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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传统文化，滋养腐败温床 中国传统文化，滋养腐败温床-节选刘工专著中国社会的另类历史中国人喜欢把理想的东西当成梦，而把科学的东西玄学化。例如：中国人的理想不是一种信仰，而是一种说教；中国人的科学态度不是一种探索，而是一种投机取巧。虽然，我们早有嫦娥奔月的神话，但没有人去想过实现奔月的计划，当外族把我们的神话变成现实，我们又找出一大堆理由来证明自己的宏图之志。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而这种特征又是源于儒家思想，在它诞生两千多年的时光里，进而没有一点“科学”的补充，只是被转化为官方意识形态“人学”的正统地位，它与道、佛思想构成中国特有的文化形态。时至今日，儒、道、佛还在统治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
2、主流。儒家思想的鼻祖为孔子，其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是“礼”，所谓“礼”就是教化的政治、社会秩序；所谓道家，最初见于汉代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他说：“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瞻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故而“知变、因变、应变”可谓是道家之特长。而佛教在两汉时期传入中国，它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开始生根、发展和变异，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一部分。这个儒、道、佛“三合一”的思想体系蕴涵着什么呢？它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凝聚之学，讲求内部凝聚力的文化，其基本精神是注重和谐，把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群体、人与
3、自然有机地联系起来，构成一种文化关系；二是兼容之学，兼容并吸纳外来文化，变其为自己的体系；三是经世致用之学，强调的是修身、治国、平天下，力求在现实社会中实现其价值，经世致用是其基本精神。因为，儒、道、佛“三合一”的思想体系几乎都是柔性的，是强调“人”的自我修身，不容他人侵入，不愿接受制约，所以没有一丝刚性的法理。在这种文化形态的社会里，“文化”和“腐败”又搅合成政治文化和官文化。虽然，“文化”的定义广泛，单就“腐败”而言，那又何为腐败呢？科学定义是食品因变质而产生臭气、刺激味和毒性物质的现象；而社会学定义是运用公共权力谋取私人利益的行为。说白了，社会腐败就是变质的政治体系的败坏。就这种腐败而言
4、，中国人个个是咬牙切齿，但也为此津津乐道。民者骂过之后是叹，叹过之后是恨，恨过之后是羡慕；官者说过之后是辩，辩过之后是笑，笑过之后是鄙视。全然是对峙的、不可调和的社会矛盾，但也可在“三合一”的思想柔和下和平共处。首先，我们不妨先看古人是怎样选拔官员的。司马光说：“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何为德？德即道德。按照马克思的理论，社会劳动是德起源的基础，社会分工是德萌芽、生成的关键条件。道德在意识上是约束人的行为，调整各种利益关系，以维系社会秩序德就这样产生了。由此可见，这种“德”重于“才”的观点，似乎代表了中国传统社会选拔官员的基本精神。儒家讲“仁”，何
5、为仁？孔子说：“仁者，爱人也。”简单地讲，仁就是爱人，真心爱人。从论语及孔子的言行，孔子的“仁”还有丰富的内涵的，概括说来，有人格意识、人类意识、人为贵意识及人和意识。因而，孔子“仁”的思想是从人生哲学为起点，然后给“政”下了个定义，并与“仁”的定义合为一种形式，孔子说：“政者正也。”然后进一步言论：“子帅以正，孰能不正？”意思是，政者先要“正”己，要洁身自好，这样天下人都不敢不正了。孔子希望君王、官员能以自我为中心点，揆情度理，从而达到“仁政”的政治理想。中国古代的儒家们在“治”的问题上，崇尚“德外无治”思想，教化人要以德为本，以德为先。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又说
6、：“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意思是希望治国者应舍刑法而重道德。再如，礼记大学中说：“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孔子期望一国之君首先要修身自己的德性和德行，只有以“德”服人，用有才能人的治国，是所谓“修己以安百姓”的愿望。由此，儒家们“政”与“治”的思想，都是从君王、官员的自身出发的，指望君王与官员用仁心德性来掌控国家。因此，“君道”、“官德”，“居官有德”的思想，事实上成为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部分。而对这种政治文化最完整的表述，就是孔子在大学里所说：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一个人的修身、道德培养做起，进而推及到
7、个人、家庭、国家、天下。这种愿望不仅生于儒家，“居官有德”更是赢得了其他诸家的共鸣和推崇。在这种治国思想的感召下，齐国大夫晏婴说：“德厚足以安世，行广足以容众”；战国政治改革家吴起说：“在德不在险，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皆敌国也”云云，都是鼓吹“德”、“仁”、“政”、“治”为一体的治国理念。既然，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对官德这么重视，那为什么官员腐败又屡禁不绝呢？假如，我们从法制史的角度来看，中国古代又并不缺乏“治吏”的相关法律；再从监督实施制度来看，中国很早就建立了与西方完全不同的监察制度和律制。诸如：商汤时期修订的官刑、三国时期的魏律、两汉的盗律、隋唐的开皇律、唐律疏议，即便是隋朝的暴君隋炀帝，
8、他也制订了大业律，而且防止贪污腐败的条文也都应有尽有。随后，宋朝的宋刑统、元朝制订的宪台格例、明朝的大明律、清朝的钦定台规都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完整的一部部监察法典。但这些似乎都没能管得住贪污腐败，相反，好像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贪官污吏越来越多，越来越让世人恐惧。说白了，中国的政治文化就是官文化，且都是儒、道、佛“三合一”的思想传承。纵观中国贪官污吏扎堆的朝代，都是儒家思想统治中国的岁月。在他晚年的时候，他曾对J青讲了中国历史上的儒法斗争，说法家主张中央集权的时候，历代政治家，有成就的都是法家。这些人主张法治，犯了法就杀头，主张厚今薄古。而儒家呢？他们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是厚古薄今的，开
9、倒车的。再看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贪官，他们在犯事之前，都是满口仁义道德的说教楷模，甚至都是儒家思想的推崇者和捍卫者。这种劣根何在？劣根就在于“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的为官思想。其实，这句话并非告诉我们学习好就能做官，官做好了就一定有学问，而是告诫我们学无止境。不管你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只要有机会学习，那就不要放过机会。可是，为官仕途者掩去了“仕而优则学”，仅把“学而优则仕”当成了改变人生、图谋宏志的航标。宋人吕本中写过一本官箴的书，书首即揭示了“清、慎、勤”三字为当官之法，真是其言千古不可易。此书被视为官之箴言。然而，官箴的书也何止吕本中一人所编撰呢。后人曾经把官箴书汇编成集，收有历代为官
10、之箴言百余卷，且有唐代武则天所著臣规、元代宰相张养浩所著为政忠告，但更多的是普通中下层官吏所辑。其形式多为训诫格言、公牍文集、政绩实录、或为三者之综合。这些官箴书，有些借以自律，有些借以律人。其中最早的、具有典型意义的官箴书，是秦人云梦秦简中的为吏之道。从官箴书里大量的为官训诫中，我们可以梳理出中国古代社会官德的主要内容和标准：“十规范”，公、仁、清、慎、勤、忠、孝、信、节、直；“六辩”，进退之辩、穷达之辩、先后之辩、忧乐之辩、生死之辩、义利之辩；“三境界”，先后境界、忧乐境界、生死境界等等。固然，林林总总的官箴书，其文脉类似今天的案例和空洞的劝言，但也常有趋贪原因分析及拒贪方法，真可谓是为官
11、者的智库。既然，中国官文化如此强调官德，那为什么中国历史上却有那么多贪官污吏呢？为什么更有一些有德性的清官，他们的命运又常常是痛苦不堪的呢？原因自然是一个“圈子”的问题。故而，孟子说：“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因为，中国的政治文化具有说教，自己却又难以修得正果的高度，凡人自然也就把这种文化当成污溃的游戏。当然，圈子里的人不会认为这是污溃之场，相反，因为有一套完美的文化外衣裹体，所以使得中国的官文化既不与时俱进，又无法彻底摧毁。即便韩非子提出“明君治吏不治民”的思想，以及他的治吏“七术”：“一曰众端参观，二曰必罚明危，三曰信赏尽能，四曰一听责下，五曰疑诏诡使，六曰挟知而问，七曰倒言反事。”也没能抗
12、的过儒家思想。单以明朝为例。在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有感于元末官员腐败而激起民变的教训，他特别强调吏治，开创性的搞了都察院。都察院下设六科给事中，成为六个独立的监察机构。地方又设十三道巡按御史，各省提刑按察司，同时设督抚，形成从中央到地方的三重监察网络。朱元璋说：“奈何胡元以宽而失，朕收平中国，非猛不可。”甚至认为：“天下诸司，尽皆赃罪”。他用严刑酷法来惩治贪污腐败，杀了不少贪官，且法外用刑不断，采用了“剥皮宣草”、“炮烙”、“钩肠”、“凌迟”等酷刑。即使是这样，中后期的明朝，也同元朝末期一样，整个大帝国还是深陷于官员腐败污溃的泥潭中，以至最后灭亡。不惊要问，靠道德自律治不了腐败，用严刑酷法也不
13、管用，那么有什么法子管用呢？几千年的历史告诉我们：这是政治文化的结症。因为，中国传统的官文化对官德过分强调，使得官员作为公众利益代表的“法”职被忽略了。即便是严刑酷法，但政治文化的思想体系没变，只要严刑酷法一旦松懈，腐败就会报复性反弹，其政治文化还是污溃不堪。正因为中国文化对官员道德自律的过度信任，必然会导致“制度性”约束与激励机制的效率颓废，才培植了官员腐败的温床。正如现在的政治思想灌输、道德品质教育、监察制度上墙等一系列机制，都敌不过官文化的浸泡。这也正是官文化的传承和“学而优则仕”的仕途成本所致，让入仕后的人自吹“居官有德”，淡化了“法”的刚性。再如，每当一个朝代开国之初，执政者都有感于
14、前朝的覆灭起因为贪腐，往往都力主反贪，渐而到中期则开始松弛，到晚期则几乎不再反贪，使得官员腐败的花招与时俱进，最终导致人民起来自发反贪，直至推翻一个腐败的王朝。唐太宗李世民初做皇帝时，他曾号召官员保持廉洁，自己也以身作则。据说，李世民初登帝位时，他只有一间正房是用瓦盖顶，其余屋顶都用草屋子。当时的官员也都非常清廉，魏徵等大臣家里连一间正房都没有。但到了晚年，李世民渐渐疏于朝政，朝廷又对官员的监察制度也随之流于形式。而之后的元、明、清、民国等各朝各代的反贪历史，也大致如此。纵观历史，中国历朝历代对官吏监察的根本目的，不是伸张“民”权，而是为了维护君权。虽然，孟子早在两千多年前就说：“民为贵，社稷
15、次之，君为轻”等等，但两千多年来，从来就没有一个时代有过真正的民主、民权理念。即便孙中山倡导的“民主，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最后也被“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所代替。回看中国历史上的反腐败，几乎都是一个在君权领导下，自上而下的行政过程，是由当权者决定何时反腐，甚至反到何种程度的问题，而不是一个由民众参与、自下而上、伸张民权、抑制君权与官员特权的过程。这与西方政治文化中建立在“制度化”的民主，与平等观念基础上的监督体系是完全不同的。因而在中国，当一个腐败的政府被推翻，重新建立一个新的政府，即便是解恨烧了前朝的宫殿，歇斯底里的骂前朝执政者的昏庸，再怎么撰写前朝的腐败历史，若不能建立一个民
16、主的，重民权理念的政府，依旧会同倒覆辙。历史已经证明了改朝换代都是源于腐败的重要根源，这一点，史书早已为后人铸造了一枚钢印。顺枝看叶，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其家长制的思想又是尤为严重。从古到今，父母是孩子的家长，官员是百姓的家长，自上而下的官阶，使得官员们对上唯唯诺诺，对下趾高气昂。而在中国的许多贪官中，他们绝大多数也曾是穷苦人，是被欺压的群体，当他们削尖脑袋当了官员，就成了老百姓的家长，从而会不顾一切得贪腐。就像理所应当，根本没有一种公共权力的意识。因为，他们当老百姓的时候，见过家长的样子，也见过他们家长对村长、村长对乡长、乡长对县长、县长对上一级级的为官之道。所以，潜意识的效仿和体验做家长的风光，也是代代相传的文化。这是中国文化培植起来的官文化，是闻其臭、听其仰、看其恨的文化怪圈。人人也知晓，官场也就成了一个大舞台，大社会，其中的各种关系
