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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傅兰雅和狄考文摘要：傅兰雅和狄考文作为19世纪晚期在西学译介方面卓有声望的两位西士，在是否引进阿拉伯数字、是否全面修订化学元素译名等问题上存在着相当大的分歧和矛盾，而这也折射了他们翻译方法和翻译视角的根本差异。 关键词：傅兰雅；狄考文；阿拉伯数字；元素汉译在19世纪晚期西学译介的领域中，傅兰雅和狄考文具有相当高的声望。益智书会在1877年成立之初，包括丁韪良(W.A.P.Martin)、傅兰雅(John Fryer)、狄考文(C.W.Mateer)、韦廉臣(A.Williamson)、林乐知(Y.J.Allen)、黎力基(R.Lechler)等几位委员。傅兰雅从开始便一直担任总编辑一职，188
2、4年开始还担任司库保管益智书会刊刻的各种书籍。而狄考文1890年开始任益智书会主席，负责协定化学名目(1899)和术语辞汇(1902)这两项益智书会最为重要的术语统一工作的编订。他们尽管在各自的领域颇有建树，但他们的翻译理念有相当大的差异，甚至是完全对立的。这种对立甚至妨碍了两人在翻译领域的合作和益智书会术语统一工作的展开。一、关于是否引进阿拉伯数字之争傅兰雅和狄考文在数学领域的译介各有突出成就。傅兰雅19世纪70年代在江南制造局先后译出运规约指、代数术、微积溯源、算式集要、三角数理、数学理、代数难题解法等数学著作，涉及近代数学的几何、代数、三角、微积分等多个分支。这其中绝大部分是和著名数学家
3、华蘅芳合作译成，所以在中国数学界具有很高的评价。而狄考文的笔算数学、形学备旨在其创立的山东登州文会馆推行使用后，大受学生欢迎，从而推广至全国，成为清末流传最广的数学教科书。傅兰雅和狄考文在数学著作译介和教科书编写上最大的分歧就是是否采用阿拉伯数字的问题。狄考文一直致力于初级教科书的编写，对数学术语的翻译有自己独特的见解，特别是对阿拉伯数字的引进持积极态度。在他之前，包括伟烈亚力、傅兰雅等人在译著中采用了、()等西方通用的数学符号，或者根据中文竖排排版的习惯对符号进行了一定的改良，如“+”改为“”，“”改为“T”。然而，数字仍然按照中文数字的一至九书写。而早在1878年，狄考文就对江南制造局出版
4、的数学书籍提出了批评。他认为中文数字的书写和排版比阿拉伯数字麻烦得多，所以江南制造局出版的对数表、代数术、八线学等并不易为人所理解。他认为没有阿拉伯数字，就构不成一个完整的数学体系：中国人普遍愿意学习这些数字，各地都有很多人知道这些数字，在课堂中学习这些数字只需要一两个小时就能掌握，这些数字用中国笔写起来也没有任何困难。如果要从根本上把西方的计算方法引入中国，即使依旧使用中文数字，也必须用到零、正负加减乘除等号等符号，那为什么不引入阿拉伯数字从而使数学语言体系更为完整呢?狄考文的这种见解，是由他在登州文会馆长期从事科学教育的实践经验得来的。他和邹立文合作编译的形学备旨、笔算数学等畅销教科书都采
5、用了阿拉伯数字和西方通行数学符号，在教学实践中收到了良好的效果。1884年，他在讲形学备旨的流行时，曾提到他身边的中国人也对阿拉伯数字的引进表示了极大的赞同：数学符号是一种世界语言，所有的文明国家都会使用它，而且不到万不得已是不应该轻易对其做出改变的。在本书的编纂过程中曾给予我极大帮助的几位年轻人坚持认为我们不应该将西方的数学符号替换为中文的表达方式，也不应该将二者混杂在一起使用，而是应该原封不动地照搬过来。书中唯一的改变就是在公式的书写上采用了竖排而非横排的方式这也是为了适应中文书写合适而不得不做出的改变。但是，傅兰雅始终不认可在翻译和教育工作中使用阿拉伯数字，他在1890年的传教士大会上言
6、辞激烈地表达了他的观点：我们该怎么说那些坚持在他们的数学课本中使用阿拉伯数字的老师呢?中文的“三”都要用阿拉伯数字“3”来代替吗?我们必须在中文书籍中使用不可思议的阿拉伯数字，让天朝大国的人们感到困惑吗?围绕是否应该引进阿拉伯数字等问题，与会的传教士们展开了激烈的讨论。狄考文首先发表了不同意见：不采用与全世界一致的数学体系会阻碍中国现代科学的发展，减缓她前进的步伐。倒写分数或引进新符号的人根本就没有实践经验。中文数字使数学教学很不方便，还会在竖排的书籍中引起混淆。我敢说，不采用我们的数学体系，中国的学校就无法进行数学教学。狄考文对阿拉伯数字的看法既有一定的学理依据，又有教学实践经验作支撑，所以
7、自然能够获得较多的支持。相比较之下，傅兰雅对阿拉伯数字的抗拒近乎到了固执的地步。二、关于元素译名的分歧1871年，江南制造局刊行了傅兰雅和徐寿合作译著的化学鉴原，首次提出一套完整的元素汉译原则，并给出了当时所知的64种元素的汉译表。化学鉴原被清末学界奉为善本，其元素译名及“取罗马文之首音译一华字，首音不合则用次音，并加偏旁，以别其类，而读仍本音”之形声字创制原则也广为人知。但是，由狄考文主导的益智书会术语委员会对傅兰雅所译元素译名存有一定的疑问。他认为同文馆的毕利干在化学鉴原出版之后，在化学指南(1873)中又对元素进行了重译，证明了“他和他的政府不满意傅兰雅博士的译作”，所以，益智书会应该综
8、合丁韪良、嘉约翰、毕利干等几位传教士的元素译介方案。1896年，傅兰雅离开中国赴美之后，益智书会实际上由狄考文负责。书会先后发表修订化学元素译名表、化学术语与命名法、术语辞汇，对30多个元素进行了改译，傅兰雅和徐寿的译名仅保留了22个。不仅如此，狄考文对傅兰雅的元素汉译原则也提出了修改意见。在1898年的修订化学元素译名表中，他首先提出了几点元素汉译的方法，其中几条很明显修订了傅兰雅的命名原则。例如，他提到元素中文译名应该避免发音相同，即元素的形旁和声旁都必须不同，而傅兰雅所译的硒、矽、锡等都有同音现象。又提出“主要元素的名称要能表示其特性和来源，而非其发音”。照此原则，碘、氮、磷等分别被改译
9、为了“紫”、“育”、“砒”。然而，傅兰雅认为他和徐寿创制的译名流传已久，所以坚持不做改变：除非我的术语存在根本性的错误或根本无法使用，否则，你们委员会就不应该改变它们。如果我的术语被证明存在错误的、荒谬的或其他不可使用的情况，而别人的完美无缺，我将乐意接受别人的；否则，决不。对此，狄考文毫不客气地指出：依照这种言论，我们就只有采用傅兰雅博士的术语体系了。数学、物理、天文学、药学等都存在这种现象，这使我们的工作非常难做，也让我们委员会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傅兰雅博士这段话的实质就是过去20多年来阻碍术语发展的东西。三、翻译论的异同傅兰雅和狄考文都较早地关注到了术语翻译的原则问题，两人都多次强调术语厘
10、定和统一的重要性，在具体的翻译方法的讨论中也有某些方面是一致的。傅兰雅直陈“译西书第一要事为名目”，而狄 考文也强调“为了成功地教中国人学习西方科学，大量合适的术语词汇是必不可缺的”。两人都认为新术语的创制会丰富汉语语言，也都赞同将官话作为对译的中文发音标准。傅兰雅讲到“用华字写其西名，以官音为主”，狄考文也一直以官话发音为翻译标准，他编纂的官话类编是19世纪晚期来华传教士的必备书。关于如何翻译术语，两人也各自有一套基本的方法论。傅兰雅在1880年的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中提出了著名的三条原则，即：一、采华文已有之名(设拟一名目为华文已有者)；二、设立新名(有形声创字、用简短数字解释其物，或
11、用汉字音译其西文发音三种办法)；三、作中西名目字汇。后来他在1890年的上海传教士大会上将翻译原则进一步扩展为七条。而狄考文1877年在SchoolBooks for China一文中也提出了他的术语翻译原则：一、术语应该简短，不必要求它从字面上准确反映定义或说明含义；二、术语应该能够方便使用，适用于各种场合；三、同类术语应该相互协调一致；四、术语应准确地界定，每拟译一新术语时都要给出其确切含义。但是，在具体的翻译方法上，傅兰雅倾向于意译或是描述性的解释法，而狄考文则倾向于简洁的直译或是音译法。傅兰雅认为描述法(意译法)、音译法以及二者结合的这三种翻译法中，中国人似乎更容易接受采用描述法的翻译
12、，所以“新译名应该尽可能采用意译而不是音译”。而意译和音译二者结合符合中国文字所具有的表意文字的特点，特别是形声字，既能表音，又能表意，所以可以多用此法创制新字。他曾特别提到“袈裟”(Kashaya or Cassock)一词，既体现了原文发音，又通过“衣”字表达了它所具备的意义，是意译和音译的完美结合。而他的元素译名也恰恰是这一种翻译方法的体现。傅兰雅对纯音译的翻译法持强烈的批判态度，甚至认为大量采用音译法的都是“懒惰并愚昧的”译者。纯音译的译词令中国人不快和反感，特别是当原词包含多个字母时，纯音译的译词难念，难记也难于理解。所以“除非在别无他法的情况下才可以采用音译法”。而狄考文则认为：“
13、创造术语的人必须先弄清关键概念是什么，然后找出简短而又合适的形式来表达或给予提示。技术术语不是定义，许多创造术语的努力之所以失败是因为造出来的是定义，而不是术语，这样的“术语”极其笨重，难以使用”。他不赞同用过多描述性的冗长语言来翻译术语：有个问题经常被提起，即技术术语一般应该直译(translate)还是意译(transfer)。显然，如果能找到简短并具有表达力的词语是最好的，通常这也是中国学者乐于接受的。但是，语气采用一个冗长笨拙或是词不迭意的术语，不如音译西方的术语为好。在术语厘定和统一问题上，如何兼顾中国的传统，如何利用前人的成果，两人的见解也有不同。益智书会的术语委员会在狄考文的主导
14、下，对术语特别是化学术语进行了全面修订，因为“第一阶段的成就是暂时的，不完善的”。而傅兰雅在益智书会统一术语的工作会议中，多次提出西学译介者们应该尊重和沿用前人已有的译介成果。如果大家都持“我的术语才是最好的”这种观点，罔顾前人已有译名的话，那就会造成极其混乱的局面。他甚至提出：“究竟是采用音译或者描述性的意译，这并不重要。真正的困难在于我们，我们中间的有些人喜欢也渴望自己发明新的中文术语，而全然不顾之前译者已使用的那些”。他强调：“我们的书会应在尽量不改变已有术语的基础上，确定一套翻译各种术语的通用体系，出版一本权威词典”。因此，他对益智书会术语委员会后来无视他的元素译名拒不接受。傅兰雅也比
15、狄考文更注重尊重中国的传统和中国人的语言习惯。除了前述他坚持使用中文数字之外，他的元素译名也很能体现他对中国传统的兼顾。在他和徐寿创制的49个元素译名中，有21个都是对康熙字典里不常用之字的重新启用。“以字典内不常用之字释以新义而为新名”的方法是他十分推崇的。而狄考文的术语表中则“包含了许多在中国的字典里查找不到的新字”，是纯粹按照形声原则自行创制的新字。这些新字多半字形复杂，不容易刻板刊行，所以后来也多半被淘汰。四、翻译视角的差异由于傅兰雅的主要译介工作都是在江南制造局完成，他的合也多为徐寿、华蘅芳这样的饱学之士，所以他的译著自然有曲高和寡的一面。傅兰雅对和中国一流科技学者合作译成的科学著作
16、颇为自得，认为自己的观点可以代表中国学者的“正统”意见，对批评意见也比较敏感。而狄考文一直在登州文会馆从事基础科学教育，来自教学实践的经验也使他对自己的翻译非常自信。因此，两人很难妥协。傅兰雅和狄考文在术语问题上的根本分歧和矛盾也引起了其他传教士们的不满。如赫士(Hayes)说：“在术语统一上，困难在于几个最能干的人都坚持己见，认为自己的是最好的。”薛思培(Silsby)也认为：“我们的麻烦不在于我们没有教皇，而在于我们有太多，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正确无误的。”通常认为，傅兰雅在翻译方面是比狄考文保守的。有学者认为，傅兰雅的保守是“低估了中国人接受和适应外来新知识的能力”。然而，傅兰雅之所以这么做，也有他自己的理由：在这种琐碎的小事上，我们必须摈弃我们西方的特点和习惯。要想让中国人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