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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何实施环境监管无论是波特的原文还是经验证据均清晰地表明环境管制对创新与竞争力的影响取决于环境政策的实施程度。波特假说是以灵活的市场主导下的环境管制为前提，而不是命令强制式的法规。 因此如果企业意识到了波特所承诺的竞争力与创新所产生的利好，一个正确的管制类型将会被实现（如灵活的，由市场主导的）。然而，不同于环境管制，政府政策可以对环境政策和创新生产力产生影响。在这一部分，我们将简要阐述环境和非环境政策类型将如何对创新与竞争力产生影响。环境政策波特在1991年指出，环境监管手段的类型是波特假说的一个重要前提。1995年，波特与范德林德进行了更详细的论证：如果环境管制能够促进创新，抵消基于新技术所
2、带来的创新成本，并运用于生产过程，必须遵守三个准则。首先，环境管制必须为创新创造最大的机会，把创新方法留给企业而不是标准的制定机构。其次，应该促进持续改进，而不是锁定任何特定的技术。第三，在每一阶段的监管过程中尽可能减少不确定性的空间。弹性的基于市场的环境规制比如排放税、可交易的排放配额、绩效标准，比环境管制的技术标准更利于创新，这样企业在寻求成本最小化的技术解决方案上就会拥有更多的施展空间。有些研究称这是狭义波特假说。然而，就像之前指出的，这并不是波特的最大贡献，因为经济学家长期以来一直主张市场化和灵活的手段。不过，在这个领域仍然有很多研究支持或证明了狭义波特假说。比如Burtraw的研究表
3、明，美国1990年环境法规对二氧化硫的排放政策，由规定排放限额的技术标准转变为可交易的排放配额计划，从而大大降低了成本（预计低40%140%），虽然净效应仍然是基于净成本基础之上的。然而，Burtraw也总结道。从命令强制式的政策到更灵活的排放计划的转变强化了创新，孕育了上游投入市场的组织变革和竞争。那就是一一给予企业在制定减少排放包括降低煤的含硫量的最好战略时更加灵活。该行业在混合燃料和洗涤器市场也经历了创新（之前的命令强制式的法规并没有对洗涤器的脱硫提供激励措施。而新计划对于升级现有的洗涤器提供了激励措施）。另外，从技术标准到可交易的排放配额的转变也转移了相关责任人，从工程师或者化学家，特
4、别是负责环境问题的化学家，转移到诸如财政副总裁等高管身上，他们将二氧化硫排放指标作为财政资产。以市场为基础的方法似乎也刺激了技术以及组织流程的创新。同理，Hoglund Isaksson探讨了瑞典在1992年实施氮氧化物排放收费的影响。通过分析114家企业在1990年1996年期间减排的成本函数，她发现大量的减排成本是零或者非常低，主要是由于学习和技术发展在试验期间就已经对减排产生了影响。Lalloie等人也提供了间接的证据，证明绩效标准比硬性规定的技术标准能够引起更多的创新。Driesen回顾了这部文献并总结道：“污染比排放交易（至少在给出许可，而不是出售的情况下）或传统的环境管制更能促进创
5、新。排放交易和绩效标准只有在达到政府设定的标准时才能产生激励，而不是与标准渐行渐远。虽然排放交易的确对低成本来源提供激励措施来产生额外的信用，但是只有在某种程度上高成本来源需要信用来达到这个限制。一旦高成本来源购买了足够的信用来达到他们的指标，就不存在超越合规的进一步激励措施了。然而，对于污染者来说污染税提供了连续的激励措施来部署创新，其成本少于边际率。”此外，如果以市场为基础的监管手段产生了收入（如从税收或许可证拍卖），那么这些收入的有效回收可以提高竞争力成果。例如，Andersen等人分析，七个欧盟国家的环境税收都会用来抵消其他减税（如劳动或收入），以找到一个对国内生产总值的中性或略积极的
6、净影响。最后，Lankoski认为，当时的经验证据表明政策监管手段的类型对竞争力的影响和达成的结论与波特和范德林德的观点相似，那就是“监管政策应该力争达到经济和环境的双赢。这表明赞成环境监管政策可以激励创新的说法是毋庸置疑且有预见性的，在一定的过渡时期是有用的，它关注最终结果和经济政策手段，而不是方法”。工业和专利政策工业和专利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作为环境管制的补充，使得公司以最小的成本保护环境。例如，明确的产权创新有助于减少研发溢出，这样便在减缓排放的同时让所有的创新型公司获益。强制许可制度也能促进技术的广泛采用，但需要承担研发投资降低的风险。对研发开支进行财政补贴或税款减免，或许能够让以服
7、从环境为目标的技术革新成为一个很有吸引力的发展策略。Popp提供证据显示：更为严格的环境管制的发布时机，可以影响污染治理技术的专利发放数量。更确切地说，他发现在美国、德国和日本，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标准的严格制定，均导致了相关污染治理技术专利的大幅增加。耐人寻味的是，新技术以间接的方式跨国家转移：之前在其他国家发放的专利不断地被新的专利申请国所引用。Lee等人在2011年也发现了类似的情况，与国外的竞争对手相比，美国所执行的严格的汽车排放标准诱发了本土公司增加专利申请的活动。同样的途径，Dechezlepe tre，Glachant和Meniere审视了技术的国际性转移，例如风能、太阳能这些与减
8、缓气候变化政策相关的技术，发现更为严格的知识产权似乎鼓励了绿色能源技术的普及。培训根据波特假说，提高生产率和竞争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垂手可得的成果，尽管新的技术创新也很重要。因为，尤其是中小企业忙碌的经理们，并不总是有时间或者专门的技术来确定哪些机会是有利可图的。Rochon Fabien和Lanoie（2011）曾调查一个加拿大培训项目的效果，这个培训计划是帮助中小企业通过加强环境保护而提高利润和竞争力。一个环境俱乐部包括1015个中小企业，每个企业执行一个可盈利的防治环境污染的项目。为了支持这项计划，参与企业参加了与环境影响相关的不同主题的研讨会和咨询服务。通过咨询对公司运营进行全面分析和
9、诊断，并给出详细的建议来防治污染、提高商业利润。Roehon Fabien和Lanoie通过检验该计划最初的187个项目得出结论：所有参与的公司都有所获益，既减少了污染也降低了成本。Lyon和van Hoof在墨西哥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组织机构或政府问题如前所述，波特认为组织惯性可能是公司错失既可降低污染又可增加利润的机会的原因之一。在缺乏治理结构的公司更有可能发生，包括在公司所有者和管理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或激励政策不公允。这样的组织惯性或管理的失败，一方面会束缚经理人追求利润最大化目标的能力，另一方面也会扭曲公司的激励政策。环境管制可以通过强迫公司正视生产结构和商业模式来帮助公司克服组织惯性
10、。例如，基于三个案例的研究结果，Arialies和Ponssard认为，波特所设想的潜在利益更有可能由把环境问题作为机遇的公司实现。也就是说，把环境管理融入公司组织流程和管理系统的公司，比仅把环境问题视为遵守法规的一项任务的公司，更有可能实现波特所设想的潜在利益。同样，Burtraw认为，在美国二氧化硫排放配额政策下，环保责任一旦从环境经理转移到财务管理人员，就更有利于公司降低成本，控制二氧化硫排放总量。这些例子说明，组织机构设计对于公司获取波特所设想的因监管政策的设计合理而带来益处的能力至关重要。最近在提高公司透明度和汇报上的尝试有碳信息披露项目（CDP，由投资者引导的非盈利组织，每年为全球大型企业提供详细的关于碳排放和用水方面的申请、报告和广泛的测量）和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一家拥有多利益相关方的非营利性的国际组织。为经济、环境、社会和治理问题提供汇报指南）。随着越来越多的公司使用GRI框架发布可持续发展报告，内部和外部的利益相关方都能更好地比较公司的非财务绩效。这些项目提供了与可持续性问题相关的培训，聘请直接向董事会汇报工作的企业责任人员，并任命具有可持续发展经验的个人进入公司董事会。这表明这些进一步削弱组织惯性的举措，会推动公司抓住更多可能降低成本或增加利润的战略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