，宋朝的海外贸易获得了较大发展，对外贸易的格局初步奠定。而宋王朝建立不久，白银就广泛地出现在各种贸易方式之中。在贡赐贸易方面，宋代最早见于记载的贡赐贸
5、易始于建隆元年(960年)。当年九月癸卯三佛齐王悉利大霞里壇遣使来贡方物。而至迟在建隆三年(962年)贡赐贸易中即出现了用银的明确记载。当年十一月丙子，三佛齐贡方物，宋廷赐其使冠带器币。还，赐以锦彩银器。白银以银器的形式付给了三佛齐来使。此后，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进行贡赐贸易的例子不绝于书，贡赐贸易中也常常少不了白银。而雍熙四年(987年)五月，宋廷还曾遣内侍八人，赍敕书、金帛，分四纲各往海南诸蕃国，勾招进奉，博买香药、犀牙、真珠、龙脑。8名内侍所赍金帛中，当然也少不了白银。在市舶贸易方面，宋朝于开宝四年(971年)二月灭南汉后，立即于六月壬申置市舶司于广州。宋廷直接管理的市舶贸易正式展开。而宋史
6、在简略记述了开宝四年(971年)置市舶司的情况后称：凡大食、古逻、阇婆、占城、勃泥、麻逸、三佛齐诸蕃并通货易，以金银、缗钱、铅锡、杂色帛、瓷器，市香药、犀象、珊瑚、琥珀、珠琲、镔铁、鼊皮、玳瑁、玛瑙、车渠、水精、蕃布、乌乌樠、苏木等物。显然，宋朝与南海诸番间的市舶贸易中，也有不少白银。宋朝设立市舶司后，曾明确禁止贡赐贸易、市舶贸易之外的对外贸易，民间商人没有自由地直接从事对外贸易的权利。对此，宋廷曾明令规定：商人出海外蕃国贩易者，令并诣两浙市舶司请给官券，违者没人其宝货。太平兴国、淳化间又反复申严有关禁令。但由于宋境海岸线很长，宋廷不可能完全控制沿海商人出海，外来番舶也不免因气候、逃避市舶抽解
7、、博买等原因在宋廷未置市舶的港口停靠。于是，在贡赐贸易、市舶贸易之外，零星存在着其他方式的对外贸易。而这类贸易方式中也出现了用银的例子。如仁宗朝，监察御使朱谏上书指出：福州递年常有舶船三两只到钟门海口，其郡县官员，多令人将钱物、金银，博买真珠、犀象、香药等，致公人百姓接便博买。细审宋代史料，我们看到，神宗朝以前海外贸易中的白银流动，具有一系列突出的特点。而这些特点向我们表明，白银的流动总体上呈现出流出多于流人的状况。首先，在贡赐贸易中，宋廷通过常赐、特赐、答赐等方式，向诸蕃来使回赐白银，且为数不少。其中，常赐属礼节性回赐。宋廷规定：凡诸州、镇、蕃国进奉牙校人从见辞，皆有赐。其所赐钱物，两制以上
8、有主钱银，虽或数百、它百，有二三百千至数十千已上，各有常数。其中，对诸蕃进奉的常赐中通常含有银器。如乾德三年(965年)四月回赐占城银器、淳化四年(993年)回赐高丽银器二百两、天圣七年(1029年)四月回赐交州进奉使银器等。特赐有奖励、慰勉性质，非常制。宋廷主要根据实际进奉情况，对诸蕃来使给予具有奖励、慰勉性质的赐予，即史料中所云特赐、优赐、厚赐等，其中亦常含有白银。如建隆二年(961年)优赐占城器币等。又如嘉祐二年(1057年)正月，占城使人贡还至太平州，因江岸崩，_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之二。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二。关于宋代金帛与白银的关系，笔者曾在宋代白银货币化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
9、12月版)一书中作了较系统的考证，参见该书第126-131页。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2月版)。宋史卷186食货下八。宋史卷186食货下八。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四。宋会要辑稿礼六二之一七。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六三。宋史卷487外国三。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六三。沉失行橐，仁宗诏广州赐银千两。宋廷的答赐是贡赐贸易的主体，一般以进奉物的价值为基础，实行增价回赐。因海外诸国进贡数量较多，回赐中的白银也为数不少。北宋有关史料中，明确记载答赐白银超过千两者不少。如咸平三年(1000年)赐大食舶主银二千七百两等。尤为突出的是，由于占城等国人贡商品繁多，价值重大，宋廷回赐的白银甚至突破了万两
10、的大关。其中，天禧二年(1018年)回赐占城的白银达到了四万七千两之多。与宋廷回赐中包含大量白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文献中关于诸蕃使臣进奉的各种商品的记载，却大多没有白银。如天禧二年(1018年)九月，占城遣使以象牙七十二株、犀角八十六株、玳瑁千片、乳香五十斤、丁香花八十斤、豆蔻六十五斤、沈香百斤、笺香二百斤、别笺一剂六十八斤、茴香百斤、槟榔千五百斤来贡。所贡商品种类不少，却无白银在内。有关文献中虽也有高丽、交趾、占城、大食等国为数不多的几条进奉白银、高丽答赐宋使白银的事例，但人贡、答赐宋使的白银数量一般不过数百两。如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十月，交趾江巨瑝、王绍祚以方物金银器五百两、通犀六株来
11、贡。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十一月，大食蕃客截沙蒲黎以金钱、银钱各千文来贡。淳化四年(993年)二月，陈靖等出使高丽，高丽王亦遗以袭衣、金带、金银器数百两等。不仅如此，诸蕃在获得宋廷的回赐之后，还有用回赐的钱物收购白银带出宋境的情况。如景德元年(1004年)九月，有司言，蒲端使多市汉物金银归国，亦有旗帜之类。由此观之，在宋廷与海外诸蕃之间的贡赐贸易中，宋廷的回赐当超过了诸蕃的进奉，白银的流向当以流出为主。与贡赐贸易中的情况类似，市舶贸易中白银的流向似乎也以流出为主。北宋初置市舶司之际，通过市舶输入、输出的商品情况不甚明了。由于对外贸易初兴，商品流通量不大，白银即使有出有人，其量也为数不多。淳
12、化二年(991年)后，宋廷放开了部分舶来品的经营权，规定在市舶司完成抽解和博买之后，商人可博买分销部分舶货，但抽解和博买所占比例亦不低。因此，包括抽解、博买在内的市舶收入，为我们考索白银的输人情况提供了重要线索。宋史在记淳化二年，诏广州市舶，除榷货外，他货之良者止市其半之后，对广州市舶的收人情况作了如下说明：大抵海舶至，十先征其一，价直酌蕃货轻重而差给之。岁约获五十余万斤、条、株、颗。所获之物虽不甚明确，但从“斤、条、株、颗”的计量单位来看，应当没有白银。此后，天禧末全国财政总收人中虽有银八十八万二千余两，但其来源除坑冶丁税和市外，课利、折纳、互市所得皆在焉。应当说，严格意义上的互市是不包括市
13、舶之利的。由此不妨推断，由于市舶贸易中没有或少有白银输入，故市舶之利与天禧末全国财政收入中的白银并无直接关系。反之，当年财政总收人中有香药、真珠、犀、象七十余万斤、条、片、颗。结合这一时期市舶收入均在七十万斤、条、片、颗以下的情况来看，这一数字当为市舶总收入。也就是说，如果市舶收入除这七十万单位外，还有不少白银按品类计入了总收入中的白银类的话，市舶总收入的数字将显得过大，超出了这一时期市舶收入所可能达到的量。此后仁宗、英宗两朝，关于市舶收入的记载是：皇祐中，总岁人象犀、珠玉、香药之类，其数五十三万有余。至治平中，又增十万。从其计量单位来看，其中似乎也没有白银。由此观之，神宗朝以前市舶收入中的白
14、银，只存在三种可能：一是根本没有白银；二是白银为数很少，少到了史家认为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三是有一定量的白银，但输入量少于输出量。输入与输出两抵后，市舶纯收人中已没有了白银。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七一。又见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之二九；宋史卷489外国五。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九一。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六九。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六九。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二二。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九一。宋史卷487外国三。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九五。宋史卷186食货下八。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7。更进一步，从白银输出的角度看，宋朝通过市舶贸易输出的白银却不少。淳化二年(991年)以前，宋廷完全垄断市舶物资的博买，博买中不能排除参照贡
15、赐贸易的方式，用白银和其他物资博买蕃货的可能。而淳化二年后，由于抽解、博买之余的蕃货可售给宋朝民间商人，市舶司与民间商人博买蕃货的商品当无太大差异。从前述仁宗朝福州郡县官员多令人将钱物、金银，博买真珠、犀象、香药等的情况来看，市舶司和民间商人均用银博买蕃货当不会是例外。甚至天圣中，章献太后为了于明州舶船求购摩婆石和无名异，不仅内出银三百两为价，而且规定：如不足，更许于州库贴支。因此，大中祥符年间，当三司感到乏银支用时，仁宗曾谓辅臣曰：咸平中银两八百，金五千，今则增踊逾倍，何也?王旦等明确指出：两蕃、南海，岁来贸易，有去无还。这正是银价持续上涨的重要原因之一。市舶贸易中的白银输出，已经到了足以推动宋朝银价上涨的地步。贡赐贸易中回赐白银多于进奉白银，而市舶贸易中下至普通商民，上至章献太后，均用白银与其他商品博买舶货，甚至对外贸易中的白银输出足以推动宋朝银价上涨。这意味着，熙丰以前的海外贸易中，白银输出量远大于输入量。白银的流向总体上呈现出持续输出的特点。二、熙丰至绍兴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